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个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有着细致的体察与深入的分析,并以其特有的生动、平易、俗白、幽默的方式加以表现,在引人发笑的情节中灌注进一个现代作家深深的忧患意识。老舍小说对旧中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帝都的北平,其浓重的官本位文化进行了深刻、形象地揭露与反思,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给这些老大帝国的国民们竖起了一面镜子,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一面,促使人们对历史以及当前的一些现状进行反思。
关 键 词:官本位;“迷官”情结;主奴人格
中图分类号:I 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8)02-0184-05
提到老舍,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北京”;论及他的艺术特色,“北京味”又会成为立刻跳入脑海的中心概括词。但是,老舍的作品不能简单地以“京味小说”或“京派小说”加以定性。老舍创作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搜罗民俗、民风,展示市井小人物的生活原生态;他也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市病”患者自居,将忧郁的眼光越过高墙,投射到古风犹存的边陲远域,追忆着“人之初”的美好时光,给读者“一点怀古的幽情”;他更不是如时下一些作家一样专门瞄准康、乾盛世,以仰视的角度来追忆帝国鼎盛时期的赫赫风威。老舍的北京文化展示,是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的,并由此形成他大部分作品的内在统一性。老舍集注笔墨于平凡的人生形态的展示,于常见的生活世情、人伦关系中发现国人特殊而又普遍的文化态度、行为、价值体系,将思考指向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老舍的“京味”作品不是个案、特殊的堆积,不是风俗志,不是文化陈列的博物馆,而是国人日常生活中最现实的文化内容,并具有普遍性意义。
老舍说过,“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1］。水中的鱼当然就是他所写的北京、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那水的人。在创作上老舍可以说是承续了“五四”启蒙思想有关中国问题的思考的,但他与许多当时的“主流作家”不同,他更专注于以文化的眼光来观照自己的创作对象,深挖出其悲剧的文化根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出良方。
作为一个文化型的作家,老舍用自己一生来表现北京市民社会的人间世态。一方面,他对生活在城市下层社会的市井百姓生命跋涉的艰辛,个体生命被无情的黑暗吞噬的痛楚与无奈,有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的残酷去拷问人类灵魂的丑恶一样,对市井生活中那种平庸、猥琐的习性和被传统文化所扭曲的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剖析。同时由于帝都文化这一特殊的大背景,老舍笔下种种悲剧更与古老的中华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具有代表性。这其中,“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而导致旧中国国民的“迷官”情结和“主奴”人格就是典型之一。
一、 皇城特色与官本位思想
北京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这座千年古都最大的特点就是“端正”、“大气”,处处流露出皇家威仪。北京旧城区的平面布置呈棋盘式格局,整齐方正。在这个棋盘的中央,有一条南北走向纵贯全城的中轴线,紫禁城内的“金銮宝殿”和中宫正殿都压在这条中轴线上。城内所有大街的安排,都是以中轴线这条笔直大道作为参照而设计的。亦即所有街道,都与中轴线上的大道取垂直或平行的方向,城内大街都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的。明代北京内城的这些大街,纵横交错,又与其间的胡同交错,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十”字和“井”字街道格局,显得非常端方、大气。围绕这些纵横交错的主干道的是一些四合院,它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除了皇宫,城内建筑物都不高,且百姓院内多植大树,因此,登高一看会发现整个北京除了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外,其余基本上是一片浓绿,不见多少房屋,这样在与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的同时更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从居住人口结构上看,北京城则更是冠盖如云,王、公、侯府第林立。北京是“六百年帝王之都”,作为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一个浓缩版,这里聚集着大批的京官。三公九卿、王侯将相不计其数。他们高贵的地位,显赫的声威,奢华的生活不能不给京城众生以强烈的映像。长期耳濡目染,上行下效,加之几千年来以儒家精英思想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能够“学而优则仕”。对于北京来说,数百年的皇城历史与城市特有的政权统治特性,使人们“官本位”的意识似乎比其他城市更为活跃。
尽管近代以降,科举作为一种举拔官僚的制度已经取消,但做官发财的社会心理并没有消弭,“名、钱、做官”仍然是大多数人“‘三位一体’的宗教”［2］,而这里面无疑“做官”是排在第一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说:“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发大财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3］66《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认为做官就是一切,“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调货”［4］143。《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是个小学教师,同时也做小生意,但他最大的目标是进入政界当官。他认为经商没意思,是用臭汗挣钱,而一当官不用下力气就什么都有了。《文博士》中的文博士在美国留学时就处处注意结交朋友,以便日后回国“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对比他钱多,身份高的,他特别地注意,因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5］
老舍笔下鲜有高官,多为普通城市贫民,他们不是北平的士大夫阶层,终其一生也难进入“仕途”的人生格局,但“官本位”已成为一种生命追求,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后代的全部希望。《二马》中的老马虽一生不曾做官,却总幻想自己“能做高官,享厚禄,妻妾一群儿,儿女又肥又胖”［6］。小说《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是商人的妻子,但她认为人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官,她娘家是官宦之家,她也深感自己有做官的才能,只可惜投错了胎成了女儿身,她以此深深为憾,到老还保存着一枚早已作废的官印,视为珍宝。她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到抱养的孩子天赐身上,希望他以后能做大官,在周岁“抓周”时一心巴望着他能抓到这枚官印。天赐懂事后,牛老太太反复给他灌输做官的理想,“福官,你这可快要做学生了,听见没有?事事要有个规矩”。“好好的念,长大成人去做官。”直到死,牛老太太也没有忘记对天赐进行读书做官的教育,“你呀,天赐,要强,读书,作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7］480。这确是普通中国人自我设计出的生活理想,如果自己实现不了,就放到孩子身上。《正红旗下》中“洗三”的风俗也反映这一文化心理。把新生的小孩子放入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的大铜盆中,“洗三”老太太边给孩子洗澡边念叨:“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8］13。二姐过年和父亲守岁时,对“我”的希望首先就是将来长大了,“至少也得来个骁骑校,五品顶戴,跟大姐夫一样”［8］46。其次才是多念书,“中个进士”。条件稍好一点的家庭会逼着小孩多吃,因为“官样孩子的基本条件是多肉”［7］445。从这些寻常百姓家抚养孩子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下一代做官的祈愿。风俗,作为一种具有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它的背后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老舍笔下的这些民风、民俗,映射出民间“官本位”思想的盛行。
存在决定意识,官本位的观念是由官本位的现实决定的。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和核心是专制,专制就要通过官,官是封建权力的体现者和实施者。官本位得以确立就是因为官在维护封建王朝上的关键作用,无官就无王朝,皇帝只要有官在手就可以实现他的统治,为了保证统治,官也就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由于在任命上是由上而下的授命制而非民选制,所以官员只需对上负责,加上无健全的监督机制,所以官员在地方上有极大的特权,既是现管,又可以牟取私利,自然令人垂涎。对于民来说,官是统治者,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当然是又惧怕又崇拜,官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人们羡慕官、崇拜官、相信官、怕官、恨官又想当官,一些人为当官无所不为,当了官更是为所欲为。
二、 奴性人格的不同表现
“官本位”思想的另一表现就是“主奴”双重人格。中国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上、对权势的“奴性”,其次就是讲究“官派”“官威”的主子性,这当然主要是对下而言了。鲁迅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9］传统的封建中国,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整个社会生活,是由礼教秩序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支配的。传统文化讲究“君臣有定”、“长幼有序”、“贵贱有名”、“夫妇有别”等。宗法制度必然是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奴性人格因等级制度的人身依附性,而表现出双重特性:对于尊者、长者等表现出遭奴役、受支配的奴性;而对于卑者、幼者等,则又表现为奴役、支配他人的主性。这在官场上表现最为突出,如果说传统家族中的“尊卑”还往往具有浓厚的人伦亲情因素在里面的话,那官场中则是赤裸裸的建于利害之上的“主奴”关系了。对上、对有权势者,人们敬畏如虎,唯唯诺诺,在他们面前丝毫不讲人格、尊严,更不消说原则、纪律了。因为“能够用势力压人和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10］。谁都想当官,不管是如冠晓荷那样的北平传统“雅士”,或文博士那样的现代“文明”绅士,都利用各种关系,或附庸风雅、行贿受贿,或用洋文凭欺世,利用裙带关系,削尖了脑袋往官场中钻。只要有关系或“运动”到了关系,谁也都可以当上官,哪怕你是拉洋车的出身,把“立正”喊成“闸住”,只要“明天你姑父作了什么官儿,你就可弄个教官当当;叫‘闸住’也没关系,谁敢笑教官一声呢”［3］84。
顶头上司到单位了,大家“像见了妖精”,忙成一团,个个魂飞魄散;一旦谁受到上司的“青睐”,大家马上另眼相看,议论纷纷,眼红的眼红,巴结的巴结(《离婚》)。高官莅临寒舍了,众人受宠若惊,感觉如来了一团彩虹,连忙围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中的冯大人嫌四个跟班警察的制服不好看,拿起笔,心血来潮地大发想象,让总务长给他们定做镶金绦的黑呢制服,一人配两把枪……。这些长官们才能用的装备让四个跟班的自己都觉得不合适,怕落个“僭越”的罪名,不敢去把条子给总务长,怕他发脾气,结果是,总务长看了条子,“连大气没出,照话而行,都给办了”［3］112。《民主世界》中水仙馆的正、副馆长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如是受到大家的敬佩,被认为有“民主精神”;《火车》中的营副用火车给旅长送鞭炮,理直气壮,根本不顾一车人的安危,列车上检票员慑于淫威,睁一眼闭一眼,最终酿成车毁人亡的惨祸。
老舍笔下有不少这样的官迷。这些人如蝇逐臭地迷官恋官,《四世同堂》中的冠家夫妇和祁家的祁瑞丰都是官迷,“除了做官儿,他们什么也不会,‘官’便是他们的生命,从谁手中得官,他们无暇考虑,也不便考虑”。为了做官,祁瑞丰是不惜国家永远沦亡的,“他实在不愿意日本人离开北平,因为只有北平在日本人手里,他才有再作科长的希望”［11］37。《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为了一个小小的敌伪妓女检查所所长,可以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她的丈夫冠晓荷则更是个丧心病狂的官儿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给我个官儿作呢,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11］92这些人为了官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更遑论国家、民族的利益了。他们心中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做官就是图利,能图利就是一切,为此能干出任何坏事。
官本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道德,毒化了社会空气,风气所及,寻常百姓也是官迷心窍,以家里出官为荣,以自己与有权势者接近而无比自傲,并以此为奴役别人的资本。《正红旗下》的姑母与《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都自命为官家后裔,对丈夫、下人颐指气使,神气十足。《柳家大院》中的老王和《四世同堂》中的丁约翰,都自诩为洋人的奴才,他们在有权势的洋人面前奴颜婢膝,“洋人要是跟他说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摇动三天三夜”［12］。而在普通中国人面前则以二等洋人自居,高傲得不得了。《正红旗下》中的多老大走投无路信了洋教,攀上了牛牧师,立马儿就敢赖肉铺老板王掌柜的账,而王掌柜不光决定暂且不催多老大还账,而且还没等多老大把牛牧师搬出来吓唬他,就已经不言不语地把酱鸡送到他手里,“仿佛儿子孝顺爸爸似的”。奴性人格的广泛存在,正是在异族入侵时造就大量汉奸、洋奴的文化沃土。
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奴性的另一表现便是对政治有一种畏惧与疏离心理,缺乏现代国民的参与意识。老舍小说中的市民对于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与民族的抗战漠然视之,将任何一次革命都当做是为了新的皇朝建立,只等新的统治者上台,他们再做新朝的顺民。《离婚》中张大哥就是这样,“永远留着神,躲着革命党走,非到革命党作了官,决不给送礼”［13］281。在外敌的侵犯之下,民族意识虽使人们难以接受亡国的事实,但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却又使他们为生存而安于现状。因此,在老舍笔下,也就有了小羊圈胡同那一群善良而懦弱的居民。当钱诗人遭捕之际,祁老人有心到冠晓荷处说情,但终因怕连累自己而作罢:“在一个并不十分好对待的社会中,活了七十几岁,他知道什么叫做谨慎”［4］139。
三、 “官威”、“官派”与主子性
旧中国传统官场潜规则决定了仅靠真才实学是决不能“爬”上去的,中国传统官场流行的是上对下的“赏饭学”(柏杨),不学无术、一味媚上必然导致无耻钻营,从而造成官场“奴性”盛行。那么,做上官后要保住官又自然只能敷衍、无聊、括囊守禄。大家都得在“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中鬼混［13］190。而且,因为做官的自身不学无术,心底空虚,所以对下则必然“官架子”十足,只有这样才能“镇”住人,维持自己的“体面”,所以做官第一是架子要大,而且,越是不学无术,“官架子”反而摆得越大。因为人们普遍心理是:“不好伺候的官儿才是好官,才有才干”。所以,一旦为官就应该“不管到哪里为官,都发着最大的脾气,而使手下人战战兢兢,在穿着夏布大衫的天气还要发抖”。而且“大家无论怎样的殷勤巴结,总是讨不出好来的”［14］347。做大官的出门当然就要前呼后拥,《我这一辈子》中的那位冯大人光警卫就十二名,四名看门,四名送信跑道,四名作跟随。而且这四名作跟随的得会骑马,服装也得漂亮,因为这关系到大人的面子问题。当时还没有汽车,这位大人模仿前清,每次出门都是前有顶马,后有跟班,四个跟班穿得是“真正细黑呢制服,镶着黄澄澄的金绦,过膝的黑皮长靴,靴后带着白亮亮的马刺,马枪背在背后,手枪挎在身旁,枪匣外搭拉着长杏黄穗子”［3］112。跟在大人的马车后呼啸而过,威风凛凛。
鲁迅在他的一篇杂文《论照相之类》中曾形象地描绘了时人照相时的气派:“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执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15］对于在公开场合毫无顾忌地吐痰这种陋习,国人居然也把它与“派头”联系在一起,鲁迅在该文中顺手刺了一笔。在《牛老爷的痰盂》中,老舍则用夸张的手法将它与“官威”联系起来,对病态地追求“官威”“官气”者作了辛辣的讽刺。牛委员一上任就要手下给他重新置换汽车,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在汽车里安装上痰盂,并对痰盂的质地、形状以及如何安装作了详细的要求。
[HTK]铜的太亮,铁的太蠢,镀银的太俗,顶好是玉的。……至于形,有仿古与新创两种。若是仿古呢,不妨仿制古代的壶或卣,上面刻上钟鼎文,若是新创呢,就应当先绘图,看了图再决定上面雕刻什么。不过,质与形之外,还要顾到卫生的条件。它下面必须有一条不碍事的皮管或钢管,通到车外,使痰滑到车外,落在街上,而不能长久的积在盂中［14］350。
于是,不久由一城传到另一城,各级高官争相配置,大家都觉得,汽车里要是没一个“监督痰盂”就差些气派。小一点的官僚无马无车则也会想方设法到警局去雇两个警察到衙门口站以装点门面。《民主世界》中金光镇上的水仙馆是个抗战后成立的科研机构,里面的馆长不学无术,居然连水仙都不认得,每次研究员们找到了水仙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16］498。可这并不妨碍他过官瘾、耍官威。他在多次开会时提出要在馆门口设置馆警,因为论身份,官级,学问,他并不比其他官员低,而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所以“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并且为了在派头上和副馆长分清档次,还特意规定,“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16］499。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它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这种由儒家创立的文化制度在它的初期保证了精英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管理层,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走向它初衷的反面,手段和目的日益颠倒,它扭曲了人格,抑制了个性的自由伸展,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官场的卑鄙无耻是晚清民初小说的重要题材。老舍更是从文化的高度较为系统地清理了老大帝国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除了剧本《国家至上》中的赵县长,老舍没有写过好官,老舍用他特有的诙谐、夸张的语言,给他笔下的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竖起了一面照妖镜,把他们病态可笑的心态、言行暴露在世人面前,其目的与鲁迅一样,是为了揭示国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此却并不警觉,打开电视,满眼的红顶花翎,“朕”、“寡人”、“奴才”之声不绝于耳;出门办事,无所不在的官场“潜规则”让人无所适从。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大步迈向现代文明,努力打造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能忘了这面镜子,应该时时照照,躬身自问看我们离一个真正的“现代人”还有哪些差距,我们更不能忘记像鲁迅、老舍这样敢于正视现实弊端,用或沉痛或幽默的创作之笔,揭示黑暗,以期将我们引入更大光明的“民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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