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经和汉字架起了佛教与书法之间的桥梁。静琬首开房山云居寺刻经之先河，在我国佛教历史和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静琬的刻石书风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揭示了其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与其他刻石书风相比及当时环境的影响等，使我们认识到其形成的因素不是偶然的，是体现在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和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之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佛教与书法在相互影响、互相借鉴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静琬 房山石经 刻石书风
我们知道房山云居寺因珍藏佛教大藏经而著称于世。因石刻佛经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又藏于石室之中，固有“北京敦煌”的美誉。有关房山石经和静琬世多论评，但是从书法角度来谈的都是一带而过，没有详论，认为其刻石书法风格没有明显的特征，好似北朝以来刻石书风的附属品。其实不然，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试图从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角度对房山石经刻石书风做一论述。
一、关于静琬
静琬（公元？—639年），又名智苑，隋代智泉寺法师，是房山云居寺及镌刻石经的创始人。关于他的身世和事迹现已不可考证。
有关他发愿刻经文献分别记载于：
1.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吏部尚书唐临著《冥报记》：幽州沙门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来灭。即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肖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①
2.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记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贞观《大涅盘经》成。②
3.清代孙星衍、邢澍合著《寰宇访碑录》中记载：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幽州节度使刘济撰写的《涿鹿山石经堂记》有静琬刻经记录：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至国朝贞观五年，涅经成。③
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静琬刻造石经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至唐贞观十三年，他的事业不仅得到佛教信徒的支持，同时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资助。
二、关于产生的历史背景
1.刻经缘起 在我国佛教史上，先后出现的“排佛毁经”事件，使佛教经卷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发心造石经，以备法灭”是广大佛门弟子保存佛经、延续佛教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恐一朝磨，纸固，琬为护正法，刻造石经……”④ 刻经大意：经卷一旦被毁，静琬刻造石经，保护佛法。这就是静琬刻经的初衷。从静琬发愿镌刻石经起至明代末期，房山刻经大至经历了四个时期。
2.优越的地理位置 我们知道隋唐五代时期对北京所称不同。隋为涿郡，唐至五代为幽州。这里是华北地区南接中原、北通塞外的门户所在，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北方重要的佛教中心。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七十五公里处的太行山脉大房山麓的白带山下。因山巅常有大量白云环绕而得名。这里北据幽州，南临涿郡，远离市区，风景秀美，并且有丰富的汉白玉矿藏和与此为生的石雕工艺家族。这些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3.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隋唐统一时期，幽州城是北方的商业贸易中心，并有相对独立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发展工商业同时，农业种植业与养殖业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地人民利用永定河水灌溉千亩良田，改变了原有生产模式，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4.佛教传播的浓厚氛围 隋唐一统天下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后统治者又大力倡导佛教。同时受中原佛教之风的影响，幽州地区的崇佛、信佛的风气日渐普及，佛教信徒不断增多，佛教寺院相继建立。据记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94年），范阳（即涿郡）居士卢景裕请来当时著名的高僧灵裕来此讲法，听者千人。而卢景裕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卢植的后人。卢氏家族是名门望族，以书法传家，尊繇为师。在当地设私塾家学，多传授儒家与佛家思想，追随者众多。
三、关于刻石书风
1.当时的书风 静琬刻经之初，已是隋代统一国家政权之时。大隋江山虽然只有37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短短的30多年历史进程中，其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虽然不及两汉、唐宋那样显著，但是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所占的历史地位却是十分重要。这一时期书法风格，是楷书艺术由魏晋时期的起步到唐代成熟发展的中间环节。它同时又分“魏碑”和“唐碑”两大体系。近魏者多来自北朝石刻造像题记和墓志影响；而近唐者的书风受南朝风格影响脱离了北朝碑刻形式，与初唐风格相近。我们知道书法艺术的笔法至楷书而大备，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楷书艺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康有为称：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利之风；隋碑风神疏郎，体格俊整，大开唐风。⑤ 我们从整理出来的“大隋大业十二年石函铭”“唐武德八年题记”“贞观八年静琬题记”及《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拓片来看，在楷书风格上与同时代保持一致外，仍存魏碑余韵。
2.静琬刻石书风的艺术特色 静琬镌刻石经采用的是楷书。分题记和经文两种形式。
题记是一种文体。在静琬的刻经题记中是对所刻石经做简单介绍或著文抒怀。
（1）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石函铭（插图1）。青石质，长宽各30厘米，通高24厘米，盖顶刻文每行各为6字，共36字。盖顶面完好，有界格线。
大（）隋大十二年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住持永劫。⑥
此盖顶刻文为方形布局。起笔处皆以露锋为主，字形结构庄重严谨、方俊沉雄。且能左右呼应，携手合群。
（2）唐贞观八年（634年）静琬镌华严经堂题记（插图2）。青石质。碑版高27厘米，宽57厘米，此残石分前后两段。前段石面为9行，每行为8字，存字为69字；后段为8行，每行8—6字不等，残石面存字45字。
□□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惠眼，出里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明。咸闻正道。□□□□乃至金刚，更□□□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匆辄开，贞观八年岁次甲午六月乙卯十五日巳□。⑦
此碑原石镶嵌于第八洞洞门上方，该题刻笔画疏朗清劲、精整洒脱、结字精妙，给人以沉着痛快，潇洒张扬之感。分布自然巧妙，字与字之间互不排斥，而且相交生辉，相得益彰。试想能把心中的构想，通过刻刀与石头所产生的点线之美，来显现于碑版之上，如果没有长期磨练的手上功夫是不可能实现的。“书贵瘦硬方通神”静琬所镌刻的佛经，正是通过“瘦硬”“通神”的力来表现书法艺术之美。这件题记鉴于《元倪墓志》与《元怀墓志》之间，从中我们能看到唐代初期楷书的规矩与法度化之势态。而此题刻中的刀法完全可以准确地表现出笔法，在起笔处皆取露锋，行笔畅快，使转灵便，折柔弯劲，顿挫内隐，收笔时随意而适度。在强调笔划运行过程中，即伸展外拓取势的笔划，中宫紧收；又四面放射，势如飞燕，并略具行书笔意。如“惠”“正”“为”三字的点划之间的连带关系。其中个别字又类似北魏墓志中如字中的字框和字中的字旁等。
在第五洞中，《妙法莲华经》共刻75半石（插图3）。碑高2.80厘米、宽1.97厘米，为青石质，单面镌刻。其中前十二块碑版字迹完好，其余都以风蚀。此碑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整体设计意识强，注意字体之间的谐调。镌刻前在碑版上打好界格。《妙法莲华经》第一块碑版为26行，每行37字。余者也控制在24行至27行之间。字数在37字左右。
（2）碑版为楷书镌刻，中锋行笔稳重，以藏锋为主，藏露结合。字势纵向伸展，方中寓园。横画收笔处，不做重顿。如“一”“千”“不”等结构特点极为突显。这些结字特点与唐贞观六年（632年）已75岁的欧阳询书丹的“九成宫醴泉铭”有相似之处。这一时期是欧阳询书法艺术创作的高峰期。我们知道他由隋入唐，是初唐书家的代表之一。代表这一时代所形成的风格，必然有一定数量的效仿者。在当时的北方，特别是资讯非常便捷的幽州地区，对欧阳询书风的借鉴与传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章法布局注意结字特点，形成了意密体疏、强化主笔视觉效果。如“复”“利”“己”等。
（4）在文字方面，简体字和俗体字由于书写的原因，在字体的结构方面出现差异。如“乐”“无”等。
《妙法莲华经》整体风格谐调自然，书风与华严经堂题记相同，可以说它是房山石经刻石书法风格的代表之一。
3.与响堂山、蜗皇宫刻经不同 河北邯郸响堂山、涉县蜗皇宫与房山云居寺为百里之遥，它们是北朝时期大规模刻经的前奏。其镌刻形式是把整部佛经直接镌刻于石壁之上，满壁琳琅，室壁相连，壁室相接。其长处是与自然相容，合二为一。不足之处是受自然山石形式的限制，随形就势，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刻石书体为隶楷书体；而房山碑版刻经则是把经文镌刻在经过设计好的青石板上。规格统一，有的是单面，有的为双面。自然灵活，方便简捷。这样即便于存放，又利于拓印。其中单面的经版被嵌入墙壁之上。而双面的经版被存入石室中。所采用的书体为楷书。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静琬刻经书法艺术风格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北碑，二是写经体，三是欧阳询，这三个方面恰好构成一个重要的有机整体。
先看北碑。在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因当时未受到南朝立碑禁令影响，加之佛教相关刻石风气的盛行，所以在民间流行立碑刻石之风。在北魏，可以说是魏碑的天下。其表现形式则追求秦汉时期雄健、质扑的艺术风格。它是由正楷字体加以美化塑造后，而形成的独特字体“魏碑”，从而也以此形成了北朝碑刻的统称。而在隋代石刻楷书较多，从字形到书风均受到北朝和南朝楷书风格的影响。所以清代叶昌炽认为是：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⑧ 静琬是否对北碑下过功夫临习，我们无从考证。但我们从出土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石函铭文和唐贞观八年（634年）静琬镌华严堂题记等镌刻题记中看出，其用笔的特点同“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的北碑相近，同样是横势突出，捺笔多挑意。另外，作为佛门弟子、精炼有学识的静琬，主要生活在这一时期，深受这一时期书风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再看写经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对书法的向前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佛教艺术表现语言，写经体的出现就是其中一例。我们从传世的写经作品来看，那些出自佛门中高僧大德和佛教信士之手的佛经典籍，为我们留下了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般来说，书法艺术是一个有动于心的产物，而佛教讲究四大皆空。面对青灯素影来表白对佛陀的虔诚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写经体语言宜于静观，求其心灵的安顿、超脱。所以端庄、秀美不似张扬的楷书便是首选。其平和、含蓄、内敛而不外露的特点与佛家的“空”与“静”不谋而合。而宗教的精神意义又丰富了楷书创作的艺术境界。因此，“心静”才能对世间万物感受更深，理解更透；“心空”才能胸中包容万象，无所不能。由此看来，静琬从隋大业至唐贞观十三年所镌刻的书体风格、样式，即为“写经体”。但是，在隋唐时期的刻经、书丹者中也有一部分为当地的缮写文字的民间书法家。他们在抄写佛经的过程中，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融入了自己的审美习惯。表现风格自然朴拙，意蕴充盈，同样是“写经体”的表现方式之一。或者可以这样说，房山石经是一座民间书法宝库。
最后再看欧阳询。清代查礼在看到房山云居寺隋唐时期石刻佛经后写到：石经洞宽广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叠砌，即隋静琬法师所刻经也。字画端好，有欧褚楷法，无一笔残缺。⑨ 我们知道欧阳询、褚遂良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书法大家，也是隋唐楷书规范化的实践代表人物。特别是欧阳询在晚年（632年）书丹的“九成宫醴泉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而静琬在此两年之后，也就是唐贞观八年（634年）镌刻的华严经堂题记的结字特点与此相同。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明欧、褚书法风格在当时是非常普及的。需要指出的是，范阳卢氏传“钟法”于北方⑩、影响北方书坛也有其中的原因之一。
房山石经刻石书风从整体上看是相对稳定的。以至后来的辽、金、元、明之际，虽然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所刻佛经字体基本上以楷书为主体。就书法而言，房山石经书风的形成融入了隋唐书法艺术的精髓，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受到了时代风貌、审美习惯、民间习俗的影响，因此也极大提高了房山石经的艺术品位，同时在中国书法艺术中融入了经书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说至真至美、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房山石经刻石书风的形成，更多的是受“写经体”的影响，一方面有赖于时代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对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通过对静琬镌刻佛经的认识过程，了解到佛教思想对他影响至深，其刻石书风、艺术表现都体现出他对佛门禅理的认识思想和实干精神，基于这一点，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课题。中国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佛教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每一个时代的书法大家，又多出于佛门。一千四百多年前，静琬首开房山石经先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今天我们来研究房山刻石书法风格和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于佛教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合理借鉴必将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②③⑨ 《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第2页，第2页，第3页。
④⑥⑦ 《房山贞石录》，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2页，第8页。
⑤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809页。
⑧ 叶昌炽：《语石》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⑩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作 者：张 铭，北京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