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庆寒衣分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一个为前线将士和难民募集御寒衣物的机构。作为一个公办的社会振济机构，重庆寒衣分会有它特殊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笔者通过对此制度和机制的分析来探究重庆寒衣征募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重庆寒衣分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寒衣分会；征募寒衣运动
重庆寒衣分会，即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它是全国征募寒衣总会在重庆设立的区域分会，主要负责重庆市和重庆卫戍区的寒衣征募工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机构，重庆分会既具有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兼具社会力量的广泛性和草根性，这两种力量的融合使得它所开展的寒衣征募工作无往而不利。目前，学术界对重庆分会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笔者希望以重庆分会内部运行机制为视角，探索民国时这种公办社会振济机构的发展之路，同时希望为当今我国的社会公益机构运行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重庆寒衣分会成立的背景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于1938年3月颁布《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的颁布，为发动民众运动支援抗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调度失灵，致使前线抗日军队经常要面临装备落后、补给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地方杂牌军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川军出川时仅着布衣单鞋，凉席斗笠，行军途中没有补给站，无法得到正常补给。随着冬季到来，士兵如何御寒就成了后勤补给的头等大事。另外，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难民也逐渐增多。这些难胞在遭受侵略时，不惜毁家赴难，寒冬降临，亟需为他们早筹御寒衣物。
为解决这个难题，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寒衣征募运动，依靠民众力量募集寒衣。1938年9月经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设在武汉，负责为前线将士和难胞征募寒衣。为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人力物力的潜力，“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广州、长沙、南阳、西安、吉安、金华、兰州、福州、屯溪、上海、通化、香港、新加坡等地成立分会。”[1]重庆寒衣分会即在此时成立。
二、重庆寒衣分会的组织建构
重庆寒衣分会是寒衣总会的直属分会，在组织建构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郁的总会烙印。但是总会组织大纲又规定“请各省政府推动组设分会”[2]，即重庆寒衣分会由重庆市政府负责组织成立，这就使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重庆寒衣分会仿照总会的组织制度进行建构。第一，联合办公制。全国寒衣总会由中宣部、军政部、后方勤务部、振济委员会等二十四机关团体代表组成寒衣征募运动委员会，按照这一模式，重庆分会委员会亦由重庆市政府、市临时参议会、市党部、卫戍区司令部、卫戍区政治部、卫戍区动员委员会、市妇女会、市商会、三青团重庆分团等机关组成。第二，相关机构代表大会制，重庆寒衣分会的根本组织原则。重庆寒衣分会是多个机关团体的联合办公机构，有着人力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各机关团体件不默契，不合作，办事效率不高的毛病。为扬长避短，重庆寒衣分会采用代表大会制作为组织原则，即由重庆寒衣分会的各组成机关各推举一名代表作为分会委员共同组成重庆寒衣分会委员会。像刘峙、贺国光、吴国桢、陈访先、、康心如等都是分会的主要委员。第三，推举制，重庆寒衣分会内部选举制度。重庆寒衣分会领导班子——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推举产生。1939年刘峙出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9月15日即被重庆寒衣分会委员会议推举为主任委员，同样市长贺国光，党部主任洪兰友，三青团重庆支团部主任陈介生，卫戍总部政治部郭主任一予、市商会温主席少鹤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推为常务委员。1940年8月29日重庆市各界征募寒衣运动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主任委员，市政府、市党部为副主任委员；市参议会、市总工会、市商会、市妇女会、卫戍区总动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为常务委员。”[3]同时，重庆寒衣分会的办事机构——正副总干事、三组正副组长——亦由推举产生。在1939年，“推举卫戍总部政治部赵冠先为总干事、市党部周德候为副总干事。推举市政府、市动员委员会为总务组正副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全国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为征募组正副组长，卫戍总部政治部、市党部为宣传组正副组长。”[4]1940年，“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市党部为正副总干事；市动员委员会、市党部为总务组正副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部、妇女慰劳总会分会为宣传组正副组长；市参议会为征募组正组长；市商会、市总工会、银行公会、市妇女会、卫戍区动员会、社会局、警察局为副组长。”[5]
全国寒衣总会通过每年度的征募寒衣运动计划对重庆寒衣分会的工作施加影响，例如总会制定出征募期限、征募办法、征募原则、各分会分担数目以及分配和运输的办法后，分会即以此为蓝本，制定出征募寒衣运动实施办法。1938年度和1939年度重庆寒衣分会所负担的征募任务分别是寒衣代金20万元和30万元，在制定征募计划时，就以此为最低标准进行征募，最后分别募得40多万元和50多万元的寒衣代金，征募成绩甚佳。但是，在制定征募计划时，重庆寒衣分会并不是没有任何自由权，它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灵活操作。以1940年征募运动为例，当年度总会给重庆分会下达的征募任务是寒衣代金50万元。但是重庆当时作为战时首都，自1938年以来饱受敌机轰炸之苦，在1940年时，重庆市政府上请蒋介石批准征募被灾难胞寒衣代金50万元。考虑到重庆寒衣分会本身就有为难民征募寒衣的职能，因此重庆市政府决定将两项寒衣代金交给重庆寒衣分会合并征收。最终重庆寒衣分会募得寒衣代金92万余元，这笔资金中有56万余元用于为重庆市被轰炸难胞购置棉衣被，上交给总会36万余元。
三、重庆寒衣分会的运行机制
由于重庆寒衣分会是一个联合办事机构，各单位之间互相掣肘很多，如果没有合适的运行机制，很难发挥其功用。基于此，重庆寒衣分会形成了常委会负责制度、会议制度和会议决议执行督促制度来保证分会各组成单位可以协同工作，共同推进寒衣征募运动。
常委会负责制度。重庆分会委员会组成之后，由委员推举产生六至九名常务委员、一名主任委员和两名副主任委员，负起分会的领导职能。首先，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的产生是看其能否对重庆分会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或者说能否使寒衣征募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因此，常务委员多由重庆市党政军要人担任，像刘峙（重庆卫戍区总司令）、贺国光（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重庆市市长）、洪兰友（重庆市党部主任）等人都曾担任重庆分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刘峙自1939年始一直到重庆分会解散一直担任重庆分会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这些党政军要人担任重庆分会的领导职务，不仅能起到号召的作用，更能令重庆分会各成员机关首长畏服，不敢对重庆分会的命令阳奉阴违。其次，重庆分会常委会对寒衣征募运动的领导还体现在决定重庆市征募寒衣代金具体数额和办公经费上。在历次寒衣征募运动开始之前，全国总会会确定每个分会所担负的寒衣代金数额，但是各分会的具体征募额度则由各分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决定。以重庆分会而言，1940年所应担负50万元的寒衣代金数额，但因重庆被轰炸难胞须要振济，故当年度重庆分会常委会“决定征募100万元，以50万元慰劳前方抗战将士，50万元救济本市被难同胞。”[6]由于重庆分会不属于重庆市政府常规的办公机构，因此重庆市财政预算中并无重庆分会的办公经费。是以每次寒衣征募运动开始后，都会由重庆分会常委会议决本年度办公经费的筹措办法。1939年重庆分会的经费“暂定1000元”[7]，并由相关机构分摊；1940年重庆分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本会经费暂定6000元”[8]，并制定筹措办法。
会议制度。重庆分会的运行主要是实行会议制度，会议召开的时间主要集中于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寒衣征募运动期间。会议报告制度和会议讨论制度是会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报告包括会议主席报告和分会工作报告，前者是会议主席对会议的期待，在1940年重庆分会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会议主席刘峙对各参会委员提出“集中讨论、积极工作、不管轰炸”三点希望；[9]后者则主要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报告，如重庆分会1940年工作总报告书[10]，是对1940年重庆征募寒衣运动工作的总结。会议讨论的内容则涵盖重庆市征募寒衣运动的方方面面，大到讨论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办法、重庆分会委员会组织方案，小到确定办公时间、办公地址。正是会议讨论制度的存在，使会议真正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总而言之，会议报告制度可以使人们从整体上对寒衣征募运动进行了解，而会议讨论制度则可以管窥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因此这两种制度可以说是会议制度的精华所在。
此外，重庆分会会议制度下固定的三种类型会议是：重庆市各界征募寒衣运动筹备会议、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委员会会议和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筹备会议在寒衣征募运动开始之前举行，委员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则与历次寒衣征募运动相始终。这三种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很多都与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的制度方针有关。以笔者所搜集到的73项议题为例，其中26项是制度、办法类议题，如议决重庆分会人事问题、讨论重庆寒衣征募运动的办法以及寒衣征募奖励办法等；5项是讨论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所募捐款的分配问题；5项是讨论分会经费问题如何筹措和核销；3项是关于征募手续如何履行的指示，如寒衣捐册如何处置、关防印信在征募结束后如何缴存等；1项是对如何执行蒋介石手谕的讨论；其余33项议题则是与重庆分会附设购置委员会有关。筹备会议、委员会议和常委会议不仅是固定召开的会议，而且会议内容直接指导着寒衣征募运动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三种形式的会议是会议制度得以存在的支柱。
会议决议执行督促审查制度是为完善会议制度而设立。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对于重庆分会的兄弟单位而言，分会会议决议是以“函”的形式送达的，不具有约束力。1939年重庆分会会议决议通过的寒衣征募办法中有“发动本市各房主捐献十月份房租收入十分之一作寒衣捐款”[11]的内容，为征募房捐，重庆分会给市财政局发函，“为奉命征募寒衣，函请查照代扣十月份房租十分之一，为作寒衣捐款，并派本会总务组长徐克年前来，请予赐洽”。但结果财政局拒绝办理，“仍由贵会另行设法征收，顺利进行。”[12]对于这种拒不执行决议的机关，“函”是约束不到的，这就需要“令”。变“函”为“令”是重庆分会会议决议执行督促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1939年重庆分会第一次常会议决通过《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征募办法》，并发函给各单位知晓。办法中有一项是“发动全市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分向各党政军警机关或其他方面征募”，也就是向各单位职员征募。该项决议被提交到重庆市政府第二十次市政会议上讨论，并议决“其薪俸在五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但不得不捐，在五十元以上者，按一日所得捐助，愿多捐者听，各局一律依照此项办法汇缴本府以便转送。”[13]市政会议决议下发给各局就是以令的形式。
其次，就重庆分会内部各部门对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言，分会也有相应的检查制度。第一是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审查，重庆分会会议程序中有一项是“报告事项”，其中就有各组工作报告，通过各组的工作报告，由委员会或常委会对各组工作进行评估；第二是通过组建审查小组进行审查。1941年6月20日重庆分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有一个议题是对“本会所用经费计国币八千九百九十三元六角七分请付审查公决核销案。”会议议决组建以陈访先为审查组长，吴国桢、向蜀渔为审查委员的审查小组进行审查。[14]通过这种对内对外的督促审查制度，重庆分会的会议决议在一定程度上被重视，被执行，重庆历次寒衣征募运动能取得佳绩，督促审查制度贡献不小。
四、重庆寒衣分会的贡献
重庆寒衣分会领导并组织了重庆市的寒衣征募运动，一共组织了四次寒衣征募运动，其中前三次是为将士和难民征募寒衣，最后一次是为难民征募寒衣。四次寒衣征募运动，仅有据可查的就募得180余万元寒衣代金，尤其是1940年第三次寒衣征募运动，共计募得92万余元，是历次征募中最高成绩。更重要的是重庆寒衣分会在这次征募后组织了救济重庆被轰炸难胞的活动，共“计购棉被五千床，衣服一万零二十八套，棉大衣三百二十件，棉花二百石”[15]，分发给重庆市和重庆卫戍区九县难民。
重庆寒衣分会所组织的寒衣征募运动，不仅汇集了重庆的人力物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而且进一步促进了重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提高了思想觉悟。寒衣征募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族抗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重庆分会将抗战与捐献寒衣紧紧联系起来，“多捐献几件寒衣，多杀几个鬼子的头颅！”[16]日本侵略者非我族类，侵略中华民族，就应该坚决的予以打击。重庆分会的这种宣传方式虽然直白，但却是最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民族意识。据1939年《中央日报》报道“日前渝市征募寒衣分会，收到擦皮鞋某工友血汗所得十余元，全数捐作寒衣；又有某邮务工友将其积蓄30元慷慨捐献。”[17]对于自给尚且困难的底层民众来说，他们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支援国家，不仅体现了他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表明重庆人民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先顾大家后顾小家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153，目录号0001，案卷号00020，实际页号84.
[2]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153，目录号0001，案卷号00020，实际页号84.
[3]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41页.
[4]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38页.
[5]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41页.
[6]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43页.
[7]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38页.
[8]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43页.
[9]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42页.
[10]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50页.
[11]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53，目录号0030，案卷号00011，实际页号59.
[12]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64，目录号0008，案卷号01040，实际页号4.
[13]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64，目录号0008，案卷号00112，实际页号22.
[14]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60，目录号0001，案卷号00684，实际页号136，137.
[15]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60，目录号0001，案卷号00684，实际页号103.
[16]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全总号0053，目录号0013，案卷号00087，实际页号19.
[17]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