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好多现象常常让人捉摸不透,严酷的冬天间或会出现一些温暖如春的日子;混乱不堪的年代偶然也会呈现出一时半会儿安定和谐的盛世景象。
一九七二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还远未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二次复出,以快刀斩乱麻的独特风格大刀阔斧地对我国各个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很短的时间便显示出了伟人不同凡响的巨大魅力,很短的时间便使我们国家摆脱了极度混乱而实现了初步的安定。他“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英雄气慨在那段时间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小平同志的再次被打倒,整顿工作功亏一篑,我们国家旋即又滑落到了混乱的深渊。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以后,小平同志再次复出,才使我们国家真正从大乱达到了大治,并且实现了跨越世纪的长治久安。
尽管如此,稍纵即逝的一九七二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永难忘怀的记忆。
也正是因为有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才使我国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正是有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才使我有了一种继续上学读书的可能。要不然,我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念书的地方了!
所以,一九七二年和我的人生命运紧紧粘合在了一起,想撕也撕不开,想扯也扯不断!
一
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不公平的。
“生在跃进时期,长在困难时期,读书又赶在了文革时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曲折而又悲惨的成长历程。不说别的,单说念书,倘若你处于其他年龄段上,总还会有一头没一头,有撞上厄运的时候,也必然会有逃脱厄运的时候。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全赶上了,把从小学到高中的差不多整个读书生涯不偏不倚地放到了文革这场动乱当中。
刚刚跨入小学,当我们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口诀还没有背会,甚至连“文化大革命”几个字还不能利利索索写出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当文革结束了,我们的读书生涯也就基本结束了!
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确实够个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经常想,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遭劫最重的莫过于教育战线了!别的战线虽然也灾难深重,但经过努力,元气总可得到修复,损失总可得到弥补。而担当着为祖国培养人才重任的教育战线就不同了,我们拉下了整整十年的步伐,我们少出了整整一代人才。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居然自己操起家伙,阉割了我们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命根。在改革开放的漫漫三十年里,我们不断试图重新拾捡被文革所丢弃了的传统文化,但我们终于发现,再次拾捡起来的文化己经变得不再浑然天成了,己经变得不再纯洁干净了,不管你怎么从乎一心、运用之妙,也总觉着疙疙瘩瘩别别扭扭,不像先前那样顺畅了,甚至有学者说这种拾捡无异于在做狗尾续貂的荒唐事情。
文革十年,中华文化损失惨重,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同样惨重!俗话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年的光阴又岂是金山银山可以买回来的?
那段虚度的光阴,注定改写了我们这一代人本来的生命轨迹。正常年景参天大树犹可为,而那个年代连晋西北的一棵小老树也不可作;正常年景虎啸狮吼犹可为,而那个年代连黄土高坡上一个山雀的鸣叫也不可作!
你看我们念书都念了些啥?先是背语录、背老三篇、斗私批修,后来是学雷锋做好事,再后来是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最后估计是没个好学的了,居然学起了黄帅张铁生那些个反潮流英雄。这一学不要紧,大家伙都反潮流呗!于是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师生共同斗校长成了中华大地教书育人的家常便饭。细细回想起来,当时用在文化课学习上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估计不足正常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要和现在的学生比起来那恐怕就愈加悲惨了!
然而,一九七二年成为了一个例外。
一九七二年春天,也就是小平同志站出来不久,我们一个山区公社里的中学有那么几个老师嗅觉特别灵敏,他们似乎己经意识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鼓动我们抓紧学习等待祖国的选拔。我记得有这么三个老师最为突出,一个是数学老师孙元升,一个是语文老师王德忠,一个是政治老师郭彦高。这三个老师不仅知识渊博,教学上各有一套拿手好戏,而且激情澎湃,人缘甚好,具有很强的预见能力和感召能力,他们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同时被调到了重点高中任教。他们让我们抓紧学习,我们就真的不敢再往松放了。加之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逐渐归于正常,杂七杂八的课外活动减少了,到山庄窝铺的支农活动也基本上停了,老师们不仅按部就班地认真上课和批改作业,而且还抽出好多课余时间给我们补课,到年底基本上把高小和初一时所拉下的课程生拉硬扯地给补了一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这一年中组织了好几次大练兵考试和若干次小的课堂测试。老师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没有学下东西,也没有见过那种阵势,需要搞一些锻炼。也确实是这样,刚开始考试的时候同学们都很不适应,有的双手抖簌半个小时写不出一个字来,有的因为紧张过度而尿了裤裆,有的甚至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当然也有些同学心存幻想,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国家培养人才的方向不会改变,怎么会用那样一种不人道的做法来对付贫下中农的子弟呢?怎么会用只专不红的办法来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那样做既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育路线,也难保红色江山永不褪色!还有一些同学态度生硬,以抗考来回应学校里的考试。他们从不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还美其名曰是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着干,是捍卫毛主席的红色教育路线云云。这一年学校举行的考试,完全从实战出发,经常带有几分猜题押宝的性质。
学校的秣马厉兵,我不知道对别人有几多作用,至少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就一年的工夫,我不仅把课程里的夹生饭给消化了,还主动到老师那里找难题来抠,用不同类型的难题打通了数理化知识上的夹层和壁垒。
完全被几位老师给猜中了!
一九七二年底我们接受了文革以来最严格也是文革中间一次绝无仅有的升学考试。这场考试,如老师所言,把希望真正交给了有准备的同学!
二
一九七二年隆冬,晋西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整个山川沟壑一片洁白。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来形容恰如其分。
大概是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初中毕业的前三天,天气特别寒冷。我们初二的同学们正围拢在教室的火炉旁,搓着手跺着脚,来完成班主老师交给我们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讨论如何给每一位同学恰如其分地填写毕业证书上的评语。
根据那些年的经验,毕业评语非常要命。它是贫下中农推荐你上学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在同等条件下,比如甲同学和乙同学成分高低完全一样,二者要争一个升学指标,那么毕业证书上的评语就要起作用了,填上“优秀”的就比填上“良好”的要占优势,当然更比填上“一般”“尚可”“平平”等要好得多。所以大家很关心也很在乎评语上的语言表述。
当然像我等同学,是绝对不关心什么评语不评语的。评语就是写得再好,哪怕写得天花乱坠,那也不顶,因为我们属于“上层户子”!
上层户子,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无这个称谓,反正在我们晋西北这是一个非常风行的政治名词。那时地主、富农、上中农、老中农之类的成分都被社会上称之为上层户子。上层户子是政治打击对象的另外一种提法或替代概念。按说把地主富农列入打击对象,无可争议,无可辩驳,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地富反坏右嘛,位列伯仲,不打你打谁?可是在我们那个有深山而没老林的地方,说实在的,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历史上就没有产生和形成几个真正够得上水平的地主富农,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成分品种的不全和成分比例的失调。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要斗争就必须有斗争对象,要打击就得选择些活靶子,搞空对空不行,空喊号不行,绝对不行!何况人类的本性就有好斗的一面,在那样一个能够激发人类斗争本性的年代,谁不想练练拳脚,试试功夫?芽因为大山里的地主富农数量毕竟有限,所以筷子里边拔旗杆吧,地富不够用,就把上中农老中农一起拉进来斗吧,于是乎,只要进入上层户子序列的人们就都成了打击的对象。上中农朋友们和老中农朋友们也多次试图向贫下中农申辩:“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嘛,你们为什么老要向我们头上开炮,老要把我们看成革命的敌人?”贫下中农也说话了:“这地方没有地主富农,不斗你斗谁?不打你打谁?不向你开炮向谁开炮?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