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在于开拓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角度、形成新的观点。本栏目长期致力于中国侠文化研究的创新，多年来尝试从新领域、新角度、新观点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领域来看，游侠历史、武侠小说、武侠影视，尤其是在武侠小说领域，对民国武侠小说和2l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致力尤多；从角度来看，既有文学研究，也有历史研究，还有文化产业、跨文化传播等综合研究；从观点来看，不仅提出了诸如“大陆新武侠”等新概念且得到了广泛认可，也提出了对金庸小说的质疑及“后金庸”话题等等，更在深、细的层面进行了不同领域和角度的广泛探讨。本期栏目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在领域、角度和观点上力求创新之作。金庸小说含蕴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学术界对儒、墨、道、佛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法家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韩云波教授提出“新法家文化”来阐释金庸小说的文化历程及其归宿，并以《明报》社评为佐证，不仅在观点、角度上有所创新，在材料上也有所创新。在此不妨稍作延伸。如果说旧法家文化以“法、术、势”为核心，新法家文化则是“自由+法治=稳定+繁荣”，是站在现代性高度的先进文化形态。从新法家视角来看，明末督师袁崇焕之死，固然是冤案；而袁崇焕滥杀皮岛总兵毛文龙，又何尝不是枉法。也许正因如此，《碧血剑》就成了金庸的一个难题，两次修改都大动干戈而最终效果仍不显著。过去从儒家文化角度不好理解，而从新法家文化角度来解释，也许就可更加圆融。孙金燕博士长期研究武侠小说的“述真性”问题，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本期刊出她的新作，以格雷马斯符号学为理论基础，结合1930年代新文学家对武侠小说的批评，有效论述了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也是一篇创新之作。学术需要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也是中国侠文化研究得以不断深化发展的生命。
摘要：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一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金庸小说；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法家；新法家文化；成法；变法；自由法治
中图分类号：1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90-14
金庸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以现代性的眼光进行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表现，这已得到学界共识。但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考察的维度还是在内涵的构成上，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研究者往往取其一隅，从而导致了某些遮蔽。本文试图从一个前人尚少论及的角度进行新的解读，以此为金庸小说的文化解读提供进一步深化的借鉴。
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的既有武侠模式称为“成法”，金庸小说以儒家文化为起点，经过对不同文化形态的探索，最终走向了法家文化。法家文化的核心是“变法”，本文将侠在儒、法文化的矛盾统一中的“变法”归纳为三个层面、两大境域、三个阶段。金庸的“变法”思想在1980年代初对香港出路发表的系列社评中得到了印证，并进一步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自由+法治=稳定+繁荣”。本文的结论是，金庸小说所探讨的法家文化，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文化，而是中西合璧的现代性的法家文化，是一种“新法家文化”，这为探求人类文明的未来与人民大众的福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也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金庸小说之“成法”：从儒家走向法家的文化轨迹
15部金庸小说，构成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探索的完整链条，学界对此已高度认同。金庸小说的经典文化模式，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对诸子及三教文化的全面观照中，形成了“侠之大者”的经典命题，进而成为中国现代武侠文化的普遍和基本的“成法”，也由此奠定了金庸“武林盟主”的崇高地位。但是，经历了中国内地“大跃进”以及中国香港“逃亡潮”及“香港式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金庸，开始对这一“成法”进行清理和深化、反思与质疑，最后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向了“变法”，并在80年代前期形成了金庸本人的现代“法治”观。
金庸试图以武侠理解历史，以潜在的亚文化映现主流文化，他首先从映现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经史子集四部中，分离出经史维度和子集维度，将侠的属性归于诸子，进而分析侠的行为和伦理特征。在侠的诸子维度中，横向是儒墨、儒道、儒佛三种文化，纵向是显学、三教合一、自由法治，其历史逻辑发展的结果，最后必然导致“变法”。
（一）两个维度：宏观视野的经史维度与子集维度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经部是官方主流文化，史部融合了正史与野史两种文化因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互补记录，子部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所在同时也是传统小说的寄身之所。集部是文人学士的主体创作因而反映了文化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四部又综合而成为两个维度：一是经史维度，古典传统本有“六经皆史”之说，可以作为史文互动小说传统的延续，寄托了作家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民族既有传统的看法；二是子集维度，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知识人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与别释。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分析中，大致也存在着经史和子集两种分析维度。
就经史维度而言，金庸小说文化观念的逐渐形成，组合成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形态等级序列。敬文东总结为“四重世界”，即正史世界（儒道互补）、野史世界（杨墨互补）、佛禅世界（佛道互补）、流氓世界，以此作为阐释金庸小说创作历时发展的内在文化逻辑，也是观照金庸小说的总体框架。这一阐释框架揭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动力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过程，代表了必然陈腐的传统文化的最终走向，正如作者最后的结论所说：“韦小宝的大团圆正是金庸在创作上的大团圆，也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流氓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的现实方向。中国文化向来号称博大精深，却在深入思考者的眼中露出了它可笑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