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我终于回来了!”——追记迎接钱学森一家踏上故土的经过
一
1955年10月8日靠近中午时分，我终于在深圳罗湖桥头迎到了著名力学家钱学森一家和物理学家李整武一家。国门之前的此时此刻，无论是对于钱学森、蒋英夫妇以及和他们同行的22位留美学者来说，还是对于我这个欢迎者而言，都是极为激动人心的。
头一天晚上，我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一位姓邵的副处长就先期来到深圳。8日早晨，从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得知，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将在9点停靠九龙码头，然后这批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碍、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学者和家属一行30人，将由香港的殖民地军警“押解过境”，从罗湖桥头进入祖国的南大门。
邵和我很早就在桥头等候。罗湖桥是一条铁路桥，桥的两岸都有紧闭的铁栅门。对岸桥头有几个荷枪的英国兵来回巡逻，看来空气有点紧张。面对这块由鸦片战争而丧失的国土，想一想旧中国就从这块地方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达百年之久，看一看现在还在耀武扬威的殖民武装，心头就觉窝火。我们两人不时看一眼手上一张钱学森全家的照片，这是我过上海时他父亲钱均夫老先生交给我的。这张4寸合照太小了，很难辨认清楚脸庞，然而这是我们手头惟一的认人的根据了。
11点半，对岸人头躜动。来了，果真来了。铁门打开了，一行人陆续地上了桥。当我正在逐个辨认之时，走在前面的人已经走到我跟前。我猛一转首，看到一张张噙着眼泪的笑脸迎我而来。他们看到我这个第一个祖国亲人，也不问究竟，就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我惶惑地不知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此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搜索我的目标上，对这没有料到的热情场面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事后想想实在太失礼了。在我旁边的邵副处长发现了目标，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钱先生一家徐徐走过来了。他的神情很庄重，带着抑郁过后的开朗。他的夫人蒋英走在他前面，手上提了一把吉他。两个孩子永刚、永真和他们携手并行。我抢前一步过去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李整武、孙湘夫妇从帕萨迪纳开始就和钱先生同行，会合之后，我们就一起步行去深圳火车站事先准备好的接待室休息。
二
坐将下来，我把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钱三强秘书长的信分别转送给钱先生和李先生，再一次表达了中国科学院派我专程来粤欢迎他们之意。接待室里的气氛使他们感觉到，这是真的踏上祖国的土地。钱先生突然地站起来，走到李、孙跟前，伸出手来跟他们说：“整武兄，孙湘，这下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我看到他们长时间地互道恭喜，长时间地互相握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热情的孙湘急忙放下手中的婴儿，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他们从洛杉矶起程那天的报纸递给我。打开一看，报纸的第一版用特大字号刊出两行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返回红色中国”。我一看就领会到了，在当时的中美强烈敌对的形势下，他们这次的行程包含了多大的分量啊!
接下来是紧张的入境手续，要查验证件，兑换外币，有趣的是钱先生这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还要和普通的留学生一样填写一张“归国留学生登记表”，我注意到他在“专长”栏里填写上：
“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流变学，自动控制”。为这几个名词的译名我们还商量了一会儿。“流变学”的译名是我提供给他的；拉丁字Cybernetics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国内还没有通用译名，只好建议按国内流行的名词译成“自动控制”。后来我在一本《简明哲学辞典》上查到这个字在当时有一个可笑的译名，叫做“大脑机械论”。
由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关照，海关决定几十件行李免验放行，只需简单地从九龙来的车厢转移到去广州的车厢上，这时钱先生气愤地指着几个大木箱说，这就是1950年被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地凭空诬陷为“盗运军事机密”的箱子。出于抗议和期待，这几个箱子5年来始终处于原封不动、待机启运的状态，现在终于进了祖国的大门。
在深圳停留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坐上火车北行了。车厢里很空，除开我们一行9人外，就没有几个乘客了。钱先生就和我谈起他在美国最后5年的遭遇来。
新中国一成立，钱学森就准备回国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可是1950年初，狂热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嚣张起来了，许多人受到怀疑、追查和迫害。事情也蔓延到加州理工学院的30年代的火箭小组，有几个朋友被怀疑为颠覆渗透分子。钱学森也被牵涉进去了，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长达5年的迫害。美国政府把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一笔勾销，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安全许可证，使他无法继续喷气推进的研究；而在他明确表示决定动身回国时，美国移民归化局却给了他一个不准离开美国的文件。他已经交付海运的行李被美国海关扣留搜查，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他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去红色中国。接着他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被作为一个囚犯关押在一个岛上，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晚上每隔10分钟亮一次电灯看他是否逃跑了，15天的拘禁生活使他体重减轻了30磅。这就是1950年9月间的事。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抗议声援之下，他才被以1.5万美元的巨额释金保释出来。此后的半年中，美国移民局还对他进行了多次无理的审讯。这个号称民主社会的美国，它的检察官在所谓审讯中，竟然千方百计地力图强迫钱学森不说出他忠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而是强使他承认要由美国政府来决定他应忠心于谁的问题。这种强词夺理的蛮横态度使旁听的美国报纸记者都说：“在审问过程中，理直气壮的不是审问者，而是被审问的人。”审判的结果是：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钱学森应予立即驱逐出境。钱学森笑着说：“两个前后矛盾的决定，一个是不准离境，一个是驱逐出境，究竟执行哪一个呢?这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和法制。”实际上这5年中他是被软禁起来了，他的行动自由被限制了，不准他离开洛杉矶县境，每个月要到移民局报到一次，他的信件和电话都受到检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可以任意进入他的住宅。钱夫人在这时插话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美国特务，他们平白无故地闯到我家来，在客厅里一声不响地坐上半天，他们以此来恐吓我们，在精神上折磨我们。为了避免牵累朋友们，我们和他们都很少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学森也变得沉默寡言了。今天是他5年来说话最多的一天了，回到了祖国，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了。”
三
车窗外的景色很吸引他们，秋天的南国还是郁郁葱葱的，蒋英总是不停地赞赏山坡上的小松树和平坦的原野。不会说汉语的永真、永刚却很快和我交上了朋友，不断地指着窗外景物用英语问我：“树的汉语怎么说啊，牛的汉语怎么说啊?”车厢里的气氛越来越欢快，越来越平静了，这可能是他们一家人5年来难得的轻松和平静，充满了对阖家即将团聚的欢乐和对祖国前途的希望。
可是在这平静的气氛逐渐滋长之际，却总有一件事情在进袭着我的神经中枢，那就是当年4月10日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婆罗洲上空炸毁的事件，这个悲惨事件是美蒋特务策划来谋害周总理的，而策划阴谋的地方正是起飞地香港。现在我们离香港还不远，美蒋特务会不会在香港故意放过这位在美国报纸上多次出现过的新闻人物，而潜入中国内地来下手，最后把责任归罪于我们。我得时刻注意看周围的动静。
我不禁想起离京之前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秦力生主任的叮嘱：“你要记住，这是陈毅同志给你的任务，你务必要保证钱学森一行安全到达北京。”
大概是1955年9月20日的事，我当时以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的身份负责防会秘书处的工作，和中国科学院院部在一个院子里合署办公。秦力生同志把我请了去，说：“现在中央得到确实消息，由于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谈判中力争，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扣留了5年的科学家钱学森放行了。已经确知3天前他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从美国启程。陈毅副总理要科学院派代表去深深圳迎接他，把他安全护送到北京。看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陈毅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中负责领导科学工作的，我曾在科学院的几次内部会议中遇见过他，由他来亲自安排钱学森的接待工作，我强烈地感受到此行关系非浅。秦力生把新华社抄收到的一束外国电讯稿交给我，接着说：“现在请你用陈副总理的名义起草两份给广东省和上海市的电报，请他们尽力协助你。”最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要记住，务必保证安全。”
我在科学院院部拜访了吴有训和钱三强，聆听了他们热烈地欢迎钱学森来京创立力学研究所的设想。我又去拜访了物理研究所的赵忠尧和数学研究所的郑哲敏，了解了这几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遭遇。接着就赶到上海去拜访了钱均夫老先生，我知道他和许寿裳、蒋百里先生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又是同期去日本的留学生。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饱学，看来对儿子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在古稀之年的孤独生活中对被囚禁在异域的儿子的深切思念真是令我动心。我以钱老先生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给在航行中的儿子，表示欢迎，并请在到广州后和科学院在广州的机构联系，暗示祖国已经知道了他的行程并在热烈地等待着他。当我赶到广州时已在国庆节后两天了。省政府早已收到了陈副总理的电报，由办公厅郑天保主任全力帮我安排接待工作，他特别细致地安排布署了深圳、广州和铁路上的安全保卫工作。
本来在这样的严密安排之下，我尽可高枕无忧。但是由于感到责任重大，特别是由于我平生缺乏类似经历，所以一路上不论是在广州还是后来在上海和杭州，我都是惴惴不安，惟恐偶尔有什么疏失。这种心情又不能为刚刚进入国门的钱先生所知道，又无处可说，就成为我在这八千里路行程中的一大心理负担。
四
在广州、上海和杭州，我陪着钱先生参观访问了十几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所，接触了好多位教授和科学家，又参观了一些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这些事情的细节因为时日久远大都已淡忘了，幸好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在老档案里找到一份我在1955年10月16日从杭州发给科学院和外交部的电报，记载虽然简略，究竟是反映历史的实录，现摘抄一部分如下：
钱学森等8日抵深圳，当晚抵广州。在穗游览一日后赴沪，12日达，一路安全。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达深圳后他们互道恭喜，如获新生。沿途我为他们介绍国内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情况，他们说：比他们所想像为最好的还要好，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惊异，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5年计划等阅读。钱说：“这5年关禁，使我更清楚地认识了美国，因此就更怀念祖国。”钱对归国后所受到的欢迎感到意外，并深受感动。在与广州、上海科学界接触后，特别是参观植物生理所后，深感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条件较美国好多。钱昨来杭省亲，定20日回沪，26日全家赴京。
上面这一段电报真实地反映了钱学森进入国门后的思想感受，也反映了5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它可以看成是此行一个小小的总结。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行到达北京，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热烈欢迎。他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翌日清晨同蒋英领着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下这个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面对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感叹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他，在京的一批著名科学家都来庆贺他的回归。
11月5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党和国家来欢迎这位被美国政府扣押迫害了5年之久的科学家。他终于安全地抵达祖国的心脏，就要开始报效祖国的新事业了。我的安全护送他到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下篇“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样能造得出来!”——追记陪同钱学森参观访问东北的经过与感想
一
钱学森先生回国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年后又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事，其实在他回归祖国的路程中国内就已经有所酝酿了。
在我启程去深圳之前，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跟我谈话时就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先生回国之际就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先生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他们有12个研究人员，有一半是回国的留学生，都很精干。我们已经和周培源、钱伟长先生酝酿过，大家都赞成请钱学森先生当所长。我的意见是他回来之后以先到科学院来为好，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这一点最好请你在路上跟他委婉地谈一谈。”
我在一路上踌躇着，作为一个晚辈，怎样向钱先生启齿来商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也不愿在他和老父亲团聚之前去扰乱他的情绪。我也摸不准他的脾气，所以为了把事情谈好，我还事先向李整武先生请教了一下。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在上海钱先生的岳父家蒋百里先生故居跟他正式开谈的。钱先生对科学院给他的安排表示很高兴，又很有兴趣地听取了我对钱伟长先生创办的力学研究室的介绍。钱伟长是他10年前的老友，在加州理工学院和他一起师从冯·卡门教授研究应用力学的。这份友谊将使他们未来的合作有可靠的基础。末了，我把吴副院长最后一段话向他转述了，他也觉甚是。事实上在此时，他和我都并不知道我们的国防部门对于他的殷切的期望。
到北京同科学院领导会面之后，钱学森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事就确定下来了。在能干而又热情的钱伟长先生策划安排之下，一系列建所活动便紧张地展开了，包括拟定建所方案，同北京的力学家和数学家座谈，访问北京几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等。按理，接下去没有我的任务了，我该回原机关去了。可是两位钱
先生向我提出，希望我帮助他们一起建所。这事情颇费周折。因为科学普及协会的机关是我创建起来的，到此时已5年多了，主持协会的科学家梁希和袁翰青都感到离不开我。看来，二钱先生的来头大，经过科学院领导的斡旋，硬是把我“挖”了出来一起筹建力学所，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临去前，张稼夫副院长向我交代了任务：“你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来实现两位钱先生发展力学所的各种设想。”
按照吴有训和钱伟长的建议，在正式建所之前，钱学森决定到东北考察—下，那边有许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有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陪行的又是我。我记得我们是在一起应邀参加了科学院学部大会之后出发的。
二
从1955年11月22日～12月21日，我们在东北整整访问了1个月。从北部的哈尔滨铁路线南下，一直到港口城市旅大，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厂、煤矿、水电站、炼油厂、冶炼厂、化工厂、机床厂、汽车厂、电机厂、飞机厂等等，访问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所。我想，此行对于钱学森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了解了建国6年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迅速发展，了解了共产党的巨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此行他形成了对于组建力学研究所，发展力学研究的构想。特别是通过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机电研究所和沈阳东北工学院的3次讲演，一次比一次完整地形成了他的构想，事实上他回国后30多年中所发展的学问和事业，大半在这3次演讲中已经露出端倪。
可以把他的主张归纳为3点，这些见解甚至直到现在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他认为应该扩大力学范围，认为力学应是技术科学中的理论部分。力学的内容不但应包括应用力学创始人莱克因时代的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包括弹道学、物理力学、稀薄气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离子体力学)，而且还应包括自动控制理论、原子能利用、工程经济理论、运输理论等，这些学科从传统的观点看显然不属于力学范围之内。
在我们离京之前，已经确定按照钱伟长先生提出的方案在力学研究所成立弹性、塑性、流体和自动控制4个研究室。后来在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就按照钱学森的设想陆续又创建了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和运用学(后改名为运筹学)研究室。自动控制研究室后来很快发展成为自动化研究所，运筹学室在20年后发展成为系统科学研究所。
我揣摩钱先生的意思，他当时所希望建立的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力学范围的技术科学研究所，或者是他刚刚踏进国门时所称呼的工程科学研究所，希望发展的是以指导工业前进为目标的崭新的新方向。他在郑哲敏1954年回国时就已经要郑回国宣传和发展运筹学。回国船上，他结识了数学家许国志，相约回国后共同来发展运筹学。他当时举的例子是运输理论和工程经济，就是如何经济地生产，如何安排生产工具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而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效果。他指出过去工程设计方法带有经验性质，有盲目性，应该发展成以综合合作为特色的设计科学。他还特别指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运用运筹方法、反馈原理、高速计算等手段来制定和执行。这些思路和他后来执着地通过实践发展系统科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他提出了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关系的看法，他多次说：“科学研究和工业教育一定要领导工业技术前进，走在工业前面，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面去解决那些出了问题的被动的问题。”
“技术科学应该为工业指导方向，主要是领导工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是解决工业生产中的问题。”
“科学院各研究所应该解决一般性问题，其最大任务是领导生产技术的发展，要彻底了解工程技术的世界水平，这样可以提高最近10年15年的发展方向，也许是现有工程的深入前进一步，也许是完全新的方向。”
在具体做法上，他提出应该分科学院研究所、工业部门研究所和企业研究所3个层次来解决问题。
在具体研究方向方面，他提出发展航天技术、受控热核反应、自动化工厂冲击波化学，从煤炼石油、风力工程、水翼船、定向爆破、光能利用、农业工厂、气象工程等当时生产上还未出现的东西。
第三，他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特别强调理论工作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当时感到东北各研究所为琐碎问题繁忙，提高很慢，关键是缺乏理论工作人员。他主张要从基本理论入手。他说：“好多复杂问题，最好先做理论分析，这样不至瞎摸，可以减少实验方面的投资和人力。”他说：“研究工作不能性急。不要拿起来就做，这很盲目。要先做理论分析。”
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他说：“实际现象很复杂，看不出头绪，因素很多，不能在研究中全加考虑，因之，要把其中的主要因素和非主要因素分开，”有经验的科学家会在少数重要因素中再选择其中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创造过程。选定主要因素后就制造一种模型，再来进行分析，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比较对了，就是真理，如果不对，则要修改模型，直到模型的预测和实际现象符合为止。”他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次回国感到受益最大和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外多年摸索出来的方法，在精神上是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则相符合的。”
东北之行1个月，他就是这样清楚地整理出了他的建所思想。从东北回来已在12月下旬，他向科学院领导汇报了他的设想。这时钱伟长先生已经在中关村化学研究所的5楼上为未来的力学研究所找到了所址，而且已经把原来力学研究室的12员大将迁来新址办公，雏形已成，就待科学院作出决定择日开张了。
科学院院务会议在1956年1月5日正式开会，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已经成熟，不必再按照常规经过筹备阶段，直接宣布正式成立力学研究所。这可能是科学院内成立最快的一个研究所。数学家华罗庚不无感慨地说，这是科学院工作的一大进步。从钱学森进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成立，总共不到3个月，这可能是日内瓦外交胜利之后的又一个胜利吧!
三
我想应该补叙一笔关于钱学森先生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会见陈赓大将的经过。这件事和钱先生后来在军事技术上作出杰出贡献有相当关系。
我们是在11月23日到达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委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来访，派了一位统战部部长来负责接待工作。他和我一起制定了1星期内在哈尔滨的参观访问日程。当我拿了这日程表征求钱先生意见时，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我希望这次能见到他们。”其实我事先早知道他们2人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只因这所军事学校的保密要求很高，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该校，在安排日程时统战部长认为不大可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所以暂时没有把参观该院列入日程。第二天一早在出发参观烈士纪念馆前，我就把钱先生的要求电话告诉了省委。
当我们参观回来时，省委来了电话，说是军工学院请示了北京，同意钱学森访问该校。因此改变日程表，第二天一早就去哈军工。
11月25日刚上班，我们就到了南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没有意料到的是，出来欢迎的是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他在清晨乘专机从北京飞来亲自接待钱学森访问。
陈赓大将在欢迎辞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我们定了严密的保密规则，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他一直陪着我们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这所学校请了20几位苏联专家，建设很快，现代化的风洞、水槽都已建起，实验室里很重视教学演示设备，而且用部队的办法管理实验室，井井有条，一尘不染。陈列馆里陈列了许多朝鲜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军轰炸机、坦克、带有电子管的能够自寻目标的炮弹等。陈赓大将笑着说；“都是美国人的东西，保什么密!”在室外的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面，钱学森站立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最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的实验装置，钱学森很有兴趣地和正在拆装的教师讨论了起来。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钱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一样能造得出来!”陈赓大将在苏联专家俱乐部里宴请了我们，钱先生的两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学生罗时钧和庄逢甘都来了，师生畅叙别情。
参观完后回到寓所，看来钱学森对于这天的参观是很兴奋的，因为看到了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白手起家迅速建立起来的我国军事科学的水平。他说：“看来，教员和教学质量是很不错的，教员们想问题想得很多，但是解决问题的勇气不足。”他又说：“要这么多苏联专家来干什么，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会干么?”这样的清醒观察，看来是只有像他那样的性格而且刚刚进入国门的人才能做出的。他后来在参观长春中国科学院3个研究所之后也有类似的观感，说研究人员对于苏联专家的依赖性太重，缺乏主动性。
回到北京，我去中国科学院汇报工作的时候，办公厅的同志们告诉我：“彭德怀同志来了几次电话，叫你回来后赶快到他家里去找他。”
我立刻去府右街寻到了灵境胡同一所古典院落，向卫兵说明来意。他似乎知道此事，引我到客厅坐下，自己进去通报了。我因将见到一位大人物，心情有些紧张，正在揣摩彭老总为什么要找我，门开处，进来的却是陈赓大将，他爽朗地说：“啊!欢迎科学院同志光临。”接着就劈头提出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钱先生参观了哈军工，有什么意见?”我想了一想，挑重要的先说：“钱先生看到了哈军工有几十名苏联专家很不以为然。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多外国人来帮助工作?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干不出来?”在当时全国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都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而且都以能够请到苏联老大哥为荣，钱学森的观感显得有些突出。谁知道陈赓大将一听这话，非常激动，他站了起来说：“啊呀!钱先生有这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多么可贵啊!我们中国就需要这样的人。你们科学院的同志真是有办法，一下子就把这么爱国这么知名的科学家欢迎到科学院去了。”他的话也使我很惊异，我开始觉察到报纸上看到的、小组会上听到的，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后来陈赓大将说：“我们彭老总知道钱先生是火箭专家，很想见见他，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你们还在东北的时候，他就问过几次了，打听你们回来了没有。可惜他现在病在医院里了。等我跟他约个日子，我们一起去看看彭总怎样?麻烦你把这意思传给钱先生。这件事，我们一定请科学院同志支持啊!”后来我想起来这话是一语双关的。
那天，陈赓又约定要请钱先生吃顿饭，表示部队欢迎钱先生回国之意。这个小型的宴会很快就在三座门军队高于俱乐部举行了，参加人员中我记得还有王震同志和装备部长万毅同志。据陈赓向钱学森介绍，他们都是对钱先生研究的火箭技术、对新武器特别感兴趣的人。确实，宴会上的话题都是围绕导弹武器的，当时报纸上还没有固定的译名，大家对于拗口的直译名“弹道导弹”还讨论了半天，也希望通过讨论来了解导弹的性能和功效。
到人民医院会见彭老总的事也在陈赓大将的陪同下很快就实现了。谈话是直截了当的。彭总的中心意思是：我们不想打人家，但我们应该具备先进的防御能力，譬如说研制射程为500公里的短程导弹，和钱先生探讨是否可能用自己的力量造出来，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估计需要多少时间可以造出来，等等。我感觉到彭老总的焦切的希望的心情。这次会见不像是欢迎钱先生回国的寒暄，更不像我们去探病，实际上简直像是一次紧迫任务的讨论。据后来事态的发展，这次谈话确实犹如我们高级军事领导人安排任务的谈话，虽然当时钱先生踏进国门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国防部领导就像老朋友那样同他推心置腹地讨论军事任务了。
力学研究所刚刚成立，陈赓大将又急忙来到力学所，邀请钱先生向在京的高级军官讲演火箭技术，讲演是在总政治部的新街口排演场举行的，一连讲了3天，所有少校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真使我感到有紧锣密鼓的气氛。在钱先生回国一周年纪念日上，以研究导弹为任务的国防部五院成立了，钱学森兼任院长。就这样双管齐下，钱学森左右开弓开始了他为祖国效劳的神圣使命。
本文作者朱兆祥系力学家，历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宁波大学第一任校长，现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