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挖掘历史档案，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问题是一个目前学术界尚无深入研究的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对日本侵华战争究竟有什么作用？高等医学教育对侵华日军细菌战有什么价值？考证满洲医科大学师生成为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的核心力量、活体解剖、人活体细菌实验、撰写论文、利用人活体制作标本、向我居民区投放细菌武器等事实，目的是说明满洲医科大学以其医学技术资源积极为细菌战服务历史必然性，揭露其一贯推崇的利用医学普及“社会文明”办学宗旨的欺骗性，证明满洲医科大学是侵华日军细菌部队输送细菌研究骨干力量的培训基地。
关键词 满洲医科大学 细菌战 骨干力量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7-15
日军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不仅体现在死亡人数问题上，它给中国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远的恶劣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满洲医科大学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与日本内地医学教育体制完全一致的高等医学院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满洲医科大学34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掩盖其罪行，烧毁大量罪证。从残留档案史料研究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日军以活人为“实验材料”进行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的“大本营”，更是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输送细菌研究骨干力量的培训基地。
一、侵华日军细菌战策略
医疗卫生资源对日本侵华战争究竟有什么作用？高等医学教育对侵华日军细菌战有什么价值？对此，细菌战犯、731细菌部队创办者石井四郎这样认为：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目的在于进攻。
1927年，日军军医少佐石井四郎明确主张在对华战争中进行细菌战，提出：“对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第一大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成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而细菌武器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给人，从城市传染到农村，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广，死亡率也非常高。第二大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于钢铁缺乏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1]292
被应用于细菌战的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和炭疽菌传染性强，蔓延不可控性，死亡率高，但细菌武器也有缺点，需要医学专门研究加以克服：第一，细菌武器以细菌、病毒等生命物质为载体，存在衰老、死亡、不可长期储存的问题，对环境要求苛刻，使用细菌武器效果难以预测，是军事大忌。第二，细菌武器有返回污染的弊端，受外界环境作用，如因风而改变其攻击方向，可能向自己方面播染，使用细菌武器，做好自我防护必首先开发疫苗。第三，细菌武器有效期短，专业可靠性极其严格，不利于储存和远送，必须研究其盛器的选材，以便保证菌种、病毒的成活率……
日本政府在物力、财力上给予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以最大的满足，在战略方面由关东军总司令部给予最有力的支持。根据裕仁天皇的命令，1936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日军第731部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实则是集细菌、毒气实验基地、细菌武器研究、细菌生化武器制造、实施细菌战为一体的战斗部队。
“第731部队组建时编制大约300人，1940年扩大到3000人，到临近日本投降时增加至5000人左右，其中医师和技术研究者占10%，技术后援人员占15%，余者为使用细菌武器的战斗人员。”[2]40
731细菌部队下设八个部：研究部、实验部、防疫给水部、设备供给和存储部、总务部、材料部、诊疗部。
细菌武器研制、实施是否顺利关键取决于731细菌部队的第一部：即细菌和病毒研究部，该部必须由高水平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霍乱、鼠疫、伤寒等恶性传染病是其研究方向，根据各自研究方向进其成员严格分工，开展实验活动，验证设想、收集数据、检验对比实验效果……，保证细菌武器质量。第一部是日军731细菌部队核心，根据调查材料，统计该部各班研究的内容整理如表1。
自1936年日军组建细菌部队起，其细菌武器研发获得快速发展，考证档案史料仅1939-1942年间生产供战争之用，对中国大陆散布的细菌数量整理如表2。
二、满洲医科大学为731细菌部队输送细菌研究骨干力量的必然性
1922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根据日本1918年颁布的《大学令》，在奉天（沈阳）将南满医学堂升格为大学，称“满洲医科大学”，学制七年。该校与日本内地医学教育体制完全一致，以招收日本学生为主，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学术、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科大学，时人称该校为关东（东北）医科大学，在日本是排在前五名的医科大学。
“满洲医科大学由满铁创办经营，满铁又是执行日本国策和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所以满洲医科大学名为私立，但实际上权受日本国家掌控。”[5]105
随着侵华战争加剧，医疗人员逐渐被置于国家统治之下有效调配，被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满洲医科大学进入军队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曾经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轻教员逐渐减少，1943年以后高年级日本学生逐渐被招募进入部队，还没有毕业就提前成为军医了。”[6]105
满洲医科大学成为细菌战军事人才培养基地有其必然性：
第一，在满洲医科大学的规章制度中，始终把注意“人格之陶冶及国家思想”作为驯化学生思想的宗旨，教化“日支协同”的殖民教育理念，淡化侵略罪恶感，引导日本学生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国家的本土。该校根据其学生多来自日本本土的特点，确立了适应东北当地教育方针，注重造就其在居住地顽强地生存发展的能力。用“协同”的使命感来承担责任……教授医学技术，攻研其奥秘是满洲医科大学培养医学人才的技术理念和目标。满铁地方部长说：“要打破依恋日本内地教育的局限，而以满蒙为背景，培养能够活跃在满蒙地区的人才。”[7]42“以修炼巩固之国民精神，修炼国家所需要之高等医学技术之理论及实际，养成国家需要之人才。”[8]42对此，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曾说过：“科学无国境，研究者要有祖国，为祖国而研究。将来的战争必然是科学战，其中细菌战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努力研究细菌武器，发展科学是没有国境的，但研究者必須为祖国而积极研究。”[9]41在这样的教育宗旨下，满洲医科大学学生把人活体解剖看成最有吸引力、最能攻研人体秘密的实验，带着尽忠日本国家的理想，视鲜活的生命为实验材料，干着灭绝人性的勾当，努力成为“能够活跃在满蒙地区的人才”。
第二，满洲医科大学组织机构严密，有大学长、学务科、教研室等28个基本单位，分工明确、职责明晰。以1940年为例，除附属医院外，有行政，教师编制三百余人。其中病理学教研室、解剖学教研室、微生物学教研室、精神神经学系等是该校的重点教学单位。所有岗位均由日本人承担（临时勤杂人员雇佣中国人），教授医学理论，引导亲日行为，灌输日本历史文化，以活体解剖为攻破医学秘密的手段，训练医学技能。
第三，满洲医科大学把对学生的军国主义教育、奴化教育方针的训练规范于日常活动之中，成为学校生活必须内容。从满洲医科大学学年历上，可以考证那些与日本历史相关的节日、活动分布在一年的八个月之中，与學生们的日常生活相伴。每个节日都与日本的历史相联，有着复杂的典式，如万寿节的典式过程如下：“1.学长于教师及学生之最敬礼中，将御容之遮幔揭开之。2.学长、教师及学生之最敬礼。如未奉戴御容时，向帝宫遥拜。3.教师及学生合唱国歌。4.学长奉读访日回銮训民诏书。5.学长教师以及学生合唱访日回銮训民诏书奉答之歌。6.学长于教师及学生之最敬礼中，将御容之遮幔关闭之。7.学长根据建国之本及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谨告圣旨之所在，并致适合式日之训话。8.学长、教师及学生合唱适合式之歌。9.对国旗行最敬礼。”[10]589整个过程充满军国主义和神化日本的色彩，循规蹈矩，向帝宫遥拜时鞠躬90度，灌输王道思想，推行唯神之道，养成学生效忠天皇的责任感。
第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军事征服成为主要手段，为了使满洲医科大学的学员成为“开发”满蒙的军事医学人才，满洲医科大学一边以教育敕语宣扬“皇国”之道，同时也把军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课程之中。20世纪30年代末起，增设教练科，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教练科分学科和术科两种，前者为课堂上教学，后者则在野外进行。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武士道精神和阶级服从思想；二是开设防毒、抢救、绷带课、旗语、射击等课，训练军事战斗能力；三是每年进行军事演习；四是入营训练。要求学生掌握军事技巧，锤炼军人气质，听候军事调遣。
第五，满洲医科大学从1923年到1938年共进行了十五次东蒙地区巡回诊疗。“深入中国行政区做调查，当地官兵做细致的酝酿工作。另外这也是得到关东军军医部长、各地特务机关援助的调查，目的有四：医治卫生的调查、现场治疗、卫生思想的普及、南满洲的防疫，其中南满洲的防疫是核心任务。”[11]228在关东军军部援助下，对中国行政区的调查，是满洲医科大学校外医疗实践活动，其巡回诊疗团均由日本教授、助教、学员组成，“南满洲的防疫是核心”则进一步说明巡回诊疗活动是为配合关东军军事目的而实施，普及卫生思想是借口，研究东北地区传染病防疫，为细菌武器研究服务是真实目的。
三、满洲医科大学教师和学员在731细菌部队作用考证
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用军事医学的作用，号召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学员积极投身到细菌武器的研究中来，并以最具吸引力的“实验”来吸引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学员走出校门，加入到731细菌部队中来，为“祖国”而研究，石井四郎说：“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战争……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是要用活人作实验的。进行这种实验时用的中国人，它既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以在野外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本部队秘密中的秘密。”[12]41
按照裕仁天皇的敕令，在人员使用上要求医学科学技术人员要占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人员多来自各大医院和高等医学院校，而满洲医科大学则为这支部队输送了大量的骨干研究人才，他们在731部队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来自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学子们用他们的行动实现着这一惨绝人寰的“秘密中的秘密”。
1.满洲医科大学师生在日军731部队第一部。据有关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仅1936—1939年三年间，满洲医科大学输送至731部队第一部（研究部）的骨干成员如表3。
这些具有医学教授、硕士、学士学位的研究技术人员，实际上是一伙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他们把用于人活体实验的侵苏反日、对日本入侵有抵抗情绪的、具有抗日活动的，或者与民族运动、共产党有关的人等当做材料（称之为“圆木”），肆意宰割。
2.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北野政次在731细菌部队的罪恶。北野政次，1932—1941年带着陆军军医少将军衔，在满洲医科大学担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教授九年，同时任满洲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系主任。1942年—1945年任731部队第二任队长，晋升为中将，他把大批满洲医科大学培养的硕士、学士生都调进了731部队，直接领导了哈尔滨平房区的细菌武器研制及进行细菌战活动。“发明了‘鼠疫跳蚤’法，把感染鼠疫的跳蚤作为武器，并得到关东军批准，确定为‘实际使用武器’的方法，在上海以南地区，从高空把染有鼠疫的大批跳蚤掷到中国居民区……在该地区引起鼠疫流行病。”[14]31“1944年11月北野政次在安达靶场组织了‘拿活人作实验对象’的细菌实验活动。”[15]32
北野政次不但在满洲医科大学进行人体细菌实验，而且在安达地区亲自领导过用装有炭疽菌炸弹进行的人体实验。梶塚隆二，1939年接任关东军医务部长后，亲临731部队视察，指导731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并指挥细菌活体实验、活体解剖。1949年10月23日，伯力城军事法庭战犯梶塚隆二口供：“1944年3月，我在本人办公室内同军医中将北野政次谈话。此人从1942年起到1945年3月止，任过731第二任部队长。北野向我说过，当他任731部队长期间，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他叙述说，他派731部队内有一组工作人员驶往上海以南、华军战线内，从高空把染有鼠疫的大批跳蚤提掷到中国居民区内，跳蚤落地后还活着，结果在它们落下的地方引起了鼠疫流行病。北野又说，在731部队内已开始进行对人的各种传染病的感受性实验，这些实验是从健康的中国人血液开始研究的。”[16]172
1954年9月7日，原731部队总务部调查课工作人员军医中尉秦正氏笔供：秦正氏，原731部队总务部调查课工作人员，军医中尉。参加过细菌活体实验，参加了1944年12月在安达靶场的人体实验：“1944年12月前后，在北野政次队长、第二部部长碇重长军医大佐的指挥下，在安达实验场将约六名爱国者（其中至少有一名苏联人）带着镣从押送的汽车上拖下来，将他们倒背手绑在间隔二十米的木桩子上，叫他们趴在地下，使飞机从100米至200米的高空投下炭疽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爆炸，使纯粹培养的炭疽菌撒布在这几名爱国者的鼻子、咽喉的粘膜上……在数日至数十日后进行各种解剖……”[17]72
3.满洲医科大学教授秋真泰辅在731细菌部队的罪恶。秋真泰辅，曾经任满洲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主任、教授。1939年调任731细菌部队，任江岛班第二任班长，研究赤痢、伤寒，多次组织活体解剖、活体实验。“秋真泰辅，是由北野政次带入731部队的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系的教授，在731部队江岛班研究赤痢，成为江岛一夫后的第二任班长。为了准确查明赤痢疫苗的有效性，秋真用五名健康的中国人制造了赤痢患者，并执行了以下实验程序：注射赤痢病毒1—3次→放入活菌疫苗→发病→进行试制疫苗实验→解剖→死亡→制成标本。”[18]96
3.满洲医科大学学员在731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论文。731细菌部队的研究部是日军细菌武器研究的关键部门，集中在那里的满洲医科大学的学员，用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其骨干作用。《满洲医学》由满铁株式会社创办于1923年（1945年7月停刊），这个刊物发布了大量“人活体实验”、“人活体解剖”学病疫的论文。因大量证据被销毁，现结合有限资料对统计由满大学教授、学员写下的典型论文如表4。
综上，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略，满洲医科大学以其医学技术资源积极为细菌战服务成为必然，该校师生成为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的核心力量，活体解剖、人活体细菌实验、撰写论文、利用人活体制作标本、向我居民区投放细菌武器……残忍至极。正因如此，满洲医科大学一贯推崇的利用医学普及“社会文明”的办学宗旨成了一句空话，发展军事医学成了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正如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出席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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