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岁以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益店，它是一个集镇，距离我的村庄有5里路，在周围的几个镇子中最为著名。从小我就靠听说谁家从益店买了几头猪崽，谁家的女儿嫁到了益店，谁又在益店西头的木头市上买到了便宜的棺材板。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益店就是村庄之外最繁华的地方。我家邻居的儿子在益店镇上做邮递员，经常骑着墨绿色的三轮翻斗摩托从益店回到村子，下些新鲜的蔬菜然后栽着报纸信件又转到其它村子去了，惹得全村人羡慕。后来我长到6岁的时候就经常跟母亲去益店跟集，主要是灌煤油和买火柴，有时候母亲也扯些便宜的布料为我们姊妹做衣裳。我经常看到的是早晨的阳光照到益店镇上照相馆的玻璃窗户上，刺目而又令人惊奇。然后是一些商铺里的女人用香皂洗脸洗手，然后把水泼到公路上，泼得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我还看到益店机械厂的工人穿着蓝帆布工作服端着盛满土豆片炒肉的搪瓷碗吃着雪白的罐罐馍。益店的树木很少，在靠近街道的公路边，常常停留着一些长途班车和运输蔬菜的卡车，还有一些穿着喇叭裤留着卷发头说着普通话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益店的集市上吃饭，吃地道的擀面皮喝鸡蛋醪糟汤。我时常穿越着纵横交错的公路，在弥漫着喧嚣和汽油气息的益店睁大着眼睛看牛马套着铁钉在马路噔噔地走着，看一些白色的班车在路边逗留。我认识班车上面的字，那上面不是写着西安——宝鸡就是宝鸡——西安。那时间我就知道益店在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但我不知道西安和宝鸡的热闹。除此还有一趟班车是从眉县到麟游，属于山区到山区的公路，班车车次少，而且陈旧。我的父亲就从益店坐着这样的车到眉县，然后倒一辆更破旧的卡车到秦岭山里的一个小县城。我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工作的山城。我经常和母亲送父亲到益店乘车。大清早就起床，包里装着煮鸡蛋和馍馍。顺着崖边爬三道坡过两个村子就到了益店。去眉县的班车少而且不准时，所以就蹲在路边等。有时候等的时间久了，父亲就带着我去益店食堂吃羊肉泡。一碗羊肉泡要2块钱，里面没有多少肉，大多都是肝子、羊肚和羊血。母亲不吃只是看着我吃完里面不多的几片杂肉，然后从包里拿出家里烙的干馍掰碎后端到锅边央求掌勺师傅再盛些汤给父亲。父亲吃了一半又去加汤然后给母亲吃。吃完后父亲就背着一个皱巴巴的小布包坐汽车走了。那时间父亲刚挨完批斗，从西安发配到山里改造。父亲言语少，我多次想让他带我坐汽车去山里，但无法开口。所以和母亲回家的路上我就经常问母亲什么时候到父亲工作的小城去，母亲就说等你长大了，长大了再去。从5岁到15岁，1O年间，我去了益店无数次，但没有坐过班车。有一次到三十里远的县城还是坐着栓怀叔的自行车去的。那时间，益店公路上的车辆多了起来，我经常会看见车上扔下花花绿绿的易拉罐和饮料瓶。我想象过这些班车行驶的目的地，但我的想象缺乏背景，我再怎么想象，总觉得那些城市的繁华超不过益店的热闹。
我喜欢益店街道上唯一的供销社。那里面洋溢着浓郁的糖果和雪花膏的气息。隔着高高的柜台，我看见的商品是形状不一的纽扣、梳子、电池、别针和摆放在柜台上面的布匹。那些惹人口舌的糖果装在木匣子里，放在营业员后面的货架上。记得我每次去供销社，就是用手摸着光洁的柜台玻璃绕着柜台转一圈，瞅瞅那些盛气凌人的售货员，然后出门看供销社外面丢弃的糖果纸发一会儿呆，记得那时间我的兜里就装着五分钱，有时候还装着一毛钱。但是我想看想买的还是连环画书，所以咽咽口水就离开了。
益店书店在街道的东头，是个二层楼房，正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像，下面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字。书店与供销社一样有着高高的柜台，如果不买书你就安静地瞅瞅书架，不要喊着拿书，那样的话书店的营业员脸色极不好看就会斥责你。那时间，书店里卖的大多是政治教材方面的书。比如堆满书架的马克思选集、毛泽东选集和鲁迅杂文以及拖拉机维修手册等书。除此就是四大名著。连环画不是《隋唐演义》就是《水浒》和《铁道游击队》。我记忆最深的是《画皮》，书里的图画全是黑白工笔画，线条和人物形象十分逼真，那长长的手指甲至今清晰可忆。益店书店里的连环画从一毛钱到五毛钱都有。我常常是在书店里看连环画的彩色封面，要不就是挤在大孩子的旁边看人家新买的连环画。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书店外面租着看地摊上的连环画。5分钱一本，一毛钱可以看三本。摆摊的是个大孩子。趁他不注意，可以花五分钱快速地看两本书。我识字不多，囫囵吞枣地看。看完后一路又饥又渴地回家喝一肚子的井水躺在土炕上胡恩乱想。那时候我大概1O岁左右。一个月去两次益店，都是星期天没农活的时候跟着村子里大孩子去的。有时候走小路，有时候走大路。记得走小路要跨过一条河渠，我们就比赛。那时候我人小胆也小。跨不过去就绕着河渠回到大路上到益店。我那时候最羡慕的是嘴里嚼着奶糖肩膀上扛着一根长甘蔗的孩子牵着大人的手从益店的街道上招摇过市。有时候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意外地捡到一些可以回味的东西，比如别人扔弃的甘蔗根，比如遗落在草丛里的糖果纸。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书本子里夹满了很多糖果纸，那上面清一色写着水果糖，都没有生产厂家。捏着一张张糖纸我还能闻见甜甜的味道。
除此之外，我记得清楚的是益店东头的粮站。从记事起，我每年夏天都要帮母亲推着车子到粮站交粮。在粮站的大树下排队听挂在树上面的大喇叭喊叫交粮户的名字。粮站的会计和验粮员都是从各个村子临时抽调过来的，但他们盛气凌人，好像自己突然成了益店镇上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对着那些老实巴交的交粮人指手画脚。他们的耳朵上面夹满了纸烟，许多人堆着笑容在他们面前把粮食搬来搬去。有时候等的时间长了母亲就给我5毛钱去粮站的食堂里吃碗凉粉买根麻花。食堂里划凉粉的是个老头子，光头、眉毛细长、驼背。每次只要看到我他就会多划一些凉粉。他爱笑，笑的时候眼珠子向上翻着。有几次他偷偷塞给我热气腾腾的包子嘱咐我到食堂外面吃。后来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娘家人，母亲管他叫二伯。我就叫他二爷。我至今记得他黑乎乎的大茶缸和旱烟袋。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股浓烈的汗臭味，但我喜欢他，他话不多，没事就是喝茶抽旱烟。直到粮站食堂解散才回家。挨近粮站的是一个杀猪户，姓王，戴着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看起来很文弱，但他却是杀猪的一把好手。每年腊月开始，益店周围十多个村子的人就轮番拉着猪来他家屠宰。他穿着黑胶皮服，脚上穿着胶皮雨鞋，门口支着大锅冒着热气。有三四个壮汉帮他。用绳子把猪腿捆起来，抬到案板上。他用膝盖顶着猪脖子，一刀下去。猪晃晃头冒出一股血水就悄无声息了。然后被扔进滚烫的开水锅里，去毛，他蹲在一边清洗刀子。记得每年的腊月，在益店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轰鸣声中，他家院子里响彻着猪的嚎叫声特别引人注目。屠户老王家的女人和我母亲也是同一个娘家。母亲就经常到
那里喝水，到了年关时节，母亲就顺便从她家要些猪头肉和猪下水。这些东西都是母亲用一些鞋子和鞋垫换来的。有一年的夏天，母亲到沙厂做工，我就住在她家。我为能住到益店镇上而兴奋，经常从她家跑到益店镇上玩，就像进了城市一样。我的喜悦有着少年的虚荣。但常常因为没钱买冰棍而沮丧失意，那时候，5分钱的冰棍那么流行，而我只能看着咽口水。
15岁我到益店读高中。高中离街道不远，开始是每天回家，五里长的路一天两趟就是十里。天天跑下来就有些吃不消。后来因为每天要上晚自习，就住校了。记得那时间我已经明白了不少事情，贫穷让我多少有些自卑。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只有两元钱。而其他的同学是五元钱和十元钱。有时候同学们去益店的街道上吃臊子面炒凉粉，我就躲在大通铺的宿舍和宝岐一起喝开水啃干馍。宝岐家在北山的一个乡村里，一个月只能回一次家。他妈蒸的馍里不是夹着一层油渣就是抹着辣子籽，吃起来特别香。所以宝岐每次回家背馍后就喊着我来吃，他说赶紧吃还热着呢。宝岐的馍馍因此总是先被吃完，然后我们再来吃我的馍。宝岐瘦得出奇，喉结大，头发干黄，一看就知道营养不良。但他性格温和、为人厚道。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在深夜里趴在老师宿舍的窗台下借光看书。我曾经和宝岐倾谈过各自的理想。我说我要当警察，宝岐说他要当医生。我知道宝岐的父亲常年患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钱治。宝岐说我要上一所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哪里不去就回益店，给咱益店人看病不收钱。那时校园风气不好，流行练习拳术和拉帮结派。校园里经常会窜进来一些小流氓，在学校背后的操场挑战和打架，追逐漂亮女生。宝岐为了保护女同桌曾经和那些小流氓打过架，被菜刀划伤了脸。我替宝岐去报仇也被打了。后来到了高三冲刺阶段。我和宝岐搬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每月三块钱租了一间房子。宝岐没有钱，就说等考完试，他回家挖药卖钱还给我。那时间，面黄肌瘦的宝岐学习一直很好，几次模拟考试都是前几名。到了3月份，进行预选考试，宝岐考了全校第二名。学校领导几乎天天来鼓励宝岐。在这期间，我和宝岐也兴奋地第一次去益店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那天是宝岐掏钱，电影名叫《寡妇村》，里面有几个镜头显现着女人穿的露肚脐的服装。宝岐看得脸红，走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宝岐死了，宝岐是在来学校的路上为了节省五毛钱的坐车钱，扒一辆拉沙车出了事：我知道宝岐扒过很多次拉沙车，都是在周末来学校时偷偷地扒在车后厢上，身上背着干粮和交学校食堂的面粉。而那次天冷他的手没抓好摔到沟里死了。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同伴之间的死亡，心里充满着说出去的慌张。后来我多次梦见宝岐，觉得他还活着，觉得他正在益店的卫生院里给人看病。
从1990年离开益店到后来无数次的返回与路过，益店在我的视野中模糊又清晰，清晰又模糊。我渐渐变成了一名过路人。，我的身份证上益店的字样消失了，我的益店口音也变得异样起来。我多次在益店下车，在益店的面皮摊上回味少年时的滋味，在并没有多少变化的街道上行走和探望：那些摆摊的人大多不在了，益店建起了农贸市场，供销社还在，不过已经成为超市，书店里的书变成了《果树栽培》、《毛衣编织技巧》之类的书了，没有一本小人书了。书店不叫新华书店了，叫育才书店。我注意到，书店里堆满了教辅材料和文具。
我还看到：通往我家的路成了水泥路，我上学时栽在路边的梧桐树长成参天大树了。益店有了出租车。公路的车更多了。一些长途班车长久地停在街道口一个劲地在喊：西安——宝鸡，宝鸡——西安。这些长途客车要在益店停留很长的时间，因为益店在宝鸡和西安工作的人多。但是我看到的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后来我渐渐回益店少了。关于益店的故事和人物我都是听母亲讲述。但我觉得我身上残留的益店气息没有消失，它依旧弥漫在我的字里行间，弥漫在我的行走和回忆之中。
益店依旧飞扬着尘土，那些面红耳赤的学生在益店的街道上吃面皮，夹着书本走过。那栋教学楼还在。梧桐树上的花开得多么芬芳。我离开益店，更大城市在前方。
乡间秘方
我一直认为天下所有的膏药都起源于康家大院。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幽深的康家大院就是神秘的。每到深夜，院子里一片石锤鼓捣的声音，有时沉闷有时清脆。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说，康家又在做膏药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膏药，但我闻到了村庄上空一丝丝草药味道，腥涩迷香。待我早上醒来去门口撒尿的时候，又看见康家的门口站满了来自异乡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慕名而来，目的就是求得几副膏药。康家的小儿子和我一般大小，他经常跟在康老汉的身后，窜来窜去。有时候会突然从康老汉的裤兜里掏出几张纸币，喊着要去镇上买米花糖吃。那时候康家是显赫的，虽然他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外姓，虽然他的祖父是一个游走乡间的江湖耶中。虽然村子里人一直把他叫康家老汉，有点戏弄的意思，就是你再怎么能还是一个外乡人。但在贫穷的乡村，膏药似乎是个万能的药品，跌打损伤头疼拉肚子几乎都能医治，这就使得康家成了一个特殊的外姓大户。每到闲散的季节，村里的人就期盼着到康家大院去做工，挣些零碎钱。但康家却不用村里的一个壮汉，他们从四川、云南一带请来一些说着浓重方言的郎中，整天鼓捣着，像搞什么科研项目一样引人注目。很多时候，我看见那些郎中在田间散步或者闻到康家院内肉香飘荡的时候，就知道康家又一批膏药做成了。康家的膏药分跌打扭伤、风湿等多种，最神奇的是膏药还能治痔疮和关节炎。我见过康家老汉给二婶治病：他先是把一些草药捣碎，抹在一块灰白的土布上，再加上植物油，然后在煤油灯的捻子火上烘烤。烤到那些黑而粘稠的药汁快要流淌的时候突然贴在二婶的肩膀上。二婶喊痛，但康家老汉不语，又贴上一块。明天就会好的，康家老汉用水洗着染得黑黑的手，面无表情地说着。二叔连忙递上早已卷好的纸烟，康家老汉是不抽烟的。他说都是一个村的，不用客气。其实，康家老汉年纪不大，也就是四十多岁，可他面容很老，跟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见面了一些势利的人还是叫他叔呀伯呀的很亲热。膏药的效果似乎很是明显，两天后二婶的关节就不疼了，她又能下地干活了。她说原来天阴下雨腿骨节里像钻了蚂蚁一样，又痒又痛，现在好了。二婶似乎也有了气色，她提着鸡蛋烙了油饼给康家老汉送去，又被送了回来。康家三儿子说，你家的油饼好吃。我和弟弟吃了，把鸡蛋给你送回来。康家的膏药还治过爷爷的颈椎病。那时间我已经上小学了，固执的爷爷身板硬朗，但就是颈椎病把他折腾得抬不起头下不了炕。后来还是康家老汉送来膏药，整整贴了一个半月，爷爷的颈椎竞奇迹般柔活了起来。康家的膏药还治过黑娃伯的疮疖，那些年月，村庄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每个人都贴过康家的膏药，几乎每家的凉席和枕头下都藏有康家的膏药：黑黑的、粘粘的、散发着酸酸的味道。农忙时节，男人和女人的肩膀、膝盖、胛
骨上贴着膏药，拼了命地干活。有康家的膏药，人们很少去医院。有时候康家的膏药似乎有些紧俏，来了好多的异乡人就是买不到。原因有说草药运不过来的，还有人说政府在整顿乡村诊所，不让做生意了。母亲也曾悄悄地把早些日子买好的膏药送到数十里外的舅家，告诉舅舅，这膏药好得很，放两年功效还是不减的。让村庄许多人不解的是，一生医治无数病人的康家老汉在50岁的时候突然去世，具体的死因不明。接着全国搞四清五反运动，康家的膏药从此消失了。县上来的工作队本来是要拿康家老汉媳妇做运动整治典型的，但康家媳妇带着孩子跟着一个郎中离开了村子，所以免于遭罪。但人们说起康家的膏药，还是赞不绝口，有时候胳膊腿扭伤了，就念叨起康家老汉的膏药。
板板土也是村庄的一个流传甚广的秘密。那些或松软或坚硬的板板土其实就是夹在黄土层里的一种白土，因为夹在厚厚的黄土层中常年不受雨淋就显得发白。当时乡间关于板板土的功效传说有两种：一是可以驱除孩子体内的蛔虫，春天的时候，到一些沟壑的半崖处，用掘锄挖进去两三公分，掏里面那种发白而且干硬的黄土，然后回来给孩子用水冲喝。我没有喝过板板土，但隔壁的小黑哥就吃过板板土。那时候，村里的孩子清一色的蛔虫脸。吃得再饱肚子总是饿的。可怕的是一些孩子老是半夜惊醒哭泣，走路老打趔趄，瘦弱得快要被风吹倒。乡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蛔虫在作怪，建议到镇卫生院买一种叫肥儿丸的驱虫药。但小黑哥的母亲春花嫂却固执地认为，板板土的作用好，因为她小时候是吃过的。再说一盒药要卖3毛钱，有些贵了。她便给小黑哥吃板板土。我没目睹过春花嫂怎样给小黑哥吃土，但我隔着一面土墙听到了小黑哥杀猪般的叫声。后来春花嫂在村口给我母亲说。她是给小黑哥用给牛灌药的漏斗硬灌下去的。春花嫂还说，板板土就是很有效果的，吃了二天，小黑哥就拉下了十几条虫子。母亲听了有些心动，回来给父亲说要不要给我也吃些。读过几年书的父亲还是给我买了肥儿丸。他说，土怎么能治病，吃这东西会出事的。应验父亲这句话的是小刚的妹妹小娣。当时小娣只有16岁，但不知怎么就怀孕了，已经明显地看出来了。她母亲打了骂了小娣，但小娣就是说不清谁欺负她的。她说她去镇上赶集，在回家穿过一片玉米地时被人欺负了。她被那人用衣服蒙住了头，后来她看背影好像不是自己村里的人，她想去追但身上没力气。因为一时间找不下可以出嫁的婆家，又气又急的小娣母亲就叫小刚挖来板板土做打胎药。板板土小娣整整喝了四天，茂在村口见到小娣的时候，她已经虚肿得变形了，脸上像抹了一层黄油，到了第五天，小娣就死了。死的时候，肚子大得好像要生了。那时候是夏天，她的母亲为了掩人耳目，给她穿了厚厚的棉袄，但小娣的大肚子还是非常显眼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小娣是喝板板土胀死的，埋葬小娣的时候大家心里清楚，小娣喝了四天的板板土，最后饭是吃不进去了。她曾对母亲说她的肚子要胀破了，可她母亲说，等把胎儿打下来就好了。结果，小娣肚子疼得全身冒汗，没拉到镇医院就死了。小刚哭着说妹妹是自己害死的，是他挖的板板土不好。因为那些日子天总是下雨到处潮潮的。他找了很多地方，没有一块土是干净的。与板板土有异曲同效的还有村庄田地里的黄土，比如割草时把手上划破了就抓一把黄土撒在伤口处，就会堵住涌动的血，最后凝固成血块，结痂就好了。池塘里淤积成的泥巴也是乡间的一个秘密。我6岁多的时候，扁桃体发炎，高烧不止。慌乱的母亲按照别人的指点去村头的池塘里挖了黑黑臭臭的泥巴涂抹在我的脖子上。泥巴被我高热的体温烧干，然后揭下去再抹上去一层湿泥巴。奇怪的是，反反复复两天后，我的扁桃体恢复正常，体温也降下来了，没吃一口药病就好了，大伯说这是以毒攻毒。但那种揭泥巴时带着汗毛一起拔的疼痛我至今难忘。
其实在乡间，比黄土更神秘的要数香灰，如果村庄的人得了非常难缠的病，即使去了医院打了针，许多人还是要到庙堂里祈求些香灰心里才踏实。在乡间，香灰是属于心灵感应的一种神药，就像一些流行的巫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香灰就是锯末燃烧后的灰烬，但是，这样的灰烬却带着浓厚的神秘。祈求神验的香灰一般都要到大庙堂去，也有人在自家的灶神和土地爷前的香龛下跪求。但是，如果能到大的庙堂中，尤其是在一些香火旺盛的庙堂中求得一包香灰，那似乎就是难得的灵丹妙药了。在我们那儿，最灵的寺庙就是靠近桥山的白雀寺。一到阴历的四月四，不大的白雀寺里挤满了善男信女。他们磕头拜神的目的除了祈祷生儿育女外，就是求几包香灰。最远的人是从四五十公里赶来，就是因为这里的香灰非常灵验，听以白雀寺的周围常常会形成一个场面很走的庙会和农贸交易会。我曾经跟着母亲多次去过白雀寺。记得那时正是收油菜的农忙时节，我拉肚子而且脱水严重，疼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顾不上家里的农活，母亲用架于车拉着我走了二十里地的路，来到白雀寺，母亲没有钱上布施，就在神龛前放了一包自己做的挂面。我没有气力，但还得跟着母亲给神像磕头，磕得晕晕忽忽。待我起身的时候，一个老阿婆就给母亲递过采两包黄纸包的香灰。我记得她叮咛母亲一天吃一包，一包吃两次，有着一个老医生的口气，母亲很是虔诚地感谢后就拉着我回家了。为了让我顺利地喝下神药，母亲在我旁边放了一碗平时喝不到的蜂蜜水。但我一闻到香灰那冲鼻的气味就恶心，最后还是母亲硬灌。我现在还记得香灰的味道，蜇蜇的有点灼烧舌头的味道。后来过了两天，在不断轮换着吃四环素和香灰之后，我的肚子竟然不疼了好了。母亲说那是菩萨保佑、神仙显灵。后来，母亲不断地在各种庙会上带回来不同包装的香灰包。她把那些大小不一的香灰包藏在灶神的香炉后面，我们姐弟感冒发烧包括她自己头疼都要取一包香灰来。潜移默化，当母亲不在而我生病的时候，我就端个凳子，从那布满灰尘的香炉后面取下一包香灰默默地服下。在周遭无数疾病和灾难侵蚀的乡村，我们兄妹只要看见香炉后面有一堆的香灰包。就会觉得病好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