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6年同济“誓约书”风潮，虽有相关记载和论述，但史实并不清晰，且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持论片面。揆诸史实，引发同济风潮的诱因，实为倡导“公民教育”的江苏省教育会与宣教“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之间的抵牾所致。同济学生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质是学潮持续的重要动力，也是学生与政党结援的重要因素。同济“誓约书”风潮亦是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利用”政党的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倡导“公民教育”，试图抵制政党入侵，保持其对苏沪教育的控制权。但是随着北伐声威波及苏沪，国家机器深入地方，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最终消亡。
关键词 江苏省教育会，阮尚介，同济大学，党化教育，国进民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18-0029-11
民国时期学运澎湃，学潮频发，师生冲突则是其重要形式。据吕芳上研究，仅1922年的123件学潮中，有49件就因此而起。①在众多案例中，1926年同济大学“誓约书”事件颇值探讨。此次“誓约书”事件导致同济大学近1/3的学生转学广东大学。②同时，担任校长近十年之久，为同济大学做出相当贡献的阮尚介因此而辞职。百余名学生因学潮失败而离校，从上海辗转广州，又随北伐军复归上海，驱逐校长，这在学生运动史上亦极为少见。
对于此次事件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同济大学编著的校史，亦散见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之中。③但对于事件过程，诸多成果多为陈陈相因。其中屠听泉等人著述的《一场激烈的反“誓约书”斗争》，同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著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对此次事件的探讨较为全面详细。上述著述认为，“誓约书”风潮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中外反动派的‘反赤’逆流之间的生死搏斗的一个侧面”。④这种先入为主的革命史观，未将该事件进行“左右”考察，致使其单纯地关注学生一方，而忽视了校长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上述著述亦未将学生放置在“政党运动学生”的大背景下进行“动态”考察，导致立论偏颇。此外，对于事件的起因、过程，既有研究亦有失实之处。①
1924年之后，政党运动与学生运动合流，政党成为学潮背后的重要推手，学生亦将政党作为后背靠山。双方相互利用，在纾解学生群体孤立无援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地方教育当局虽极力抵制，但仍难以阻挡国民革命的洪流。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成为考察北伐前夕政党、学校与地方三者关系的一个缩影。
同济大学原由德人创办，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内。一战德国战败，中德断交，法租界遂派兵包围该校，迫使师生迁校。离校师生在北京教育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斡旋下于吴淞另建校址。②同济校董自此由华人担任，校长也由校董会选举产生。校董最初为6人，1926年增加到15人，其中十之八九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名流。③常务校董沈恩孚为江苏省教育会的秘书长，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主要负责人。校董黄炎培为省教育会副会长；校长阮尚介、中学部主任袁希洛等亦是江浙颇有威望的士绅。当时同济大学的经费多由江苏省支持，因此同济虽在上海吴淞，却受江苏省教育会控制。④
20世纪20年代，中共建立、国民党改组、青年党兴起，学生的力量渐为政党所重视。政党开始向学校渗透，学生运动也逐渐受政党影响。此时，国民党强调：“我们要学生们归到我党旗帜之下，但要尽力拥护学生的利益。所有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帮助他们。要使学生在国民革命中多尽一点责任，必须他们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尽力组织学生团体。”⑤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是年3月，同济大学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第六区党部第三分部。1925年，同济学生会正式成立，袁文彬当选为会长，何同泽、吴鼎、陈宝骢、尹景伊、陈必贶、詹大权担任委员。⑥当时的同济学生会经常请汪精卫、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何秉樊、侯绍裘等人来校讲演，参加学生座谈会，指导同济学生的社会活动。据当时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何志明回忆，这些活动“使全校的同学思想起了极骤地变化，请求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增多了”。⑦
五卅惨案（亦称“沪案”）期间，同济学生在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指导下，积极开展罢课示威游行，表现极为突出。五卅运动在锤炼了同济学生自治组织的同时，也使得政党在同济大学中的影响更为深入。运动之后，同济学生会骨干詹大权于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⑧同济学生会主席袁文彬被中共上海党组织派赴黄埔军校参军，同济学生会主席遂由何同泽担任。此时的同济学生会受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领导。而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此时驻地上海）则受恽代英等国、共党人领导。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几近成为国民党的附属机构。⑨
政党入侵黉门，引起社会人士的反感。时人评论道：“学生者，以急于爱国而入政党，入政党者则有妨于自己之学业，殊非根本之道也。”⑩五卅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就感到“学风败坏已达极点”。对于学生，“外人勾结之，以行其党纲，政客利用之，而视为武器”，“若不乘此时机急加整顿，非特学术无不变之望，抑且文化有沦胥之忧”。①江苏省长公署更直言：“少数之人，血气方刚，毫无定见，义愤所激，转入歧途。抑或采取谬说，标立党系，究其所主，不獨害于一身，亦且患于国家。”②
1926年，“三一八惨案”（亦称“京案”）爆发后，上海学生迅速做出反应。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电慰问北京学生，并派员到各省宣传惨案真相，动员各地学生。上海学联会组织各界团体筹备成立“京案后援会”，并召开紧急代表大会。37所学校与会，代表达103人。会上，学生负责人余泽鸿、周志初发表意见，决定罢课4天。“其他学校一致声明，当即执行学联决议案”。大会还决定“即时扩大学联组织”。上海学联会分设四部，每部下设的各股由一校学生代表担任。③南洋大学、上海大学、同文书院等3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会的组织下罢课演讲，示威游行，声援遇难学生。④暨南大学学生会“沿途高唱国民革命歌，并呼种种口号”。国民党各党部也纷纷发声，要求段祺瑞速即下野，并召开追悼会，请国民政府速行北伐。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