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晚9点47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并已载入中国外交和世界外交的史册。这是全面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历史性时刻，是新中国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经过百折不挠的较量，终于打破美国长达22年的阻挠的胜利时刻，也是广大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坚持正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多年英勇奋斗，最后终于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伟大时刻。
进行较量的第一个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又致电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非法，并主张将其从安理会“开除出去”；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又分别致电联大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理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之后，又致电声明中国政府任命冀朝鼎为中国出席经社理事会代表，任命孟用潜为中国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为代表，请其转告各方，并办理参加联大的一切手续。
1950年11月28日，中国出席安理会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再次要求驱逐“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专门机构，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工作。
中国政府的上述主张，得到了苏联、印度、南斯拉夫等多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但却引起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高度关注。形势开始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变化。
1950年3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法律方面的备忘录”，认为“把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组织中代表权问题和对一个政府承认问题联在一起，从法律问题看来是 ‘错误的’ ”，并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来讨论和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3月10日，赖伊秘书长又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要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4月到5月中旬，赖伊秘书长奔波于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就中国代表团问题进行斡旋。毛泽东、周恩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5月18日同赖伊秘书长进行会谈，并取得成果。
赖伊秘书长回到纽约后，于6月6日向各成员国发出公函，强调“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之前”，要使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取得重大的改进是不可能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赖伊态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代表权问题遭遇红灯。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根本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应予恢复”。在同一位友好国家的使节的谈话中，周恩来指出，“正义的东西总会取得多数的支持”，中国要为此“进行不懈、不疲倦的斗争”。
1955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以查尔斯·贾德为团长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愿意贡献力量给联合国，可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国的地位和权利。没有中国参加，世界主要的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就不好解决。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不悲观失望，也不是急不可待。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会承认的。”
1964年1月12日，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谈话时说：“我们叫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不叫进入联合国，而且必须同驱逐蒋帮联在一起。”
1964年2月3日，周恩来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美国如看到联合国中多数国家支持中国恢复席位，它会玩新花样，会提出台湾必须除外。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我们承认台湾被分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变成了民族罪人，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从1949年到1960年期间，由于美国执行反华政策，联合国又在其掌控之下，加之它以“时机不成熟”等为借口，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初创阶段就被拖了11年之久。
尽管如此，美国的这一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从1951年第六届联大至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美国“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数呈直线下降趋势，1951年支持美国的比率为61%，到1960年已仅为42%。
非洲介入的第二个十年
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联合国步入第二个十年。期间，世界政治出现重要变化，亚非独立国家先后诞生。联合国成员国从51个创始国（其中亚、非两洲加在一起仅13国——亚洲9国，非洲4国）增至六十年代的107国，光亚、非成员国就增加了56个，打破了欧、美两洲在联合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以非洲大陆为例，非洲独立国家已从1945年以后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8国跃至40国，32个新独立国家先后加入非洲独立国家的行列。
32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不少在独立前就以民族解放运动形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联系，之后双方又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他们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共同遭遇、相同目标和深厚情谊把中国同非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并在联合国内逐步形成一股以非洲国家为主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并同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美国等国展开了较量，双方周旋了长达10年之久。这一期间的特点是，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做法发生了变化，拖延讨论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只能以中国代表权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同意的“重要问题”来加以阻挡。非洲国家则以逐步积累力量，增加提案国队伍来步步进逼。在逐渐壮大的非洲国家力量面前，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到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十年期间，美国所谓中国代表权系“重要问题”的提案，反对票从1961年的34票增至1971年的59票，弃权票同期从7票增至15票，各增加25票和8票；而“驱蒋纳我”的提案，其赞成票从1961年的38票增至1971的76票，整整增加一倍。既可见人心的向背，又可见非洲等国所展示的力量。美国在1961年召开的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一举通过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使美国长期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图谋即刻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尴尬之余，急忙联同日本等4国一起，抛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属《联合国宪章》第18条范围内的“重要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通过的议案，逼迫大会予以通过。此后从1961——1964年的4年期间，美国都抛出类似议案来应对。
1965年，由于亚、非独立国家增加，力量对比发生骤变，加之非洲国家的大力工作，联合国内的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提案的变化。尽管第二十届联大总务委员会照例通过了美国等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属于“重要问题”的提案，但在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的提案时，出现了47票赞成、47票反对、20票弃权的局面，支持中国的赞成票比1963年增加了5票，而反对票却比1963年减少了10票，第一次出现了赞成票同反对票持平的局面。上述支持中国的提案由12国提出，非洲6国，占了一半以上，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刚果（布）、加纳、几内亚和马里。形势令人振奋。但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动乱，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解和反感。赞成上述两阿提案的国家总票数急剧减少，推迟了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时机到来。
尽管如此，非洲国家从未停止过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努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周恩来苦心支撑，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到了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召开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主要有四个标志。第一，1964年法国同中国建交及1971年加拿大与中国建交，给美国长期孤立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以沉重打击。周总理对此作了如下的评价：“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第二，第二十五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并驱蒋的提案首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局面，51:47。第三，联合国内不少西方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同美国拉开了距离，明确支持中国。1971年对中国投赞成票的西方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美国“后院”的拉美4国，如智利、墨西哥、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站到了支持中国的这一边。第四，美国在联合国内的“传统投票”集团全线崩盘。从第二十五届联大结束的1970年年底到1971年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在其《回忆录》中表示，“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并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面临不利的形势，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从过去的“阻挡”到玩弄“重要问题”的伎俩，这时转而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于1971年8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美国、日本等国在联合国第26届联大于9月下旬召开前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案”，就是它们推出的具体方案。8月2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了美日等国这一荒唐主张，并指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主张，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惟一正确合理的主张。
在这一决战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非洲等提案国内部加强了策略等方面的协调，如力争在总务委员会通过先讨论非洲等国提案，后讨论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两个中国”提案），这样既可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又可使非洲等国提案获得通过，使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 （“两个中国”提案）成为废案，从而形成全胜的局面；又如进一步扩大非洲等提案国参加国的数量。由于策略正确和工作得当，最后两阿提案从1965年的12国扩至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前的18国，最后到获得全胜的23国。6年里提案国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而每次扩大的提案国中，非洲国家均占据相当的数量。
当时联合国面对三个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议案，并将对其作出裁决。第一个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斯里兰卡（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热窝、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23个国家，人们简称为两阿提案。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提议都是属于《联合国宪章》第18条中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经联大2/3的多数成员国通过，人们简称为22国提案。第三个提案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从上述可以看到，非洲等23国提案同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以及美国、日本等19国的提案相比，无论在内容和实质方面都形成尖锐的对峙。非洲等23国的提案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闪烁着正义的光芒，反映不少联合国成员国打破美国长期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不公正局面的坚强决心。而美国、日本等国的两个提案，则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在中国问题上玩着危险的游戏。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以“重要问题”为借口，力图从法理上再度阻挡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显示其道义的完全缺失；而美国、日本等19国提案则是一个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并作为美国、日本的“底线”，力图以此挽回其全线崩盘的处境。这样，非洲等国提案同美国、日本两个提案相比，就形成了23:22:19作一决战的局面。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
1971年9月21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由于非洲等提案国的坚决态度和睿智策略，在大会总务委员会9月23日开会讨论是否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第一个斗争回合中，以及把阿尔及利亚等23国议案列在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两个中国”提案）之前讨论的第二个斗争回合中，非洲等国均获得全胜，而美国、日本则全线溃退，打了败仗。尽管这两个斗争回合属于程序性范畴，还未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通过实质性的决议，但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尽扫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使美国、日本等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意识到无法挽回其失败的颓势。用基辛格博士在其《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先讨论非洲等国提案“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来不及交付表决之前，北京几乎就已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了。”事实确实如此。
从1971年10月18日到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激烈辩论，128个成员国中的80个成员国代表在会上发了言。非洲等国批评和谴责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指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就丧失了普遍性；现在是联合国改正这一历史性错误的时刻；”强调“美国无视客观事实，无视伟大中国的存在，制造 ‘两个中国’ 违背历史潮流”。他们发言用语之尖锐，论据之充分，矛头所向之明确，为联合国历届大会一般辩论所少见。一位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加拿大记者感叹道：“这种辩论表明，非洲等许多国家站在红色中国一边，后者能赢得如此的支持，使我十分震惊”。美国、日本为此种局面忧心忡忡，派出许多外交官在联合国内外做工作，他们或劝说，或拉拢，或威胁，但已无法阻挡非洲等国发起的攻势而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大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的辩论宣告结束。这时大会厅的时钟已指向9点47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表决随即开始。大会先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重要问题”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厅电子计票器显示出这一结果时，灯火通明的会议大厅顿时沸腾了起来，，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卢旺达、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等17个非洲国家常驻代表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舞来，出现了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接着，大会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在表决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要求发言。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对着全体成员国说，美国代表团要求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中删掉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他话声一落，从非洲等许多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一片又一片反对声，“No！”、“No！”声响彻大厅。经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立克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接纳，随即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最后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予以通过。联合国历史上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大会主席高声宣布：由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获得通过，美国、日本等19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一项废案，被大会自动否决。这一庄重的宣布刚一结束，会议大厅再次出现长时间热烈欢呼和鼓掌的场面。吴丹秘书长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当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以特大重要新闻插播方式，在三大电视台上广播了这一消息，称“在非洲等76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翌日早晨，美国主要媒体《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支持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获得通过”、“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和“红色中国跨进了联合国大门”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在报导这一消息时，三家报纸都刊登了投票赞成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76个国家的名单，其中非洲国家26个，占了三分之一以上；1964年和1971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和加拿大也榜上有名。
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吴丹秘书长代表联合国立即致电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已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第2758号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派出代表团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全国人民获悉这一喜讯后，上下一片欢腾。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派出以乔冠华副外长为团长、黄华大使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毛主席在接见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员时十分高兴地说，这是1971年中国外交获得的一大胜利，是一件大事。联合国128个成员国中，赞成我们的票一共76个，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个。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我们要去，赶快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主席还对代表团如何开展工作，做了指示。在代表团成行之前，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注意事项做了亲切而细致的嘱咐。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5日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受到了盛大的欢迎，57个国家在大会致欢迎词，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4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跟踪报道。不少非洲国家十分热情，务实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各种情况，帮助中国代表团熟悉联合国议程和工作，以便尽快进入角色。中国代表团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和情谊进一步全面深化。中国外交进入了新的阶段。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作者系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成员；曾任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