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78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鹤立鸡群、卓然不凡的年头，好事年连，惊喜纷至。2月初，我走马上任当上了石头县一中校长；5月中旬，石头县一中党支部告诉我，我原工作单位转来了我的党组织关系，我突然间成了一名堂堂的中共党员；9月1日，在开学典礼暨高考庆功大会上，地区教育局宣布石头县一中为地区重点中学，晚上我又和如花似玉的确良多年恋人小姝举行婚礼——真是福星高照，喜气盈盈。你可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我被打成“反革命”，苦度了十个炼狱春秋，是臭烘烘的狗屎堆，而今成了名噪城乡的响当当人物，不仅政治上彻底翻身，而且事业上也初步有成，又有了一个温馨的家，怎能不叫我激奋于心、惊喜于形呢？
20世纪6、70年代的婚礼，机关事业单位崇尚节俭，不摆酒宴，开了茶话会喝喝茶、吃吃喜粮乐一乐了事，简洁明快。可我和小姝的婚礼却遇到了一点麻烦，带来些尴尬。因为9月1日为地区重点中学，县委、县政府领导便亲临现场，县里各单位领导也前来祝贺，很是隆重，学校便办了十来桌酒席，而大会上发言者较多，散会时已到下午6点，只好晚上7时开宴；宴间大家情绪高涨，互相祝酒，热烈畅谈，宴后快到10点了；晚宴间得知我和小姝晚上要举行婚礼，赴宴者一个不走地要参加，人数骤然增多，等大家陆陆续续进入婚礼现场，已是10点半了——于是婚礼时间便成了压缩饼干。又因为我已经35岁了，而小姝刚大学毕业，年轻貌美，已经捎给了大家一些蹊跷；特别令人难解的是，我们九岁的儿子明明出现在晚宴上，弄得人们瞠目结舌。如是，婚礼上推辞不掉的节目，就是要我介绍恋爱经过，而且一定要详尽，似乎重点在9岁儿子的来历，还有年龄的差距。我想，这该怎么说呢？如何才能讲得清呢？内容宠杂而无头绪，要说清必费时间，可此时已到晚上11点多了。我几次推辞都是在整理思路，考虑如何简洁，小姝却大大方方站起来催促我说：“石平，讲吧，我们的儿子都9岁了，你还怕什么？你是教语文的，出口成章，我也想听听呢。”满堂的哗然哄笑，全是聚焦于我的闪亮目光。县教育科寻华章科长站出来给我解围了；“现在是晚上快11点半了，你们还让不让新郎、新娘睡觉？”可下面是一片期望的掌声，一阵又一阵期待的呼声，非要我讲不可。县委廖书记站起来圆场说：“他们的恋爱非同一般，个把钟头难以讲完，我看改个时间吧。你们都师有礼拜天，明天是礼拜可以迟起床，我明早还要下乡，对不起，只好退席了。”我立即说：“照廖书记的建议，改个时间。我知道，小姝一回来，问题就明显地摆在大家面前，我们九岁的儿子明明叫我爸爸，叫小姝妈妈，为什么今晚还要举行婚礼？冯志诚老师的评语是‘怪事年年有，惟独此事奇’。正因为离奇，一言难尽，三言两语不成，大家又要我讲个明白，非花几小时不可。这样吧，明天礼拜，上午我在小礼堂恭候，请愿听的都来！”
我们回到房间，时钟快响12点，明明已熟睡在床。我问小姝：“如果真要讲我们的恋爱经过怎么办？”小姝边解衣服边说：“看情势，你肯定推辞不了啦，真有人要听你就讲吧；你就是讲我们今晚迟到的同床，我也不在乎。”
我一把抱住小姝，小姝热泪涌流，化作一汤情池，任我畅游。
第二天8点冯志诚推醒我说：“小礼堂座无虚设，窗台上都挂满了人，正等你呢！”我忙爬起来，睁眼一看，房门敞开，小姝拉着明明的手从门外进来，厨房里飘荡出饭菜的浓香。我快速洗漱吃饭，疾步往小礼堂走去。
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小礼堂，地区教育局领导和县里一些机关干部前排就座，学校老师及其家属都来了，济济一堂。外面窗台上还挂满了好奇的学生。我想起了昨晚婚礼结束时人们互相招呼相约的情景，小姝“你肯定推辞不了啦”的预言，讲就讲吧。
我一讲便是3个多小时，大家津津乐听，兴味盎然，不时唏嘘感叹，不时会心微笑，不断地深醒反思。我和小姝的姐姐大姝，在荒谬的年代里有过不敢暴露的从情理讲是正常的而从法律上讲是不合乎手续的婚恋；我和小姝，走出了悲惨的岁月，结下了传奇式的隐忍了十个年头的合法良缘； 我们的儿子，应当是从荒谬走向正常的见证。回想文革十年激烈内战，有道是“鱼死网存”，而今网收鱼跃；有道是“作茧自缚”，而今茧破碟飞——令人无限感慨，叫人无比伤悲，让人又极其庆幸。步入民族复兴的大好年代，改革开放正在向我们招手；时逢盛出，政通人和，谁不欢欣鼓舞、跃试身手展其才华呢？
随着结束时掌声的飞扬，我和大姝、小姝的婚恋故事传遍了城乡，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流荡着十年灾难里人间的喜怒哀乐。因为我必须在上午12点以前讲完，只能是略显来龙去脉的故事梗概，稍带血肉的删繁就简，这就给人们传说时留下了无边演泽、内容膨胀的余地，添油加醋、情节变异的空间，说得怪中更怪，奇里更奇，还染上一些不可理喻的迷信色彩。见面就有人问我，不少人来校找我，天天还收到好几封来信，都在对证事实。我不得不拆诸文字以正视听，减少麻烦，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事后的了解，写了这篇《姊妹续缘》，以飨关心我的朋友，真的或许还会有助于人们对这场动乱的深切回味与深入反思，痛定思痛之后或许还会深层理解这人间少有的十年炼狱生活。
一
1966年桃红李白的春天，我们一行八人来到了石头县一中——我的母校，完成最后一门教育实习课程，等待着7月中旬的毕业分配。榴火麦黄的初夏，却接到师范学院的紧急通知，要我们停止实习，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时，我家里惟一的亲人——我的老父去逝了，不得不赶回乡下奔丧，料理后事。我带着余悲回到石头县一中，同来的同学已回省城，丢下一个孤伶伶的我。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县教育科寻敏章科长和余志鸿校长正在促膝而谈，见我进来，矮胖的寻科长站起来跨步前迎，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不放，生怕我转身就会溜掉似的，并郑重地说：“经组织研究决定，报请上级批准，你已分配在石头县一中工作。我们已派人去师范学院取档案和你的衣被书籍，你就不必返校了。”个子高挑、身体单瘦的余校长站在我的侧面，亲昵的拍拍我的肩膀，动情地说：“我们这个边远山区小县教师匮乏，高中教题奇缺，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年青人，你是我们石头县一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小伙子，肩负着全县20多万人民的殷切厚望啊，我们一起好好干吧！”
记得实习期间，我的实习课堂堂获得阵阵掌声，学生脸上荡漾着满意的笑容。这掌声与笑容，有善意的鼓励，更多的是对我劳动的酬谢，课堂艺术的肯定。余校长担任我的实习指导老师，曾破例给我这个实习老师也安排上全校性的公开课。一中大部分老师猎奇而至，还请来了寻科长和县教研究人员。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听课者多于受课学生，甚为隆重。两节课后，听众赞口不绝，誉声四起。寻科长人前人后夸我，不久又告诉我悬已派人向上级请示，一定要我回县。这就是我提前分配的原因吧。既然生我养我的故乡热土需要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当时服从分配又是绝对的铁定纪律哩。
石头县位于南方省份一个边远山区，山多，连绵群山中石山居多，地无三里平，三尺平的地也见石头，自古以来就叫石头县。是边远山区贫困的原因吧，石头县历来就没出现过什么秀才、举人、状元。解放前连小学或私塾也就屈指可数那么几所，解放后才有了初中。大跃进那年，狂热浪潮席卷全国，石头县一中也招收了两个高中班，石头县才有了惟一的一所完全中学，称之为全县最高学府。可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便剃了个光头，人们盼来一盆火，却是一块冰。不少人便说：“石头上种不出庄稼，石头县出不了大学”。1962年高考虽然仅我一人上线，可毕竟草蓬里杀出个程咬金，倒引起人们另眼相看。加之我的实习课又颇受欢迎，获得普遍赞誉，这就是器重我的原因了。回想66届大中专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两三年后才陆续分配工作，而我却提前走上了工作岗位，我拥有这偶遇的机缘，非一般的机会，应当是幸运的宠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