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之假设与求证

总结历史经验，找出江山永固的治世良方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许多史书里，宋朝是个糟糕透顶的时代，往往与秦朝并列为“孤秦陋宋”，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宋人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汉唐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尚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沈括之言语极为刻薄，认为唐人只不过是一些没吃过见过的土包子而已。

范仲淹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淫逸之风流荡不返。

欧阳修认为：“由三代之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由三代之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的《上仁宗论谨习》奏议，详尽地从历史角度论证礼制为治国之根本，进而指出复兴三代礼制的必要性，为礼器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降及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明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至于有唐，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非义……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主，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凡此数种，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体，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一股思潮形成后，总要寻找突破口，付诸实际行动；矛头的重点是当时使用的礼器法物，并将当初制定礼器的聂崇义等人拉出来批判。

大儒们认为现行的礼器法物“皆循唐故”“与郑注多相违异”“率意定其制”与三代礼器不符，应进行改革。

神宗朝（公元106年-公元1085年）详定官陈襄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趟、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卉。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校书郎賈安宅言：“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问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宜绘于图，著其义，具为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像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