鉴定，其玉石质地、色泽、透明度等都与良渚文化的玉器较为相似。地质学研究发现，环太湖地区的天目山脉、宜溧山地、宁镇山脉及茅山山脉，都具备生成小梅岭透闪石的地质条件，由此可推测良渚时期可能存在丰富的软玉矿藏。同时，考古队在靠近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的江苏省丁沙地遗址，以及集中在天目山余脉大遮山地带的浙江省塘山、吴家埠、杨墩等遗址中发现了对玉器进行粗加工的作坊，再结合古籍中称西天目山为“浮玉之山”的记载，也都从侧面印证了良渚文化玉器采自环太湖地区山脉的推测。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小梅岭等山脉距离良渚文化遗址群还有一段距离，所有玉料都从小梅岭运输的可能性不大，推测更近距离内可能还有玉矿未被发现。但就近取材的判断基本得到专家的认可。
出神入化的治玉工艺
解开了原料之谜，那么由这些原料制成的玉器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工艺水平？
在上万件出土的玉器中可以看到：大如直径超过26厘米的玉璧、小如宽度不足0.2厘米用于镶嵌的玉粒，边缘都被打磨得平滑圆润;通过双面管钻钻孔技术，可鉆出高49.5厘米的中空玉琮，以及壁厚仅1—3.5毫米的半环形玉器;汇观山遗址2号墓出土的琮式镯，宽仅3.5毫米的凸棱上刻着12条细密的凹弦纹;反山遗址出土的泡珠呈正球形，通体浑圆光润……可见，良渚人已经熟练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磋切成型、管钻成孔、纹饰琢刻、研磨抛光等治玉工艺。
在金属工具尚未发明之时，良渚人如何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他们使用怎样的治玉工具？这些都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
《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新石器时代的治玉工艺之中，“石”是最重要的工具。此中的“石”是一种被称为解玉砂的材料，即质地坚硬的矿石细砂。它广泛应用于解料、磋切、钻孔、琢刻、研磨等环节之中。在江苏省寺墩遗址挖掘出的玉璧上，就有一层粗砂粒存在，其中40%的成分为黑石英，这应该就是良渚人使用的解玉砂。同时，在丁沙地、塘山发现的玉器作坊里出土了一批形态不一的砺石，也应该是良渚时期重要的磨玉工具。
根据考古资料研究，有学者认为，良渚人首先使用麻绳、兽筋等带动解玉砂来对玉料进行线性分割。对于需要钻孔的玉料一般采用实芯钻和空心管钻两种方式，孔洞较小的璜、锥形器等采用实芯钻，琮、璧等孔径较大的玉器则采用空心管钻。相对于单面钻孔，良渚人更偏爱两面钻孔，一方面可避免单面贯通瞬间的摩擦力过大造成孔洞附近迸裂，另一方面，也可减轻阻力，提高钻孔效率。在研磨环节，良渚人一般以解玉砂为材料，如要制成圆球形的玉珠，一般先将玉料敲击成近球形，再装入放有解玉砂的袋中进行揉搓，直到最终成型。
在雕刻方面，良渚玉器的阴刻工艺可称得上鬼斧神工。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的几件玉器上雕琢有高3厘米、宽4厘米的“神徽”图案，图案中刻满了繁密纤细的线条。尤其是在高8.9厘米、重6.5千克的“琮王”（良渚文化玉琮之首）上，1毫米的宽度内就刻了四五条细线，这些阴刻线平均宽度不到0.2毫米，最细的甚至不足0.01毫米，其雕刻之精、难度之大令人惊叹不已。
良渚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琢刻出这些细密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是用钻石或高硬度燧石、水晶等制成的工具，也有学者根据瑶山等遗址出土的鲨鱼牙齿，认定良渚人是以此作为刻刀。说法众多，不一而足，对于今人来说，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由于玉器上琢刻的图案多为象征神灵的“神徽”图像，所以有专家认为琢刻工艺很有可能是与其它环节分离的，不交给普通玉工制作，而是作为机密，仅为少数显贵者阶层垄断和掌握。
巫政合一的用玉制度
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良渚文化区域内不仅发展出了治玉等卓绝的手工业，社会制度也在发生激烈的变革。不同成员与部落在社会分工、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不均衡，導致成员之间平等的关系被打破，社会上开始分化出不同的等级阶层，拥有更多财富与更强实力的首领及其家族成员，跃升为显贵者阶层，统领和管理整个群体，并享有众多特权。良渚文化也因此由氏族向国家的形态演化。而深受良渚全民崇尚与喜爱的玉器，也因此沾染上王权的色彩，被赋予了区分佩戴者身份、权力及地位的社会功能。
对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器的研究表明，显贵者墓葬与平民墓葬在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体量、工艺等方面呈现出很大差异。平民墓葬中一般只有少量零散的锥形器、坠、管、珠等小件玉器，至于琮、璧、钺三类祭祀重器以及琢刻纹饰的大件玉器则都为显贵者墓葬专有。
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在余杭瓶窑镇反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期发掘，在66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葬11座，出土玉器1100余组（套），单件计3200余件，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由于墓葬等级极高，故反山遗址有“王陵”之称。其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体量较大、雕刻精美。被赞为“钺王”和“琮王”的良渚文化玉钺、玉琮之首，都出自反山遗址中的12号墓，此墓的墓主也被推测为良渚的最高统领。可见，在五千年前，良渚就已形成了规范与严格的用玉制度，这是后世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明具有代表性的特质之一。琮、璧等玉器更是传播广泛，成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玉礼器系统中的重要构成。
良渚文化区域内的显贵者阶层为何选择玉器作为“别尊卑，明贵贱”的标志？除了玉被认为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且质地温和润泽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史前时期，玉是巫与神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玉器鉴赏专家杨伯达曾言：“‘巫—神—玉’的整合关系，已不是某一种单一的宗教活动，而是牵动史前社会诸多社会环节的总枢纽……巫以玉事神并下达神的旨意，以维系全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可见，“以玉事神”是史前社会宗教礼仪活动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良渚文化中，“以玉事神”的玉通常是琮、璧等，上面要琢刻典型的“神徽”纹样，即神人兽面复合图像：上部为神人，由浅浮雕的人面羽冠和阴线雕刻的双臂构成，神人面部呈倒梯形，头戴冠羽，重圈眼，鼻子如卷云状，张口龇牙;下部为兽面，由浅浮雕的兽面和阴线雕刻的利爪组成，面部上有圆形眼眶、宽鼻阔嘴，嘴边外伸两颗獠牙。神人方正凝重，兽面凶猛威严，画面凹凸交错、主次分明，油然而生一股神秘的气息。
这幅画面代表怎样的含义，答案如今已不得而知。也许，这是良渚人想象中的神灵形态;也许，比例夸张的眼睛象征良渚人希望通过双目，窥见自然界的奥秘;也许，神人对兽的驾驭代表良渚人征服自然的渴望……种种猜测，难言对错。
我们看到，在良渚文化存续的一千年间，或繁或简的神徽图案一直贯穿其中，虽然稍有变化，却始终不离其宗。而雕琢了神徽图案的玉器作为巫与神灵沟通的载体，成为显贵者垄断神的形象和祭祀神的权力的重要途径，以此加强统治阶层的威望，实现巫与政的统一。玉，作为礼器，与神权和王权的关系也愈发紧密，由此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绵延数千年的不朽传奇。
五千年前的良渚部落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却将那些遗失在史前的神秘文明传续给后世。夏朝承接自良渚的部分礼玉造型、商周青铜器上演变自“神徽”图案的饕餮纹样、延续千年的以用玉制度为代表的规范礼制……无论是造型、纹饰、工艺、美学，还是丰富的精神内涵，良渚文化玉器都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与丰富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它的辉煌不仅在中国玉文化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我们看到来自史前的文明之光闪闪辉映不息。
（本文部分图片由良渚遗址管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