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图像题跋主要是以人物画像、刻像、雕像和塑像作品和相关活动为题材而创作的诗文作品，属广义题画文学范畴。虽自南朝时期尤其是宋代就陆续有人以屈原及其作品创作图画作品，但就图像题跋整理研究而言，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文章仅以具有贬谪文化范式意义的宋人《屈原像》、元张渥《楚屈原像》、明末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清代《屈原遗像》，以及现当代傅抱石《屈子行吟图》、朱乃正《国魂·屈原颂》六幅屈原画像传播为切入点，勾勒创作史，增补新文献，希望能对文学传播的深化和具象化踵事增华。
关键词：屈原；图像；品鉴
近年来，探索中国古典文学本体与他体文艺形式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关系，继而扩展到对整个文学史的生成、衍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被称为“跨界”研究[1]。
1 屈原图像题跋整理与研究
研究屈原的资料可分两大类型：一是文本（含剧本），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刘向所辑《楚辞》为基础，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刘向《新序·节士篇》、汉代拟骚作品、汉魏之以后民间传说是重要资料，宋、元、明、清楚辞阐释著作和戏曲作品也十分可观；二是画本（含刻像、雕像和塑像），自南朝至清代屈原题材画作48种404图，其中屈原像18种18图（仅存9种9图）[2]。图像题跋，是二者交叉地带。
图像题跋主要是以人物画像、刻像、雕像和塑像作品和相关活动为题材而创作的诗文作品，包含文、赋、赞、颂、序、记、跋和款识等体式，属广义题画文学范畴。
虽自南朝时期尤其是宋代就陆续有人以屈原及其作品创作图画作品，但就题画文学或图像题跋整理与研究而言，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举其要者，如郑振铎编《楚辞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阿英《屈原及其诗篇在美术上的反映》（《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饶宗颐《楚辞书录录·图像第四》（香港苏记书庄1956年版）、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图谱提要》（中华书局1961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李格非《以屈原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概述》（《云梦学刊》1992年第2期）、刘书妤《画魂与诗魂——屈原及相关艺术形象的文学与绘画演绎》（《中华文化画报》2006年第12期）、林岫《紫竹斋艺话（二十九）》（《书法》2009年第2期）、张克锋《屈原及其作品在绘画创作中的接受》（《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龚红林《屈原诗歌图绘传播的计量分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等，皆有真知灼见。
2 屈原图像创作：六幅经典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大诗人，贵族出身。事楚怀王，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学问博，见识广，受怀王信用。子兰、上官大夫等害其能，短于王，王乃疏原。楚襄王时再次受谗，被放逐于沅、湘流域。痛心忧国，乃投汨罗江而死（今湖南东北部）。
屈原图像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南朝宋人史藝《屈原渔父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据明末萧云从《楚辞图自序》所言，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作过屈原像，但未见画史著录[3]。尚没看到唐代的屈原画像。北宋李公麟虽传有各种版本《九歌图》十余卷（无单幅屈原像），而且多出自南宋人之手[4]。通过郑思肖《屈原九歌图》《屈原餐菊图》作画题诗，可知宋代屈原画像题跋情状[5]。明弘治、隆庆年间刊印宋蒋之奇绘本《楚辞集注》中有木刻《屈原》插图，惜未见画作。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六幅屈原画像题跋传播为切入点，勾勒创作史，增补新文献，希望能对文学传播的深化和具象化有所裨益。
2.1 宋、元屈原图像举要
《屈原像》（图1），前图后文。雕刻线条清晰，艺术水平较高。尤其是此像颇具平民之风而少愤懑之气，面带微笑而非严肃，既不瘦削，也不高贵，与后世画像差异较大（今人郭磬依据《历代帝王名臣像》收录人物范围推测出自宋人之手）。撰文则简述人物事迹：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佐徙，拜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同列争宠，心害其能，邪曲害公。方正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迁之江滨，被发行吟泽畔，又作《怀沙》之赋，自投于汨罗马。[6]①
张渥《屈原像》（图2）造型与赵孟頫所临《楚屈原像》相似，神情忧思，时人吴睿题曰：“至正六年岁次丙戌冬十月，淮南张渥叔厚临李龙眠《九歌图》为言思齐作。吴睿孟思以隶古书其词于左。”张渥款识作行书“淮南张渥临”，款后有同代倪瓒题跋：“张叔厚画法、吴孟思八分，俱得古人风流，今又何可得哉！壬子六月廿九日观于思齐西斋。倪瓒。”[7]此为距今最早最完整的屈原像真本，另外有两个版本藏于上海博物馆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
2.2 明、清屈原图像举要
明代是屈原画像创作的高峰期，其画像不仅以传统绘画的形式，如吴伟《屈原问渡图》、项圣谟《芳泽流芳图》，更以书籍、印刷品甚至纺织品为载体（民间《屈原问渡图》织绣）。
在屈原画像创作中，行吟图可谓“焦点、热点或亮点”[8]。从黄溍题《屈原行吟图》诗，可知此类创作至少在元代就开始了。清代张若霭《屈子行吟图》为少见的传世之作。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明代陈洪绶创作《屈子行吟图》。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屈子行吟图》是其19岁时在姻亲来凤季家学《楚辞》所画《九歌图》组画的最后一幅。22年后，来凤季《楚辞述注》刊行付诸木刻插图，流传至今[9]。此画中屈原面部憔悴，身体羸弱，长冠宽衣，挟带长剑，符合“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自述。尽管线条还比较率意，用笔简略，但神态刻画入微，如见其人，成为后世画家创作屈原像的楷模（图3）。
《屈原遗像》（图4），安徽省东至县龙泉镇屈湾村屈氏村民收藏。
清代尚有黄应谌、周璕、陈撰、顾洛、任熊等画家的屈原图像作品，以及尤侗《读骚图》、郑瑜《汨罗江》、炼情子《纫兰佩》等剧本插图。王士祯《萧尺木〈楚辞〉图画歌》、周准《题秦余女史所画〈楚辞图〉》则代表了文人对屈原的怀念。
2.3 现代屈原图像举要
1942—1953年，傅抱石多次画过《屈子行吟图》（图5）[10]，创作时正值抗日战争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屈原神情抑郁、悲愤而坚定，浩渺的江水、空阔的背景、散乱的衰草，古意又时尚，既反映出屈原江边徘徊的复杂情绪，亦折射出画家在战乱中的民族忧虑，踵事增华也。
20世纪下半叶的屈原画像承接我国南宋前后、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三次爱国思潮[11]，陈洪绶的影响犹在。改革开放以后，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屈原画像形貌古意渐远，昂首仰面，挺胸散发，大义凛然（图6）。虽不落窠臼，颇具文化传承价值，但“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似有夸大和解构倾向①。
屈原图像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古籍插图、人物像传，诸如《历代古人像赞》《新刻历代圣贤像赞》《古圣贤像传略》等；其二是画家所作，李唐、郑思肖、赵孟頫、张渥、萧云从、陈洪绶等；其三是家谱，如《浙江临海屈氏世谱》。此处就现有文献资料，将主要的屈原像图文创作史勾勒出来，正如董治安先生所言“凝结着对于诗人的崇敬之情，反映了制作者对于楚辞的其种理解和评价”[12]，是2000年屈原传播接受史的别样一环。
除了画像，湖北秭归屈原祠明代屈原石雕像、秭归屈原庙屈原铜像、武汉东湖公园屈原塑像，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屈原塑像、岳阳学海书社石刻屈原像、汨罗长乐金合浩工艺美术厂塑屈原坐像、汨罗市范家园产屈原铁画，江西景德镇产屈原瓷像，河南西峡屈大夫祠屈原塑像，福建南靖县湖山村屈原宫像、佛昙镇屈原岛屈原像、厦门金山区屈子文化园屈原像，天津泥人张塑屈原像等，作为大众传播的物质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影视创作也是一种图像，文学传播的现代媒体还未引起楚辞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3 屈原图像题跋文献价值观
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13]。从宋代尤其是南宋开始，屈原图像创作和题跋活动明显增加。这与当时的民族斗争需要和文人士大夫美政理想灵犀相通，是不难理解的。后人所传颂、景仰、评说、研究的屈原实际上就是屈原那些楚辞作品提供给我们的鲜明形象[14]。屈原是第一位受到后世画家和文人反复造像和题咏的文学家（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类似），屈原图像题跋表现的，借鉴尚永亮先生的研究[15]，具有贬谪文化的模式意义。
固守赤子之心，深深眷恋邦国。这是古今屈原图像创作和题跋诗文作品的主旋律，是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在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常识。
揭露黑暗现实，痛斥党人群小。明代朱约佶《屈原像轴》，王恽《屈原卜居图》题诗“用舍行藏圣有余，却从詹尹卜攸居。乾坤许大无容处，正在先生见道疏”[16]，是也。
执着理想信念，绝不改易操守。郑思肖《屈原餐菊图》绘画与题诗“谁念三闾久陆沉，饱霜犹自傲秋深。年年吞吐说不得，一见黄花一苦心”最为恰切。
维护人格尊严，不惜以死抗争。屈原图像多有题跋，且大同小异，“行吟泽畔，作《怀沙》之赋，自投汨罗”是结束之语。刘旦宅《屈原》亦然。
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核心是形象再现——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的不同认知方式在相互关联、影响下对文学形象的重构[17]。明代“语—图”互文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人事第四卷就总结32种文人图式：鼓琴图、临流图、索句图、听泉图、舞袖图、挥扇图、倚树图、徜徉图、濯足图、凭石图、跂坐图、散步图、醉吟图、传杯图、采芝图、携琴图、题壁图、观水图、回首图、静憩图、唔语图、观泉图、谈玄图、浮日图、观书图、拂尘图、望月图、呼僮图、酕醄图、酩酊图、让履图、盘和图，最具文人趣味的行吟图不在其中，似为大作家独有。
屈原图像依据文本创作，而题跋诗文则是融合图像与文本的再创作，因此构成了“作品—画作—传播—接受—再创作”图文循环模式，并产生增值和衍生两大效应[18]。屈原图像题跋诗文的创作史和价值观，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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