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莫高窟采石场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全面认识和了解敦煌石窟的营建史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此前尚未对此遗址做过全面的调查工作。通过调查，初步获得采了石场遗址的基本情况和一些新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对敦煌石窟营建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进一步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莫高窟采石场遗址；五烽墩；调查
中图分类号：K87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1-0100-07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Quarry Site at Mogao
WU Jun1 LIU Yanyan2
（1. Exhibition Center，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2. Information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he quarry site at the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Dunhuang cave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conducted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Mogao quarry， presenting here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status of the site as well as new research information which is useful both as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Dunhuang caves and as practical data for preserving the site.
Keywords： quarry site at Mogao； Wufengdun； investig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莫高窟第224窟现存石雕造像一组，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馆藏文物中也有佛教石雕造像藏品[1]。同时，莫高窟现存有古代石碑，在几次窟前遗址发掘中发现了石柱础、石门砧。当年制作这些石雕石刻的石料到底从哪里来，采石场位于何处？这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位于莫高窟东南大泉河岸附近的采石场遗址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个采石场遗址为莫高窟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了解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具有一定意义，长期以来，尚无学者对此做过较全面的调查工作。
1998年9月，敦煌研究院孙儒僩先生与孙毅华女士在三危山上考查时，在成城湾对面的山顶上发现了古代采石场遗址，孙毅华女士著有文章对采石场遗址做了介绍[2]。2000年1月，敦煌研究院几位学者组成跨学科联合小组，原计划对采石场遗址进行全面细致的考查研究，后因气候原因没有完成{1}。2006年10月笔者与王惠民、罗瑶两位先生一同对莫高窟附近的五烽墩采石场进行了一次初步踏查。此后，笔者先后多次单独或者与同仁前往采石场遗址调查。2015年4月笔者与吕文旭、邓虎斌、曲波等先生前往采石场遗址进行调查，并对采石场遗址的地理位置坐标进行了测量和绘图。通过多次调查，获得了采石场遗址的基本情况，也有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发现。这些信息为进一步对采石场遗址进行深入探究提供了参考，对敦煌石窟营建史的研究以及进一步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 遗址所在位置
莫高窟地处敦煌盆地的南边缘，距敦煌市区25千米，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三危山与鸣沙山两山相夹形成了一个喇叭形地带。三危山属于祁连山系的支脉，是从瓜州至敦煌绵延140余千米的一列直线型断层隆起的断块山。西面的鸣沙山是一片沙漠区，海拔高度1100—1500米，是绵延不断的沙丘。鸣沙山系由第四纪初期沉积物酒泉系砾石层组成。酒泉系砾岩层分为上、下两层，莫高窟的所有洞窟都开凿在下层酒泉系砾岩层所构成的崖壁上。砾岩层上层包括细沙和砾石两层。下层为灰色，成分以石灰岩为主，花岗岩次之，并含有少量石英和其他碎石。鸣沙山崖体与河床之间，是砾石和细沙。三危山和鸣沙山交汇处有宕泉河水自南向北流淌，由于宕泉河水的长期冲刷和地质变迁，在酒泉砾岩层上形成了北偏东、南北走向的河谷。
采石场遗址位于莫高窟东南宕泉河东岸的三危山上，中心位置坐标为：北纬40°01.491′、东经94°48.704′，海拔高度为1424米。采石场向西约150米处有五座烽燧，俗称五个墩或五烽墩。因采石场遗址靠近五烽墩，我们就把采石场命名为五烽墩采石场（图1）。
二 遗址基本情况
五烽墩采石场遗址规模不大，作业面分布在山丘的顶部地带，有多個开采作业面。遗址所在的山丘从远处看与三危山系其他的山丘一样，被风化的砾石和沙土所覆盖。走近古人开采石料时凿开的崖面，在高约1.2—4.8米不等的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工凿刻采石的痕迹（图2）。从凿出的断层可清楚看到此处的山体有三层构成，上层是已经风化的较松散的沙、石、土，厚度约0.2—0.3米；中层为砂砾岩层，厚约1.5—2米，是沙、石沉积形成的沉积岩，砾岩层比较坚硬，石料可以作为柱础、墙基石等的材料；下层是一种石质坚硬的细砂岩，厚度约0.5—2米不等，颜色呈土黄色。
我们对采石场的作业面进行了分区编号，从东向西依次分为：A、B、C、D、E、F、G区（图3），其中，A、B、C、D、E区位于同一个山梁的崖面上。F区位于E区西端向北10米处另一个小山丘上。G区位于五烽墩西北约50米处的山梁下，从开采断面的崖体岩石观察，这一区域的石质为硬度较强的砂砾岩。通过我们对五烽墩烽燧墙建筑材料仔细观察，发现所用料石大部分为砂砾岩，与G区的砂砾岩石质相同。所以我们认为G区所开采的石料主要用于五座烽燧的建筑。
采石场开采料石的崖面高度不同，开采出的作业面高度也不一样。我们在测量每个开采作业区的规模时，只对每个采石作业区的长度做了测量。A区开采崖面长为21米，在A区崖面断层前有一块长约18—20米、宽约10—13米、相对平整的碎石堆积区，表面所堆积的是一层细砂岩石块，这些碎石块可能是石料加工时所产生的边角料。由此，我们推断这是一处料石初步加工场地（图4）。B区开采崖面长为26米。C区开采崖面长为25米。D区开采崖面长为20米。E区开采崖面长度为34米。F区开采崖面长为13.5米。
三 主要遗存
经过几次对五烽墩采石场的实地踏查，基本上了解了采石场的规模和周围环境等情况。主要收获如下：
（一）料石的用途
根据采石场所产的料石，与敦煌地区现存的石质文物进行了分析比对，初步判断这个采石场的石料有以下几种用途：石碑料石、石雕造像料石、建筑石构件料石及建筑材料。
1. 石碑料石
根据调查，敦煌现存的十余座古代石碑中有4座石碑的石质是细砂岩，分别是收藏于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3]和《翟氏碑》[4]，元代《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和《重修皇庆寺碑》[5]。通过我们对这几块碑的石质、颜色进行仔细观察，发现它们的石质都是细砂岩。经过比对，上述几座石碑的石质和颜色与五烽墩采石场的细砂岩石材的石质和颜色非常相似。制作这几座古代石碑的石材很可能采自五烽墩采石场。
2. 石雕造像料石
根据调查统计，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收藏的石雕文物中有两件石雕立像：托塔天王石雕立像（收藏号1092）、菩萨石雕立像（收藏号为1093，图5），经甘肃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专家鉴定，被定为二级文物，时代定为唐代。还有两件石雕头像：罗汉头像（收藏号为1090）、石雕佛头像（收藏号为1089）。莫高窟第224窟现存三尊石雕造像：放置于西壁马蹄形佛坛正中的倚坐佛像一身，南侧的天王立像一身，北侧的弟子立像一身。
上述石雕造像所用石材的石质和颜色，与五烽墩采石场的细砂岩的石质和颜色十分相似。此外，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先生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考察时，在敦煌雕塑展厅看到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走的文物中有不少雕刻作品，其中有一身石雕的弟子像[6]，高约80—90厘米，身体直立，双手抱于胸前，面型圆润，在袈裟和头光上还残存部分石绿颜色（图6）。赵声良先生对比敦煌研究院所藏石雕像的石质特征和造像风格，认为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这身石雕弟子像与敦煌研究院藏的石雕的造像艺术风格非常相似，推断这身石雕像很可能也曾是敦煌岷州庙保存的石雕像之一。通过对以上这些石雕造像的石质和颜色等与五烽墩采石场的细砂岩进行对比，发现它们石料的材质均为细砂岩，颜色为土黄色。用肉眼观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种石材。由此，推测古代雕刻这些石雕造像的料石可能来自莫高窟附近的五烽墩采石场。
3. 建筑石构件料石及建筑材料
1963年7月至1966年间、1979年7月至10月底和1980年4月至6月，为了配合莫高窟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底层洞窟前面的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莫高窟几次窟前清理发掘工作中，发现的石柱础有数十块。这些石柱础多数是利用自然石或残磨盘石充当柱础，有20多块是进行过专门凿刻制作而成的。其中，现存的石柱础中有两块石柱础，一块是用细砂岩凿刻而成的，另一块是用质地坚硬的砂砾岩凿刻而成的。通过仔细观察比对，发现用细砂岩凿刻的柱础石质、颜色与五烽墩采石场的细砂岩十分相似，用砂砾岩凿刻成的柱础石质结构和坚硬度与五烽墩采石场中层的砂砾岩相似。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在采石场A区东边的山沟里还发现了一块经过人工凿刻成圆饼形的砂砾岩，直径75厘米，厚度20厘米。在E区向北的山沟底部也发现了一块人工凿刻成圆饼形的砂砾岩（图7），直径70厘米，厚度30厘米。通过观察分析，我们认为这两块人工凿刻成圆饼形的砂砾岩，可能是古人遗弃的石柱础毛坯。我们在窟前殿堂遗址发现的石柱础中，也看到有石质与这两块石柱础毛坯相似的石柱础。据此，我们推断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中的部分石柱础的制作石材来自五烽墩采石场。
另外，莫高窟现存多数石柱础（图8）和几块石门砧都是用花岗岩雕刻成的（图9）。花岗岩在敦煌境内产地较多，莫高窟现存的花岗岩石雕柱础和门砧也应该是就地取材的。如今，在莫高窟前面的河床里随处可见许多巨大的花岗岩石块。2003年初，重修莫高窟大牌坊前大桥施工过程中，在大泉河西岸的桥基下就曾发现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有古人凿取柱础后的留下的痕迹和未凿完的石柱础。这说明古代在石窟营建过程中有些建筑材料是就近就地取材的。
在采石场西150米处、大泉河东岸边的山顶上，存有五座古代烽燧式建筑物（图10），其建造年代待考。根据我们實地考查时近距离观察看到这些烽燧的建造方法较为简单，即用细砂岩块、砂砾岩块和黄泥砌成。用来建造烽燧的石块形状大多较为规整。看得出用于建筑烽燧的石块是经过挑选和凿刻加工而成的，有些石块上还能看到凿刻加工的痕迹，凿痕与采石场崖面上的凿痕相似。用来堆砌烽燧的细砂岩块和砂砾岩块的石质与采石场的这两种岩石相同，可以断定当时人们修建这些烽燧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石块就采自旁边的采石场。
（二）采石场的摩崖石刻
1. 已发现的石刻题记
根据孙毅华女士调查考证，在采石场遗址发现了两处石刻题记，这两处摩崖题记位于采石场D区西北端的崖壁下方。题记的石刻字体遒劲、圆润，刀法娴熟，是专门从事刻字的石匠在此开采石料时留下的题记。第一处石刻题记高40厘米，宽18厘米，每个字约7厘米见方，题记文字为：“上元二年在□□/燉煌宋”。第二处石刻题记高20厘米，宽23厘米，每个字约5厘米见方，题记文字为：“蒲州人□（侯）/□（陟）仁□生/□（垂）栱四年/二月八日”。摩崖石刻题记中的“上元”“垂（拱）”都是唐代的年号。“上元”这个年号在唐朝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上元”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上元二年”是公元675年；第二次“上元”则是唐肃宗李亨的年号，“上元二年”为公元761年。“垂拱”是武则天当皇帝时的年号，“垂拱四年”为公元688年，题记中所刻的“栱”字应是“拱”的别字。摩崖石刻上出现的地名蒲州，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的蒲州镇，题记中“蒲州人”，可以推断题记为山西蒲州的石匠所刻。说明初唐时期在敦煌的手工业者有来自当地的工匠，也有来自外地的工匠。
2. 新发现的石刻题记
五烽墩采石场的考察过程中，在采石场A区西端崖壁上，我们又发现了两处石刻题记。第一处题记高30厘米，宽20厘米，每字约3厘米见方。经过仔细辨认题记文字为“唐乾宁元年甲寅岁/奉河西节度李公□（鼎）/其帝□（号）□□三□□”（图11）。题记中的“乾宁”是唐昭宗李晔的年号，“乾宁元年”是公元894年，此时敦煌正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题记中记录了晚唐归义军时期，有人在此处活动的情况。旁边第二处题记高20厘米，宽15厘米，每字约3厘米见方，字迹较为模糊，能够辨认出的文字“屈禅主证庆□□/□戌□（日）同行至此/俗姓张氏”。题记中“屈”的意思为“请”，“证庆”应为僧人的法号。推测这可能是一位姓张的信徒或石匠，邀请名叫证庆的禅僧一同到采石场来观景或查看时所刻的题记。
（三）车辙痕迹
由采石场E区向北，可以看到山梁上有一条小道一直通到了山下的麻黄沟（图12）。孙毅华和沙武田两位学者认为这条小道是古人用车运送石料通往山下的道路。后来，我们对这条小道进行多次踏查，经过仔细观察，确实可以看出山梁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辙的痕迹。沿着山梁修铺的这条道路，宽约为1米，中间为人踩的痕迹，两边有两道车辙痕迹。车辙宽约为0.9米左右。在敦煌壁画中有许多两轮牛车、马车画面，说明在古代敦煌地区，人们把两轮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历史悠久。从采石场作业面上留下的取石痕迹来看，有些料石重达几百斤到上千斤，若要用人力肩扛把料石搬下山，非常艰难，所以用两轮车把开采出来的大块料石，通过这条小道运到山下麻黄沟底，从麻黄沟就有较平坦的路通往莫高窟，这就解决了石料的运输问题。
结 语
通过调查，我们获得以下认识：
敦煌莫高窟依山傍水，坐西向东，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隔宕泉河与三危山遥遥相望。莫高窟的营建历史达千年之久，在1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以莫高窟为中心数千米范围的周边地区，东面是三危山老君堂，南面宕泉沟成城湾有小城堡及宋代所建的佛塔。东南方向和尚沟有古寺建筑遗址，都是随莫高窟而发展起来的小型佛教活动场所。这些遗址作为莫高窟这座石窟寺的附属建筑，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
关于采石场遗址的年代，现存的摩崖石刻题记中出现上元二年（675）、垂拱四年（688）、乾宁元年（894）等纪年题记。这些纪年题记中上元二年（675）是最早的，说明了采石场在初唐时期就已经使用。唐代李克让修建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的功德记《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立碑纪年为“维大周圣历元年（698）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四日癸酉敬造”和《翟氏碑》天宝十三载（754）撰立。这两座唐碑的立碑纪年题记也说明了采石场使用的年代上限为初唐时期。元代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重修皇庆寺碑》立碑时间是至正十一年（1351）。这两座元代石碑的立碑纪年题记说明采石场在元代仍然在使用。因为这些碑的石材与五烽墩采石场的石质相似。
据我们对敦煌现存石质文物的统计调查，以及对莫高窟附近五烽墩采石场遗址的踏查，发现有一部分石质文物的材质与采石场岩层的石质相似。现存的古代石碑中有几块的材质与采石场细砂岩层的石质相似，石雕造像的石质与采石场的细砂岩层的石质相似，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发现的石柱础中也有与采石场的细砂岩和砂砾岩石质相似者。由此，反映出这个采石场的石材用途并不单一。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古人在营建洞窟、雕刻石碑和造像时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如此，就可以节省重达数百斤甚至几千斤的石材长途运输的成本。在敦煌遗书CH.00207《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中记载“梁栋则谷中采取，总是早岁枯干；椽杆乃从城斫来，并仗信心檀越”[7]。这件文献记载的是宋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人亲自主持修复莫高窟北大像大殿时的情况。文书中所记的“谷中”是指莫高窟的宕泉河谷，说明当时修复工程中所需的材料，只要莫高窟附近有，古人都就近取材。
石匠是古代敦煌众多手工业者之一，他们直接参与莫高窟的营建工程以及各种石质器具、石碑、石雕佛像、石塔等的加工雕刻。自汉代敦煌建郡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种手工业得到了发展，从事手工业的各种工匠不断增加，古代敦煌逐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手工业门类。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古代寺院收支账单显示工匠分工很细，有打窟人、石匠、泥匠、木匠、塑匠等[8]。其中有不少关于石匠的记载，如：S.5008、S.5039、S.4373、P.2629、P.4697。其中，敦煌遺书S.5050：“又粟壹石贰斗，沽酒，屈石匠用。粟叁斗，沽酒，商议硙日看石匠用……粟叁斗，沽酒，石场头人到来解火用”。这里出现的“石场”是否指五烽墩采石场，值得关注。根据敦煌文献记载，敦煌各个行业的工匠们，按其技术可分为都料、博士、师、匠、工等级别。在敦煌壁画中也绘有石匠劳作的画面。据孙毅华女士研究，采石场的石刻题记中出现的“蒲州人”，说明初唐时期有来自山西蒲州的石匠曾经在此采石。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千余年间，有来自各地无数的能工巧匠在敦煌为敦煌石窟的营建默默奉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说明：图2、4、7、8、9、10、11、12由吴军拍摄，图5由盛岩海拍摄，图6由王建军拍摄，图1、3由吕文旭、邓虎斌绘制，图中坐标由吕文旭测量。
参考文献
[1]吴军，罗瑶.敦煌研究院藏两组石雕造像的来源及相关问题[J].敦煌研究，2008，1.
[2]孙毅华.莫高窟新发现摩崖石刻[J].敦煌研究，1999（3）.
[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J].敦煌研究，1981，1.
[4]陈菊霞.《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君修功德碑记》考释[J].敦煌研究，2003（2）.
[5]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J].敦煌研究，1982，2.
[6]赵声良.敦煌雕像之谜[EB/OL].（2012-07-10）[2017-
02-24].http：//public.dha.an.cn/content.aspx？id=
518033614344.
[7]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143.
[8]马德.敦煌工匠史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