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时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空前浩劫，当时的艺术及艺术家都深受其束缚和制约，但它在带来束缚和制约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历史之作。大多艺术家都本着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来创作,但这一时期黑龙江美术以其独特的地理风格、历史形态和艺术价值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风貌。本文从黑龙江文革时期美术的研究入手，重点探讨文革背景下的黑龙江美术。
关键词：文革时期 黑龙江美术
要了解黑龙江文革时期美术首先要知道文革美术的定义，所谓“文革美术”一般指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巨大灾难中出现的中国美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文革时期黑龙江美术处于一个半封闭状态，有部分受到文革时期的政治影响，也有部分是艺术家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所以说文革时期的黑龙江美术包括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个性化的私人创作和政治化共性的创作。文革期间反映当时政治需求，配合政治社会形势而产生的作品，也有私人创作的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涵盖美术的各个种类，它们当时渗透到了人们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是历史上所不曾出现的特殊现象，虽然特殊，但它却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当我们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再去重审艺术的形态风格及其价值时，已全然不同于当时那个时代，总之，历史不会停顿，有一天人们会淡忘艺术品创作的具体历史环境，而艺术作品却有可能流传下去。再阅读历史的今天我们重新看到了那些文革的艺术作品，但是对于文革时期黑龙江美术的相关研究却很少，本文作为一篇抢救性的文章针对文革时期黑龙江美术进行研究。
一、 文革早期黑龙江美术形态。
从“文革”一开始，全国各机关单位就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人们忙着写大字报、开批斗会。1966年黑龙江为贯彻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精神，文联和文化局等单位联合召开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文联停止工作“闹革命”。全部人员先后进“五七”干校或下乡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各大城市54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北大荒，北大荒将这批知识青年中的美术骨干组织起来，创作出大批艺术作品，填补了文革时期黑龙江美术创作的空白。
文革时期全国的国画创作一方面在场景的交待与人物的造型上，更加追求舞台化、夸张化、战斗化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在色彩的表现上更加追求“红、光、亮”的艺术效果[1]。而在黑龙江体现文革美术特点的“红、光、亮，高、大、全”则表现甚少，黑龙江独特的地域风貌，给来到黑龙江的国画家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也给黑龙江本土画家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在1955年至“文革”前，是黑龙江国画家队伍和国画创作孕育发展的十年，主要国画家吴镇东、王痴等、高云岩、牛山、岳伯武、王仙圃、刘振铎、于海江、杨沙、王道中等人，他们各有师承，各有所长，各具面貌，初步奠定了黑龙江省国画创作风格、技法的多样性基础。例如，1962年王道中的《我怎样画牡丹》一书的出版，代表着传统的工笔花鸟已经在黑龙江省这块土地上扎根并开花结果[2]。于志学1967年创造了“倒锋用笔”，并创作了新的雪景画《白山黑水》、《雪漫兴安》等这些都为文革开始的黑龙江国画奠定了基础，在动乱的年代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方向。1958年哈尔滨艺术学院美术系设立国画专业，集聚全国一批国画家，组成教师队伍，加强和提高了哈尔滨市国画创作能力，又培养了一批学生成为青年国画家，形成黑龙江省国画队伍的主力。此外，从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毕业生，被陆续地充实进来，使国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3]
众所周知，黑龙江还有一个名字叫北大荒，这是一个更加生动，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名字。翻开《辞源》，在“荒”字的辞条下我们读到：“……自东北方曰和邱，曰荒土。”[2]说到“北大荒”，当属北大荒版画，黑龍江的版画比其他画种起步晚，到了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转业军人进入北大荒进行军垦建设。建设初期，这批转业军人中的美术工作者几乎都投入了艰辛的生产劳动之中。为了配合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美术的宣教作用，他们大多使用木刻这个可以用于大量手工复制的艺术形式，北大荒版画应运而生。由于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这些作品在内容、形式和创作等方面表现得更为大胆和自由，呈现出稚拙、粗狂与纯朴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如晁楣、张作良、杜鸿年、郝伯义、张路、张祯麒、徐介城、徐楞、郝伯义、李亿平等。晁楣从一个部队的美术队长，成长为“北大荒版画”的带头人和黑龙江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开创北大荒版画艺术的这支队伍成为黑龙江美术进军全国的第一支劲旅，他和他带领的北大荒版画家们从初踏荒原的《第一道脚印》，到标志成熟与丰收的《北方九月》，从寓意深刻的《春醒》，到意味深长的《路漫漫》，这一大批作品不但再现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变迁的历史，也走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成熟版画家队伍。“文革”期间，第一代北大荒版画家受到批判，被剥夺创作权利。从此文革时期制约了北大荒版画的发展。
50年代末期的油画和雕塑在黑龙江发展一直较稳定。一批油画家集中到艺术学院，创办油画专业，油画创作呈现蓬勃向上的状态，一批很有声望的油画家如张钦若、徐介城、向阳、石璞、臧尔康在老油画家杨角、张晓非的领导下，创办油画专业，培养油画人才。杨角《诸神退位》、张晓非《生产队长》、张钦若《天鹅展翅》、石璞《工人苏广铭》等油画作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老一代油画家和青年油画家创作的衔接，延安鲁艺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延伸，油画创作领域里的论争，使油画创作在观念上、艺术上都趋于成熟。为文革以后油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文革时期发展缓慢，但黑龙江的油画发展脚步从未停止。同一时期黑龙江的雕塑也在逐步发展中，冰雪雕塑、园林雕塑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例如，黑龙江特殊的气候环境创造出了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冰雪雕塑，一直堪称黑龙江的独特人文景观之一，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冰雪雕塑艺术被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杂烩”，打入冷宫，冰灯游园会和冰雪雕塑艺术活动中断。松花江边的园林雕塑《女民兵》(铁恩厚)、《丰收》（金在坤）、《入水》（王松引）以及为新建哈尔滨的少年宫正门塑制的“号手”和“鼓手”等，都为雕塑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笔。但是雕塑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暂时停止了，例如，哈尔滨的教育书店建筑上的“奴隶”，工人文化宫主楼的群像，通江街口的《降龙》等许多雕塑被毁，修建了不少大型毛泽东雕像，哈尔滨工业大学雕塑巨大毛泽东像，哈尔滨铁路局广场折掉象征中苏友好“中长铁路纪念碑”，建立一座毛泽东塑像，这些都为文革时期的雕塑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虽然在文革时期这个特殊时期黑龙江的很多画种都有不同的短暂停滞，但也有部分得到发展。例如，但由于黑龙江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我们黑龙江这块“北大荒”土地，造就了连环画的喘息，因此表现这块土地的神圣与宝贵，再现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便成了这里艺术家们的自觉使命。1964年王纯信、于志学、于海江三人根据著名作家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再现了那段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60年代以来，黑龙江不少美术家是从连环画起步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连环画培育了黑龙江画家和黑龙江的早期美术，黑龙江也因此成为全国较早的连环画大省之一。[2]
二、文革中后期黑龙江美术形态。
1972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文化局创评室的基础上，成立成立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唐鸿珉为副主任，马辅贤为书记，期间创作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铁人王进喜》（唐鸿珉）、《雷锋》（铁恩厚）、《非洲风暴》（王松引）、《人勤春早》(臧尔康)等。[3]
文革中期黑龙江国画继续发展着，1972年于志学赴兴安岭深入生活，发现雪地里的河水是黑的，解决了冰雪山水画不能上重墨的问题.，创造了“滴白法”并用“滴白法”创作了《春曲》和《解冻》。突出了黑龙江地域气候风貌，为黑龙江国画增添了丰富的表现手法。70年代时油画作品也有了一定成就，例如，刘振铎的《开发大庆的人物》、《林海良材》、《山河图》先后入选全国美展，代表黑龙江国画作者的实力，引起了美术界关注。然而史无前例的动乱使方兴未艾的国画创发展的好势头夭折了。[4]
1968年以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广阔天地为背景，产生了第二代北大荒版画作者群体及北大荒版画作品。70年代以后，北大荒版画的作者群体中还有未离开北大荒的第一代作者，如郝伯义、李亿平、杨凯生等，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失北大荒版画的特点与风格，只是画面尺寸更大、场面更大、色彩更丰富、色版造型更大胆，因此有时被称为新北大荒版画。黑龙江的版画创作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入选省及国家级的展览。这一时期的北大荒版画作品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有一些迎合当时政治环境所创作的主题性作品，题材上脱离了北大荒版画表现现实生活的特点，但总体上继承了北大荒版画的全部特点，在当时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到了文革后期，老一辈北大荒版画家相继恢复创作，北大荒的有关部门陆续组织青年版画爱好者研习班。此时的创作环境相对宽松，他们在发挥传统的基础上也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新观念。因此版画作品较从前题材及风格有很大改变，由歌颂国家、社会及人民的积极精神，转为描写日常生活的面貌和风景，抒发了个人的情怀，并且充满了优美而轻快的格调，表现了黑龙江地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这些可以从晁楣的《路漫漫》、郝伯义的《乡情》、梁丰月的《息园》等反映出来。197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的全部430件美术作品就有北大荒版画作品20幅。
“文革”时期的美术创作都是有组织的，如培训班、创作班、出版社、文化馆等，都是集体创作，又受到严格的集体主义教育，名利的问题不存在，作品没有任何报酬，不是商品，人人都按级别领工资，所以画家们都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专心致志。这一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美术培训班最有代表性。这种无功利的、真诚的、专致的学习和创作氛围，是“文革”画家成长的良田沃土。兵团美术的代表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作者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宣传员的沈嘉蔚，这幅作品可以说是当时文革时期的红色经典，本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針这幅画参加全国美展，二十年后，又作为《中华艺术五千年大展》的参展作品，在美国纽约和古根海姆艺术馆展出，从而确立了其在新中国油画史上的重要地位。沈嘉蔚1972年又创作了《初尝完达雪》以及徐纯中1973年创作的《抗洪图——油画素描稿》都是非常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作品。也有许多油画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例如，韩景升的《镜泊湖瀑布》，孙云台的《松花江畔》，陆续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石璞的《苏广铭》、祝林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一九五○年视察哈尔滨车辆厂》及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创作的烈士像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伟大领袖及英雄人物谱写了赞歌。油画《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是于美成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创作的，主要为了颂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丰功伟绩而作。通过以上这些油画作品可以说明在文革的大背景下，黑龙江的油画创作依然继续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任何成功的艺术家首先是成功的思想家，他们接纳自然与历史的给予后，从艺术家的偏好和社会责任出发，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一个表达自我思想与理念的形式。黑龙江无异是集合了各种信息又极具特色的一块土地，这种自然与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性，不但造成本土文化难以一律化、一统化，而是恰恰相反，更趋向于多元构成，多向发展和多个画种、多样风格的异彩纷呈。这也正是由黑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所决定的。[2] 黑龙江美术的风格形态是在一个没有规范，没有系统，不成格局的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形成恰是这种不规范的交融和无规则的排列，才撞击融合成黑龙江独特的文化形态。但是从客观观角度看文革时期的黑龙江美术，总体上还是在发展，在前进，并且经过特殊洗礼后的黑龙江美术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对于文革时期黑龙江美术的研究，几乎没有文革美术研究专著出版，文革美术研究的论文也寥若晨星。通过对黑龙江文革时期美术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黑龙江美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鲁虹，文革中国画创新的再检讨，http://cn.cl2000.com/history/。
[2]傅伯庚，荒寒与苦难孕育的风流——试论黑龙江美术在当代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龙江文史第七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哈尔滨地情网，http://dqw.harbin.gov.cn。
[4]张秋莹，在北大荒我吐上崛起——发展中的黑龙江省的中国画创作，《朵云》中国绘画研究季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