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战狼II》的结尾，中国舰艇发射出一枚枚导弹的画面气势磅礴，令观众看得热血沸腾。而彼时，在千年古都西安骊山脚下、灞河之滨，有26位身份特殊的人，看到一颗颗弹头直干云霄，心情较观众又有所不同。他们在激动之外，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这26人，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导弹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的技术工人，他们的工作处于一枚导弹制作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被称为“雕刻火药”，就是用特定的工具，通过一系列挖补，对固体火药进行加工，使之达到设计标准。这道工序直接决定导弹能否进行精准发射，稍有误差，就有可能导致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偏离预定轨道甚至发生爆炸。徐立平作为这26人中的老大哥，也是组长，技艺堪称完美：药面精度的最大误差仅有0.5毫米，而他雕刻的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还没有两张A4纸厚。
“大国工匠”“感动中国人物”“中华技能大奖”“时代楷模”……种种荣誉的纷至沓来，对于徐立平来说，意外多于激动，压力大于兴奋。“这是我的本职，做好本职理所当然，荣誉是对我的认可，也提醒我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前不久，徐立平受邀参加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新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这档讲述全球华人家风文化传承的节目，邀请了诸多名门之后谈家风，因此徐立平备感惊讶。“我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上去能说什么？”他笑着对记者说，“后来我明白了，我代表的不是我的‘小家’，而是整个航天事业这个‘大家’，应该讲它的传承故事。我要谢谢父辈们，勉励孩子们，感谢过去，寄望未来。”此时的徐立平，身穿一身航天工作者标志性的蓝工服，回忆起自己与火药“亲密无间”的31年。
肉身钻进火药堆
在7416厂采访徐立平时，记者原本想去他工作的车间感受一下，但工作人员反复劝阻记者：“很多材料都有毒，而且这种火药危险性极高。”为了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工作人员坚持不让进去，只带着记者在车间外围转了一圈。
在穿过一条条寂静的水泥路后，一个壁垒样式的黑色建筑出现在记者眼前，高十多米，宽三四米，从一个小拱门里穿进去，一幢高大的白色厂房拔地而起，紧闭的大门外，是随处可见的警示标识。“黑色壁垒是隔爆墙，白色厂房是徐师傅和工友们的车间。未接受专门训练进去的话，每个动作都是地雷，可能连呼吸都是错的。”7416厂的团委书记王凯告诉记者，“这么大的车间规定一次只能进入两个人，在这种高耸的、有压迫感的准封闭空间里工作，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是不行的。”
采访安排在厂里的休息室中，那里摆放着徐立平班组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和示范模具。“好多都没放上去，个人荣誉的都没放，都是团队的。”徐立平从一排样式各异的刀具里拿起一把，向记者介绍说，“这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的工具，都是上过‘战场’经过检验的。”讲起自己的工作，徐立平滔滔不绝，他看着工厂成长和发展，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其中的艰辛。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战略战术导弹装备的心脏，也是载人飞船逃逸系统的关键部位，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固体火药。“这个火药跟平时见的不同，不需要氧气就能燃烧。不经意的静电就能把它引燃，所以我们首先得防着静电：衣服必须是防静电纯棉工服，进入工房前必须触摸门口的铜棒释放身体静电，整形作业时必须要戴导静电手环，也不能乱动，尤其是刀在雕刻火药时，一个摩擦，说不定就产生火花，那就完了。”徐立平说，“火药燃烧时，会瞬间产生两三千摄氏度的高温，而且燃烧速度非常快，虽然我们有逃逸通道，但逃逸的机会很渺茫。”2001年就发生过一场意外：同行业的一位工作者操作设备时，刀具不小心碰到了发动机的金属壳体，擦出火花引发了爆炸，当场牺牲。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晓曾就徐立平的工作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跟划火柴一样，必须得用火柴头擦火柴盒侧面，要擦上却绝不能擦出火花。”
1989年冬天，刚二十出头的徐立平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那一年，航天科技四院承担的我国某重点型号导弹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发动机药面却接连出现故障，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人進到发动机里面一点点地挖火药，直至挖到界面故障处，才能探清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意味着，以往站在火药外进行的工作，这次得钻进成吨的火药堆里才能进行。正是在这次任务中，徐立平看到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坚定了自己在这份事业上走下去的信念。
“当时是我师傅王安民带着我去的。有个最危险的步骤，要用木钻在火药上钻一个60厘米深的洞，说不定在钻的过程中就达到燃点了。怎么办？没人知道，因为从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我师傅第一个就钻进去了。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牺牲？他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吗？那次给我的震撼非常大。1991年我当上组长，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学我师傅，做第一个钻进去的人。”徐立平动情地说。
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没有被拍摄下来，整个警戒区域内只有徐立平和师傅王安民，用木钻一圈一圈地钻开炸药，一分一秒地进行生死较量，安静到除了刮火药的“沙沙”声，甚至能听到心跳。在狭窄到不能翻身的火药堆里，在刺鼻火药味中一克一克地挖药，师徒二人的神经高度紧绷。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个月，最终成功攻克难关，保证了国家重点战略导弹研制计划的顺利推进，对后续发动机的设计、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身体却出了问题。“挖完药后可能因为中毒和疲累，一条腿出现痛感，开始我还不以为意，瘸着走，后来两条腿都不行了，才赶忙去看医生。那次落下了后遗症，现在一条腿仍然有点不利索。”徐立平说，“但我不后悔，我们‘航二代’，要干就在岗位上干一辈子，就得坚持到底，这是航天人的精神！”
“航二代”与“立平刀”
说到“航二代”，徐立平非常自豪，他的父母都是航天人，母亲更是标准的“航一代”。“他们是创业者。最开始，航天四院是建在四川泸州，三线建设的时候我母亲就过去了。因为那里湿度太大，后来迁到了内蒙古。”徐立平说，“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而内蒙古靠近苏联，所以又搬到了西安。我母亲就跟着四院三迁，绝对是元老了。”
“母亲不担心你的安全吗？”
“当时哪有这么危险。”徐立平笑道，“50年代的时候外国封锁技术，我国的导弹还是苏联援助的呢，火药能量也没这么高，单位体积要比现在小多了。中苏关系紧张后，我们才在钱学森等人的带领下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所以航天事业发展的60多年，是我国自力更生的60多年。高精尖科技，外国不可能告诉你，只能靠自己。”
为了给导弹和火箭提供更强大的动力，航天科技四院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研究各种易燃材料，发掘燃烧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们从一无所有起步，从低能到高能，从低燃速到高燃速，固体推进剂已经历了多个代次的更新，蕴含的能量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最新的一种高能推进剂的主要成分，甚至能落地即炸。而徐立平们面对的危险，可想而知也在与日俱增。
为了提高安全系数和工作效率，徐立平一直在创新雕刻工具。以他命名的“立平刀”，就是他的作品。这把刀没有刀的外形，形似圆筒，尺寸和形状正好跟火药的容器吻合。两者结合后，转动“立平刀”顶端的旋转器，筒内的刀片就会分毫不差地将火药修平整。“要是一刀刀地去刮火药，不小心就会刮到容器边缘，产生危险，而且火药的平整度也可能有偏差。”徐立平解释，“立平刀”的标准化，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工作量，“新员工用这把刀，一个礼拜就能实操工作，如果是传统的刀，没有半年以上的培训是不能让他上场的，因为力度和角度要非常精确，有一点误差就要出大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地让这份职业更安全、更简单。”
一晃30多年过去，徐立平虽然成了“老资历”，但相比面向市场的行业，他的收入并不高，对此他毫无怨言。在他看来，身为航天人，看重的不应该是报酬。“说大一点，干咱们这行，别把它当成赚钱的职业，要有对国家奉献的精神，我们追求的是这个。我们这里的小伙子也很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九三’阅兵、国庆阅兵时，看到火箭导弹发射或者展示出来，他们都骄傲地说：‘这是我们做的！’我们的人员流动性很小，因为有一个航天精神在里头，它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也愿意坚守这个东西。”
春晚一定要陪家人一起看
从事这份在“刀尖上跳舞”的工作，最担心的自然是家人。徐立平常常不知道怎么安慰父母和妻儿，想了再多的话，到嘴边却变成一句：“把活儿干完我就走。”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非常愧对家人，一定要感谢我的妻子梁远珍。”徐立平的语气里有一丝苦涩，“我母亲重病的时候，在医院躺了40多天，我忙着工作，从没去陪过她，都是妻子在照顾;儿子上高中去了城里，3年里我很少去看他，也是妻子照看，高考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也没有陪伴他。”但作为航天家庭，家人非常理解、支持徐立平。梁远珍说：“夫妻生活，难免磕磕绊绊，但我再生气也不敢和他吵，总是让着他、迁就他，因为我知道他工作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有任何分心，我怕吵架影响到他工作时的情绪，万一操作时分了心，结果我不敢去想。”实在憋屈得不行了，她就会一个人到单位操场上，跑几圈发泄情绪，直到心绪平静了，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家。
“妻子老是说我不带她出去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陪她回老家团圆。真抽不开身，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们还在加班，春节也就三四天假。”徐立平苦笑道，“不过春晚一定会陪他们看，这点从没耽误过。”
结婚20多年来，梁远珍早已习惯了徐立平的忙碌，习惯了自己承担更多家庭义务。同为航天人，梁远珍理解“航天”两个字对徐立平来说意味着什么：“并非他不顾家，也并非他不懂得享受生活，只因为他热爱航天事业，放不下作为航天人的那份誓言和担当。我会一直在背后支持他，并为他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