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善于使用漆的国家。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胎朱漆碗算起，中国的漆艺史长达七千年。在此期间，漆器发展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战国秦汉时代，以彩绘漆器为代表；另一个是元明清三朝，漆器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主要品种包括雕漆、单色漆、描金漆、描漆与描油、描金彩漆、戗金彩漆、填漆、识文描金漆、螺钿漆、犀皮漆、款彩漆等。
雕漆器是元明清漆艺发展的杰出代表。所谓雕漆，是在已经制好的胎骨上层层髹漆，少则二三十道，多则上百道，每髹一道，即放入特制的窨箱令漆凝结，髹到所需厚度后，用刀剔刻出花纹，实则是漆的浮雕。它同玉器一样，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聪明、精细、忍耐、与恬淡的性格。根据髹漆颜色与装饰花纹，雕漆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黑、剔彩、剔犀，以及结合漆以外工艺等若干小品种。根据文献记载，唐代已有雕漆，但未见实物传世或出土。目前所见最早的雕漆是宋代作品，国内墓葬仅发现剔犀、剔红、剔黑等品种，主要藏于日本。故宫博物院是元明清雕漆的荟萃之所，海内外无出其右者。查阅漆器拍卖的历史成交记录可以发现，排在前十五位的皆属雕漆，其中又多系元明时期雕漆，由是观之，其投资潜力巨大。
元至明代早期雕漆器
元至明代早期雕漆器的制作工艺大约肇始于宋代。文震亨《长物志·总论铜玉雕刻窑器》曰：“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盖其妙处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佳绝耳。元时张成、杨茂二家亦以此技擅名一时。国朝果园厂所制，刀法视宋尚隔一筹，然亦精细。” 从传世作品看，文氏的看法基本与事实相符。
元代雕漆的存世量很少，主要有剔红、剔黑、剔犀三个品种，髹漆较厚，雕法圆润，不露刀锋。器形多盘、盒，尊和盏托次之。纹饰包括花卉、山水人物、几何纹三种。以花卉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有栀子、秋葵、山茶、牡丹、梅花、菊花等，在黄漆素地上直接雕花，构图或以一大朵花卉作为主题，旁衬数个含苞欲放的花蕾，或以数朵大花满铺，枝叶肥厚，舒卷自如。以山水人物为主题的作品，雕刻天、地、水三种锦纹为地，画面层次清晰。天锦的线条曲折回转，类似窄长的回纹；水锦的线条圆转流畅；地锦以菱格内饰多瓣小花表示，菱格小而密集。器底髹褐色漆，款识少见，全系针划工匠姓名，如张成、杨茂、张敏德等。
张成和杨茂的作品技艺精绝，代表元代雕漆的最高水平。例如“张成造”款剔红栀子花纹圆盘（口径16.5cm，高2.6cm），盘内黄漆素地，用红漆雕刻一朵肥腴圆润的栀子花，上下分列四个含苞待放的花蕾，枝叶舒卷自如，筋脉清晰可见。外壁雕卷草纹，线条自然流畅。外底左侧针划“张成造”三个小字。（图一）再如“杨茂造”剔红观瀑图八方盘（口径17.8cm，高2.6cm），盘心以天、地、水三种锦纹表示空间，庭院内一老翁神情专注地眺望对山流瀑，一童子站在老翁身后，随时听候差遣，另一童子正从亭内端茶走出。画面布局疏朗，生动传神，俨如一幅秀美的工笔画。盘内、外壁均为黄漆素地雕俯仰茶花、牡丹花、栀子花等。外底左侧有“杨茂造”针划款，正上方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后者显系宣德年间所刻。（图二）
明代早期雕漆
明代早期的雕漆以永乐、宣德年间的制品为代表，继承并发扬了元代的特点，造型规矩，用漆精良，雕刻圆熟，磨工精细。款识方面，永乐雕漆在外底一侧针划“大明永乐年制”单竖行小字，宣德时改为刀刻填金楷书大字，富丽堂皇，彰显皇家气派。
器形以盘、盒多见，新增小柜、香几、盖碗、小瓶等，器物尺寸普遍增大。纹饰种类丰富，远胜元代，以花卉纹最多，花鸟和山水人物次之，龙凤纹最少。花卉纹除了栀子、牡丹、菊花、茶花、梅花外，新见荔枝、葡萄、石榴、芙蓉等。永乐剔红葡萄纹椭圆盘（长径26.8cm，短径18.5cm，高3.1cm）通体髹漆肥厚，茂密的枝叶掩映着一串串熟透的葡萄，中间三串尤为硕大饱满，高出盘心约1.5cm，集中反映了明初雕漆工艺的水准与风貌。（图三）花鸟图案往往以一种花卉布满器表，二鸟飞翔其间。永乐剔红孔雀牡丹纹圆盘（口径44.5cm，高5.8cm）在盛开的牡丹丛中，两只孔雀展翅飞翔，羽毛纤细如丝，尾翎似鳞状浮起，层层错落，画面栩栩如生。外底左侧有“大明永乐年制”六字针划款。（图四）这一时期的花卉纹和花鸟纹除了黄漆或朱漆素地外，开始镌刻锦纹，与山水纹中的地锦类似。山水人物图案的水锦变为折角状，给人波光粼粼之感；地锦由菱格演变为斜方格内填多瓣小花表示。常见听琴图、五老图、观瀑图、携琴访友图等，无不表现出文人士大夫清静悠闲、怡游畅饮的生活情趣。例如永乐剔红杜甫诗意图圆盒（口径22cm，高7.5cm），盒面上由山石和松树掩映的殿阁内坐一老者临窗眺望，阁外一老者携琴童来访。在堤岸的垂柳枝头，两只黄鹂欢快地鸣叫，岸边有一只小船停泊待渡，几只白鹭在空中结队飞翔。整幅画面将杜甫的著名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表现得淋漓尽致。（图五）龙凤是皇权的象征，龙矫健而威严，躯体粗壮，指爪有力，呈车轮形，细颈，头发由后向前飘扬，火炬形眉。与龙凤结合的云纹多呈如意形，或由几个如意头相连组成。如剔红牡丹双龙纹大圆盒（口径44.2cm，高9.4cm），盖面以朱漆为地镌刻斜方锦纹，两条矫健的游龙在盛开的牡丹丛中追逐一颗火珠嬉戏。盖壁黄漆素地，上雕四条游龙在花丛中漫步。（图六）
此外，剔彩是这一时期新创的雕漆品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款林檎双鹂图捧盒是全世界现存唯一一件明早期剔彩标准器。此盒口径42.2cm，高19.8cm，通体采用红、绿、黄、黑四种色漆交替髹饰，共十三层，每层均有一定厚度。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漆层上剔出林檎深褐色的枝干、黄色的新枝、绿色的叶子，某些叶上有被虫咬而变枯黄的斑痕，枝头上挂满由青变黄，再由黄转红的丰硕果实，黄鹂身上掺杂黑色的羽毛，色彩缤纷，令人叹为观止。（图七）
明中期雕漆
明中期指宣德以后的正统至正德时期，历经六朝，将近一百年。这一时期雕漆工艺发展缓慢，海内外带有年款的作品极为罕见。将部分传世作品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可以看出，明中期的雕漆风格由早期的简练大方逐渐向晚期的纤巧细腻过渡。
器形方面，明中期的立体造型增多，新见梅瓶、高足碗、笔筒、插屏、提匣等。装饰纹样仍以花鸟和山水人物居多，普遍雕刻方格或斜方格锦纹为地，锦纹较早期大而稀疏。花卉题材的作品以缠枝、折枝花卉取代了早期大朵花满铺的装饰风格，使图案布局变得疏朗清新。山水人物题材的作品常见五老过关图、文会图、滕王阁图、岳阳楼图等。雕刻刀法上虽保留早期藏锋清楚、磨熟棱角的传统，但也表现出刀锋快利、磨工不细的特点。剔黑花鸟纹梅瓶是本期的代表作品，此瓶（口径9cm，高29cm）通体髹朱漆地雕锦纹，以黑漆为面刻花鸟、缠枝花卉、海水麒麟等纹饰。纹饰轮廓多采用垂直刀法，虽经磨光，边棱仍显得较为生硬。花卉枝叶正反卷折的处理较早期稍显呆板。（图八）
明后期雕漆
雕漆制作自明晚期的嘉靖朝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嘉、万两朝的雕工崇尚工致华丽、繁缛细巧，早期那种古朴浑厚、简洁大方的风格荡然无存。
从漆质和刀法看，嘉靖时的雕漆存在两种风格：一种是漆质较好，颜色鲜艳，髹漆较厚，雕刻工细，有一定磨工；另一种则是漆质干涩，颜色偏暗，漆层略薄，雕刻粗率，不善藏锋，棱角显露。嘉靖皇帝追求灵秀奇巧，出现方胜式、银锭式、寿字式、折扇式等造型，观赏性大增。纹饰题材方面，除了部分传统内容，常常把吉祥文辞、道教符号巧妙地组织到图案中。例如剔红福禄寿岁寒三友纹圆盒（直径17cm，通高8.8cm），漆色偏暗，刀法快利。盖面所雕海水中凸起三根石柱，被称作岁寒三友的松、竹、梅绕石而上，其枝干盘曲形成“福”“禄”“寿”三字，构思巧妙，布局严谨。（图九）剔彩漆器在明晚期有很大发展，货郎图盘是其中的精品。此盘口径32.2cm，高5.2cm，自下而上依次髹土黄、红、黄、绿、红五层漆，盘心的孩童着红衣绿裤或绿衣红裤，花叶红绿相间，随妆露色，同一颜色开始出现色差之别。内壁装饰云龙，云纹呈“壬”字形，在嘉、万年间的漆器和瓷器上都十分流行。外底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刻款方式与宣德作品完全相同。（图十）
万历雕漆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剔彩技法、海水龙纹及款识三个方面，现以万历剔彩海水龙纹捧盒为例予以说明。（图十一）以往的剔彩是分层髹涂不同颜色的漆后再剔刻花纹，随妆露色；此件龙纹捧盒则先涂一种颜色的漆层，描出花纹轮廓后，在其内另涂一定厚度的色漆，然后雕刻花纹细部。这种局部加色的剔彩方法摆脱了漆层颜色的限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颜色的各种变化。龙纹的眉毛呈“山”字形，而非明早期的火炬形，波涛重叠处的最后一道刻划稍宽而深，以上细部特征似乎仅仅表现在万历年间各种材质的器物上，可以将其作为判断年代的依据。除了“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刀刻填金楷书款外，部分器物添加干支，形成八字款，如该捧盒的款识即为“大明万历丙戌年制”。此种加入干支的款识只在万历朝的漆器上出现，其他材质或其他时期的器物尚未见到。
此外，在故宫收藏的雕漆中，有一部分髹漆薄而干涩，刀法琐碎，锋棱尽在，纹饰繁密，不施锦纹，多取材于花卉、草虫、飞禽、走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根据《万历野获篇》和《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它们应属明晚期云南工匠制作的“云雕”。（图十二）
万历以后，直到清雍正年间，雕漆工艺又呈衰落趋势，至今尚未发现带年款的作品。
责任编辑：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