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或者西美尔，再或者本雅明，他们循着街道，进入欧洲的城市，街道成为认知城市的一种主要的方式，于是有了行走者，有了游荡者，有了窥视者或者漫游者，这些行走者、游荡者、窥视者或者漫游者，陆续地成为城市研究的经典视角，也有了陌生化或者匿名性的城市学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的人来说，他们还有着其它的进入城市的路线图，有着其它的认知城市的方式。
高晓声天才地叙述了一个中国农民——随着当代文学史的普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农民的名字叫陈奂生——在1970年代末，如何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而进入城市。但是，他并没有循着波德莱尔、西美尔或者本雅明划定的路线图，行走、游荡或者窥视。陈奂生对城市的认知，仅仅因为招待所的一张软床，并经由这张软床，进入了城市的腹地，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进入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内涵。正是这张软床，使陈奂生感知到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未来的生活方式，中国一切可能的变化，都经由七十年代末的这张软床而经典地表现出来。软床在这里，成为类似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召唤结构”，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正是现代性在1970年代末的那种强大的“召唤”力量。
也许，高晓声笔下的“城市”很难符合我们当下对城市的定义，它或许只是一座小城，这种小城在中国的内地比比皆是。三十多年前，我常常沿着乡村小径，进入这样的小城。小城真的很小，一条东西大道，就把整座城市串联起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城市。踩在坚硬的柏油马路上的感觉，竟然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城市记忆。正是在这样的小城中，有着形形色色的旅社，当然，就像陈奂生所遭遇的，那时候，有许多已经更名为“招待所”。我常常幻想着在这样的“招待所”住上一宿，招待所意味着的，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个城市户口，一种生活方式。
在许多时候，物常常超越了它的使用意义，而具有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象征功能，甚至意识形态的涵义。三十多年前，我们几乎没有“酒店”这样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宾馆”、“旅馆”类似的名称，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招待所蕴含着的，似乎正是社会主义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一方面，它昭示着一种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语境中，又处处炫耀着差异性——身份、地位、职业甚至等级。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当年，同样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招待所，而招待所与招待所之间，通常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一一对应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
正是在城市，我们可以感知到建筑的某种强大的力量，它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构成某种隐蔽的“召唤结构”。当陈奂生在他家乡的那座小城的招待所的软床上，被某种异己的生活想象所召唤，数年后，建筑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象征功能开始被城市感知。我们实际进入的正是一个“酒店”时代，而“招待所”显然已经无法涵盖这一建筑物的更加复杂的意识形态涵义。
高度或者离地美学
今天，酒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标识物，坐上出租车，我们只要报出波特曼、喜来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名称，司机都会准确无误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店还在引领着这个城市的时尚，甚至引领着一种建筑美学——摩天大厦正是这种美学的建筑载体。
在对上海，尤其是对陆家嘴的建筑分析中，德里克给予了最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离地美学”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德里克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路，也就是说，离地美学的建筑体现，正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殖民议题，其突出标记甚至是一种扩大了的权力的殖民性，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地方的遗忘和抹杀。而在所谓的“离地美学”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学标记。
因此，德里克激烈地批评说，“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似乎已考量着，替代原本那些象征‘东西交汇’的建筑物，这些摩天大楼合法化了上海作为全球都会的候选资格。这个‘龙头’不单带领扬子江地区，更会带领全中国，迈向全球性的长征。而事实上，上海滩的建筑（这些上海历史和身份的象征受到历史文物法保护）也渐渐改变成商业和娱乐的中心，好使它们能跟全球性的愿景相一致，也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这个‘高度发展’的新区域的外国企业家不知餍足的大胃口。”
这一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一时代，现代性的想象开始急剧地膨胀，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高度”开始成为一种美学象征或者一种美学炫耀，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在那个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其它的美学选择？
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中间，我们仍能偶尔触及历史的余温，历史在一些蛛丝马迹的缝隙中悄悄复活，同时进入我们对历史的想象。
1983年1月1日的《文汇报》报道了当时正在破土兴建的上海宾馆：“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楼——上海宾馆，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这幢坐落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宾馆，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九层，总高度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层是客房层，设有客房六百套，每间客房有十件中国式家具、冷暖空调设施及呼唤装置。二十三层是宴会厅，设有中国式、欧美式、日本式三个餐厅，旅客用餐时可俯瞰市容……上海宾馆内外装饰十分讲究。大楼外墙面全部用优质材料饰面，楼内除乳胶漆平顶、墙布、墙纸、腊克木门、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会厅及餐厅内还有大量的仿古木雕、沥粉贴金画面和各种精致灯具……”4月22日这一报道继续深化，高度被精确到“九十一点五米”，关键是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这一后续报道很自然地以《黄浦江畔第一高楼》为其标题。而原来“每件客房有十件中国家具”这一中国元素则被放大：“进入主楼门厅，就是一个有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大厅，抬头首先看到的是以古代车马行旅游猎为题材的长卷漆雕组画——车马行旅图。门厅墙壁镶有六个仿青铜器的古代鸟凤图案。门厅向东，是一个回马廊式的中庭。庭内香花绿叶、吊兰鸟笼、喷泉游鱼，别有情趣……”然而，更为详尽的是它的现代化设施的描写：“主楼内共有十部电梯……从底层到顶层只要半分钟就够了。宾馆大楼采用双路并联式供水、双路电源供电，每层楼面都嵌装热锡电池的事故照明灯、自动报警系统，主楼屋顶平台上铺设着淡绿色缸砖，素雅美观，必要时可供直升飞机停落。……装在房门上的电子蜂鸣器替代了传统的敲门声。……宾馆大楼实行总体空调，房内空气采用对流式，新风是经通风设备加热或冷却、过滤后直接送到房内，所以房间内四季如春，干湿适度，空气新鲜。”而“俯瞰”的功能也被再次强调，“我们到设在二十三层楼的中西餐厅‘望海楼’、‘观云阁’和日本式餐厅‘樱花厅’观看，通过外凸形折线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鳞次栉比的楼房，纵横交错的街道，全在视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气，客人在‘望海楼’用餐，还可以远眺浩瀚的东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结尾，上海宾馆还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涵义：“望海楼餐厅挂有明朝徐文长的对联：‘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读着这幅对联，使人联想到上海从七世纪的渔村和盐场，发展到今日现代化的大都市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宾馆的建成不正显示着祖国的强盛和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吗？”
1983年，上海宾馆似乎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从一月到八月，报纸给予了多次报道，也许，它蕴涵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政治无意识，或者，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深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