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因缘际会还是命运使然，在当代海上画坛，有韩氏昆仲一门五杰，各有千秋，各具成就，令人称奇。大哥韩澄爱戏，画多以京剧人物见长;老二韩敏，花鸟人物兼擅，画中透出浓浓的书卷之气;老三韩山善画虎，结合现代技法令人称赞;老十韩硕，画人物自成一格，精益求精，作品既有现代感，又有耐人寻味的古意。而作为老五的韩伍，国画、连环画皆出彩，反映现实又不失浪漫情怀，在海上画坛人物画大师日渐凋零的今天，韩伍的诗意风格与古典韵致，无疑成了海派画坛一道隽永而亮丽的风景线。
熟悉韩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最初是因连环画和插图而成名的。早在1963年，一本《五彩路》就曾让他获得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比绘画三等奖，后来，他长期担任《哈哈画报》主编，在出版社从事美术编创工作，特别是儿童读物的绘制出版，所投入的心血尤多。代表作《灯花》曾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比二等奖。这一系列的画作充满了童话的梦境，色彩艳丽，童趣盎然。韩伍画儿童借鉴了漫画的某些手法，略带夸张，让孩子们表情更丰富，动作更活泼，在熟练、简约的笔墨中，勾画出儿童的不同情态，表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转向国画创作之后，韩伍选择了古典题材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历代诗文、古典名著、戏曲人物……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别样的光彩。其风格初期圆润清晰，中期雄浑淳厚，自新世纪起则求新变革，从老辣朴实走向豪放隽永，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自具其貌，格调柔和，清新明快。他画画又极其刻苦，座右铭是“不教一日闲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虽然他也从宋人白描、陈老莲、任伯年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启发，但是他的创作仍然强调以形写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的人物画的笔墨服从于塑造人物的要求。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幅画，使得韩伍的作品不张扬、不草率，就像他为人处世，平和低调，细嚼之下又其味无穷。
生活中的韩伍为人谦和，与人交谈总是言简意赅，朋友们戏称他“连每天说的话都有指标”，但事实上，年近八旬的他，内心世界极其丰富而幽默。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画坛的多面手，人物、走兽、花卉、山水、书法无不涉猎，不能不说得益于他开阔的艺术视野。他本从海上西画名师钱延康、朱怀新学艺，后又随一代大师程十发先生习画，在中西绘画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他看来，绘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于用最简单的线条营造出意蕴最深远的境界。
摄影/吴轶君
小巷童年
《新民周刊》：韩伍老师出身于绘画世家，父亲韩小梅本是杭州城里的中国画家，养育了十个儿女，家教甚严，其中老大、老二、老三三个儿子都随他学画。但是，到了作为老五的您，父亲却决定不再让您学画，而是去读书上学，这是为什么？
韩伍：说起父亲，要先讲一段往事：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春天，雨雪不断，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工作的工厂停了业，加上市场供应也大受影响，我的祖母带着4岁的姐姐去了“难民所”，每天可以领得两顿稀饭充饥，我的几个哥哥在邻居的帮助下，批发了一点香烟来，冒雨提篮叫卖，小脸都冻得如同红萝卜一般，从早到晚，也就只卖出两三包烟，家里生计大成问题。于是，父亲设法翻出平时所画的作品，像观音菩萨、关公等，拿到灵隐寺门前的桥边去，撑着雨伞卖。这时，有两个日本兵路过要买画，父亲不肯卖，并转过头去不予理睬，日本兵无奈，却在临走时打了父亲一记耳光，而画却依旧没给他们，这也体现了父亲的爱国精神。
后来为避战乱，我们全家来到上海定居。一方面，对于父亲这样的传统文人画家而言，国画是神圣的，在此时刻，书画更成为了精神上的避风港。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想要将书画艺术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兄弟中韩澄、韩敏和韩山都是直接师从父亲。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那记耳光，加上当时社会动荡生活拮据的现实，也让父亲深深感受到“穷书生”、“穷画家”在当时的世道生存有多难，出于父亲对孩子的护爱，他不再要求我与哥哥们走同样的路，因为他画了一辈子画，却穷了一辈子，不希望家里人再继续以画为生，所以就将我送去学校接受教育，不许我再学画。
尽管如此，父兄习作国画的情景还是让我对国画艺术深深着迷，于是自发走上了书画创作的道路。父亲越是不让画，我就越是变了法儿偷偷地画，也因此挨了不少打。有时甚至还被罚跪，可是我不以为意，罚跪时面对受潮泛起花纹的墙面，居然也会生发无数奇妙的想象，从中幻化出许多扑朔迷离的画面和构图……真是痴迷不已。
《新民周刊》：我曾经听韩敏老师说起过，因为当年家境并不宽裕，父亲韩小梅总是亲自执教，在自家的几间屋里，择出一间作为学馆，起名“课雏小寄”。兄弟姐妹们就在里面写诗、作画、赋文、唱曲，间或飞扬起皮黄丝竹的旋律……但父亲也是相当严厉的，特别是在对子女的管教上，有时要求背一篇古诗文，或者是要求画梅花圈500个，若完不成还要在天井里罚站。
韩伍：是的，但其实父亲也有温情的时刻。记得刚解放那年，我还是个失学的人，父亲叫我读唐诗、《古文观止》，也没有什么讲解，背出来为止。这种自学的日子实在太难熬。夏天容易入睡，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但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出去溜达的，那就是给父亲买点心。他早上9点用早点，每天两只蟹壳黄烧饼。那时在武康路靠淮海西路交界处有许多点心摊，我买了点心慢慢地走回家，武康路两旁梧桐树上，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我的心情好极了。一天，父亲叫我买四只蟹壳黃，让我也吃两只，这真的是很意外，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父亲醒来看见我已在用功，接过我手里的书，一看我是在背唐诗《子夜吴歌》。父亲很开心，嘱咐母亲买点心多给我一点钱。回忆起那时，十几岁的我坐在小凳上吃着蟹壳黄，真是人间美事。
《新民周刊》：今天，韩氏兄弟不仅在画坛各自成名，五人之间深厚的兄弟情也是一大佳话，据说这与父亲的教育也分不开，为了培养孩子们自立能力和友爱之情，父亲要求你们兄弟几个一起创办了一本名为《鹡鸰》的家庭刊物是么？
韩伍：是的，这是一本油印的32开的小册子。起初是几个兄长自编自画自写，有家庭趣闻，有散文随笔，也有外国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等等，编辑完成后就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分享点评。三位哥哥参加工作后，我就接过任务，以日记形式创办了《鹡鸰周刊》，又去向兄弟姐妹们“组稿”，每一期还有父亲犀利的评语。这些保存下来的《周刊》如今成为了我们兄弟姐妹间的至宝，因为这里承载着兄弟几个年少时的单纯而宝贵的美好时光。至今儿时兄弟几个轮流做模特儿的情景仍深深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或许正是这样充满温情与趣味的艺术熏陶，才使我们五兄弟都将父亲的意志转化成了自己的兴趣，能够将画国画坚持到老，我想，若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绝对是办不到的。
《新民周刊》：后来在您自写自画的连载专栏《小巷童年》中，兄弟间的一则则趣闻轶事，当年左邻右舍间亲切无私的感情，乃至您幼小的心灵所面对的喜怒哀乐，都一一化入笔端，给读者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韩伍：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小巷童年》的连载出版能引起那么多的反响。甚至有读者至今还来问我，你们兄弟几个睡觉时居然真的接连唱了一出《二进宫》？我笑着回答，这绝对是真实的。
如今，当我和老伴带着外孙女到原先居住过三十几年的泰安路10弄，也就是我称作“小巷”的地方故地重游。那里已经完全变样了，原先喧嚣、肮脏、破旧的门墙都不见了，当年歪歪斜斜的矮平房，弹硌路小弄堂已经换成了一幢幢两三层楼的小别墅，门口停着些漂亮的小轿车。那种曾经听惯了的谈笑吵架声、儿童嬉闹声、小贩叫卖声，变成了如今的一片宁静……
博采众长
《新民周刊》：您正式走上绘画的道路，应该是考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绘画系吧？
韩伍：对。当时的学习很系统。素描、色彩、速写都学，老师有俞云阶、朱怀新等前辈，功底是比较扎实的。当时专业课占三分之一，另外的时间则学习文化课。
《新民周刊》：您开始绘制连环画也是在师范求学期间么？
韩伍：对。当时韩敏与我父亲都在画连环画，但韩敏画得不多，他很忙，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少，那时候画一幅连环画的稿费等于现在四十元，如果一天可以画两三幅，收入就不少了，于是我想帮韩敏画，又不敢动手，后来慢慢就开始自己创作。
《新民周刊》：连环画迷们都熟悉您的大名，因为您的连环画题材新颖真实，表现手段丰富精湛，带给许多人童年的快乐。特别是曾经获奖的《灯花》，借鉴了漫画的一些手法，营造出一个充满梦幻的童话梦境。
韩伍：《灯花》是儿童题材，后来我了解到，是万籁鸣老先生推荐我画的，也就是从这本连环画起，我开始追求一种夸张的、具有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连环画锻炼了我的造型能力，就好像程十发先生所说的那样，画一本连环画等于上了三年美术学校。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接到脚本开始，如何安排构图，设计人物造型，表现趣味格调，这些都是学问。后来我师范毕业去了《儿童时代》，与戴敦邦一起画了大量的插图、连环画与宣传画。再后来我开始主编《哈哈画报》，可以说一辈子都在为小朋友们画画。
《新民周刊》：自2009年8月开始，您在《新民晚报》上连载“新上海·角落头”专栏，四年多来从不间断，到如今已有200多幅作品见报。这些画图文并茂，自编自绘，一幅图加三四百字的小文，从柴米油盐到今昔生活，题材丰富，深受读者欢迎。
韩伍：我所画的，都来自生活，因此比较“接地气”。有时为了开拓思路，我还会让朋友拿上相机，在新上海的各个角落拍照，搜集创作题材。我是个“好吃分子”，因此写吃的篇幅挺多，有不少读者说，看了让人垂涎欲滴，哈哈。每隔几个月，我还会主动去找报社的年轻编辑探讨创作内容，比如最近的画是否受欢迎，如何改进，时下流行什么新话题等。
《新民周刊》：说起程十发先生，可谓对您的绘画风格影响极大。在与大师交往的几十年岁月中，有哪些回忆或教诲令您难忘？
韩伍：程十发先生当时住在延庆路，离开我们的出版社很近。他那时已经很有名气，画了不少精彩的连环画，他有时也帮我们画，我很崇拜他，就常常借机去拜访他，向他讨教，看他作画，逐渐受他的影响就越来越大，画风也努力往他靠。后来我就拿了自己的习作向他请教，他会告诉我“不够虚”，还解释给我听，一幅画要虚实相生，有实有虚，对比强烈，才能突出你所要描绘和表现的主题，同时也更耐看，这对我的启发就很大，我今后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他教导我，画国画，一定要倾向于版画，而不能倾向于油画。我觉得程十发先生的绘画，真的很有韵味，比如他那时候画《胆剑篇》，每天两幅连载，我一下班就去看原稿，尺幅很小，画在拷贝纸上，底稿很简单，就几个圈圈确定位置，然后拷贝纸覆上去，直接就开始勾勒了，一点都不用修改，本事大极了！
古典风韵
《新民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连环画家转向国画，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不少连环画家画的国画，甚至被批评为就是一幅“放大的连环画”。对此您有着怎样的看法？
韩伍：我转向国画创作，大约是“文革”后期，当时比较空闲，有时间尝试各种绘画风格。照程十发先生的话来说，画国画的人一定要画过连环画。的确，在连环画转向国画的过程中，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努力去探索。在我来看，这就需要从古典文化中去追求修养，诗文、小说、戏曲，要去积累，体会，就会有启发。
《新民周刊》：的确，在您的绘画题材中，历史人物画占了很重要的篇幅。其中既有取材于楚辞的《橘颂》、《诗经》的《木瓜》、唐诗的《琵琶行》、《神仙传》的《女娲炼石》等，也有为《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名著所绘制的插图。您是如何构思与把握的呢？
韩伍：古典题材要画好，首先得理解文意，比如画《李白醉写图》，不懂得“云想衣裳花想容”是什么意思，怎么行呢？说来这多亏父亲当年的教诲，从小逼我背诗古文，打下的文学底子，至今受用。
历史人物画往往取材古代文学，绘画者要善于从诗文中提炼出绘画元素，使自己的作品在创作上立意较高，同时具有群众性。像我画一些古诗意图，力求将人物、故事、情节交代得很清楚，同时又用简练的画笔以“韵味”主宰画面，力求把绘画空间从有限的造型伸发向无限的意境中去。拿钟馗图作例，我放弃了原先的严肃、狰狞的“捉鬼”形象，而是赋予钟馗幽默、善良、笑容可掬的神态，怡然自得而又富有表现力。
另外就是要着重刻画人物性格与神态，画陶渊明，既要有孤傲与清高的神态，也要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再比如苏东坡，要有一种豁達开朗，同时也可以借助砚台、芭蕉、竹子等，加以衬托和表现。李白“清平乐”的潇洒，李清照“声声慢”的哀怨，都要在熟读作品的前提下，去把握作者的精神实质，再用绘画语言加以表现出来。
《新民周刊》：除了历史人物画，戏曲人物画更堪称您的“独门绝技”。在海上画坛，以戏入画者不在少数，前有关良、林风眠等巨匠，后有程十发、颜梅华等大师，而当今画坛，您的戏曲人物无疑堪称一绝。舞台人物的造型之美，转瞬即逝，您正是用最简练的笔触捕捉人物一刹那的身姿，把寸丝流动之美变为永恒凝固之美。但您的戏曲人物画又绝不是对舞台原型的摹写，而是在深刻揣摩人物内涵与钻研演员表演风格后的再度创作。因此您笔下的舞台角色，不仅形神兼备，而且还可以看出扮演者的风采，梅兰芳、周信芳、叶盛兰、谭富英、马连良、杨宝森等……可谓栩栩如生。
韩伍：说起我对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的爱好，也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父亲是老戏迷，挥毫之余，击节吟唱。我从小耳濡目染，也渐渐喜爱起来。因无机会去戏院看戏，我常“孵”在邻居家听收音机、留声机，模仿学唱，被称为“留学生”。记得我在高二时，出版了第一本连环画《赵一曼》，拿了稿费，对自己的犒劳就是买张票到剧场里看京戏，当时的感觉好极了。
有时节日联欢，我也会偶尔应邀上台客串一两段“娃娃调”，竟也赢得声声喝彩，心里喜滋滋的，祈望天天都有戏好唱。后来虽然从事绘画职业，但“唱戏”的嗜好一直萦绕于脑海，挥之不去。绘画之余，润润声腔，常参与票友联欢，来一两段杨（宝森）派戏，过过戏瘾，非常开心。
《新民周刊》：为此您还曾专门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票了一出杨（宝森）派名剧《武家坡》，一亮嗓便激起台下一片喝彩。还有一年在逸夫舞台，您竟然接连演了两折京剧大师周信芳的代表作《投军别窑》和《斩经堂》，唱做有模有样，引起轰动。前不久您甚至还“票戏”到了安徽，以77岁高龄，照样一丝不苟地主演了《洪羊洞》、《乌盆记》、《坐宫》等经典剧目选场。
韩伍：这就叫自娱自乐啊。记得我第一次票戏早在师范念书的时候，我和朋友排了一出《空城计》，我的同学演司马懿，我演孔明，戴敦邦负责打鼓。第一次登台演出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艺术本相通，在京剧中有着丰富的对比之美，比如黑白相间、动静结合、松紧互补等等，这些特征与绘画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到底，无论是看戏、票戏还是画戏，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想为振兴我所爱的国剧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