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谢希德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兼科学家、教育家于一身。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理想是她对科学事业执著追求背后强劲的动力之源，正是这一强劲动力使她在现实生活中，铸就了坚强、执著、坚定的品格。作为校长，对复旦大学的改革，既体现着她高校管理思想的睿智，又显示出她过人的敢于实践的胆识以及开放的心态。她的高校管理思想和勤奋敬业的精神今天依然激励着后学。
关键词： 谢希德；女性；大学校长；品格
中图分类号： G40-0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09）02-0010-06
谢希德，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以其自身的坚韧与睿智有力地诠释了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在科学领域做出贡献，而且她更以其时代的领悟力执掌我国名校复旦大学，并取得辉煌成就。回顾她的一生：科学家、教育家兼于一身。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交织而成的性别偏见的桎梏下，在寥若晨星的大学校长队伍中，谢希德的教育实践无不凸显出作为女性成长与奋斗的艰难，更凸显出她与众不同的刚强、坚韧与睿智。[JP]
一、成长与奋斗的历程
谢希德1921年3月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谢玉铭是当时有名的物理学家，母亲是位知识女性，这是一个祥和、安宁而幸福的知识家庭。这样的家庭对谢希德日后从事科学事业以深刻影响。正是因为生于这样开明的家庭，她才能够突破落后、愚昧的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获得接受教育尤其是从事科学学习、研究的机会。当时的中国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可以说凤毛麟角。1938年，谢希德第一次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女性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数的18.4%［1］，直到1947年这一比例依然维持在18%左右。不仅如此，她从父亲那里理解了 “国家，须要科学”，必须要刻苦学习，以实现“科学救国”的深刻内涵。当她把从父亲那里秉承而来的对物理科学的兴趣爱好升华到为国家而学的层面，便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谢希德从懂事起，就目睹了中国人民拮据、困苦、潦倒的经济生活以及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同时中国人民抗争不屈的精神，有识之士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思想与当时影响深远的“科学救国”进步思想融合在一起给她以时代的感染力和强大的学习动力。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举国茫然之际，以任鸿隽、杨铨、蓝兆乾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实地考察美国工矿企业和生产实验，领悟到“一切富强之法皆出自科学”、“唯科学可为芸芸众生托身立命之所”、“中国尚无近代意义之科学”、“必须播撒科学良种于荒芜不治之田”等等醒世道理［2］。因此，以留美工科学生为主体的科学社成员，率先提出科学救国论，继而形成一整套较成熟的科学救国理论及其实施方案。在这些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下，很多知识分子远渡重洋学习科学知识，以救国家于危难，谢希德即为其中之一。
（一）坚强地与疾病和厄运抗争
1938年对于17岁的谢希德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她患了股关节结核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这种疾病在那个年代被判定为能致人死亡的大病。同时，由于日军的侵扰，医院的休养环境很差，有一次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就在谢希德所住的医院附近爆炸。国家的灾难、生存的艰难、生命的宝贵进一步坚定了谢希德的意志，她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同时，为中华振兴而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她在病床上坚持学习外语，阅读朋友带给她的书籍，并通过书信和好友畅谈救国理想。四年后疾病得以治愈。这段时间对谢希德来说即是苦难也是磨炼，正如她自己所说：“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病床上躺了四年这应该是祸，但我却抓住了机遇，学好了英语，又扩大了自学面，掌握了一套自学方法……”［3］20。对于生命和学习意义的深刻领会使年仅17岁的谢希德变得意志坚强。
第二次疾病袭来是在1966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这是一个能击倒人意志的噩耗，而谢希德从容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在同年10月进行了手术治疗。“屋漏偏遭连阴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成为受“审判”的对象，并在她手术之后仅两个月，还在休养、放化疗期间，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揪到学校接受“审判”、劳动改造。接着就是关“牛棚”，而这牛棚恰恰是自己主持创建的还未起用的物理“低温实验室”，“心痛”是可以想见的。此时的谢希德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让她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入党时“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还没有实现，她在心里默想：“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战斗，就要为党的科学事业奋斗不息……”，在她心里有一种坚定而又强烈的责任感，她默默地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争取多活几年”［3］81，她在等待中期盼着，在期盼中更加坚强起来，病魔在她面前又一次“退让”了。
第三次是在1970年，癌症复发。这次她的爱人没在身边，也被关了“牛棚”，他们被人为分开4年，家里只剩下12岁的儿子独自生活，可以想见多么艰难。她心里有个信念：“我一定要等他（爱人曹天钦）回来！”同时，她相信党，相信国家。正是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她，让她创造了生命奇迹。
第四次是在1976年秋，癌症再次复发。这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她要争取更多的时间为祖国做贡献。文革十年，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她要抓紧时间补回来！科学繁荣和祖国强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切，正是这一信念的力量让奇迹再一次发生在她身上。
第五次是在1998年，癌症又一次复发。她以古稀之年依然从容乐观的对待疾病，并和医生开玩笑说她已经多活了很多年。手术及放疗、化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就连医生护士都劝她：难受就喊出来吧，但谢希德从未呻吟过。她的表现让她的医护人员经常感动地落泪，说谢希德是她们见过的最坚强的病人。“坚强”已经内化为她的品格。
（二）执著的追求学业和科学事业
首先，对学业的执著追求。谢希德从小就聪慧好学，勤于思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青少年时代，日军的侵略和国家的贫弱以及五四以来各种爱国思想的濡染，坚定了谢希德学习科学报效祖国的决心，因此，她在辗转逃难中，一直没有荒废学业，甚至在1938年休学住院卧床治疗期间，依然在病床上坚持学习。接连三次参加高考，（第一次因为疾病，第二次因为父亲阻挠都没有去成）最终于1942年考入厦门大学。她选择了物理系，向被视为女性“禁区”的科学进军了，因为她要实践“科学救国”的理想。1946年，谢希德大学毕业，此时正值抗战胜利之时，但抗战胜利的喜悦已被国内战争的阴云笼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继续深造，学成后报效祖国？谢希德选择了后者。1947年谢希德决定去美国深造，开始了她在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在美国史密斯学院完成硕士课程后，谢希德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1952年，五年的异国求学顺利结束，谢希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学习、科研任务，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这使她具备了“科学建国”的坚实基础。
其次，对科学和事业的执著追求。1952年谢希德在国外学成回国后被聘为复旦大学物理系讲师，开始了她在国内的科学事业。这时，她的理想已经从“科学救国”转变为“科学建国”，具体体现在她对科学事业和对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建设上。当时，由于受前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学校只重视教学，很少有人做科研，她高瞻远瞩，主张在教学的同时重视科学研究，为复旦树立了做科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和学风。1956年8月，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她毅然离开才5个月大的儿子，去北京大学参加北大等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工作。回到上海后，积极筹建物理研究所。这年秋，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合作，成立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谢希德兼任副所长。这之后的工作更忙了。她总是提前到学校开始工作，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天刚蒙蒙亮，她便已等候在市西南端的公共汽车站，然后搭乘早班车斜穿整个市区，到地处东北端的复旦校园上班。幼小的孩子常常等不到妈妈回家，便睡着了。回到家，她必定要在灯下工作到深夜，形成晚睡早起的习惯，为了早晨五点半能起来赶上去学校的公交车，她的床头放着五个闹表，我们可以想见，当早晨五点半时五个闹表一齐奏响时是怎样一种“美妙”的音乐！在她的带动下，物理系正规发展起来：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都有了眉目。1977年，经历了文革的谢希德以她敏锐的思维和眼光，发现了物理学领域的“原始森林”——表面物理学，她向它进军了。她的选择是对的，后来美国物理学家沃尔特•科恩（Walter Kohn）对此做了肯定评价：“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地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水平。”
［4］100她堪称是中国物理科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和引路人。我们从她的年谱中可以看出她对物理科学的贡献：一篇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部部专业著作，一次次学术会议上的引起热烈反响的学术报告，一个个研究所的建立；一个个物理新领域的探索……这其中都包含着她无数的心血。
谢希德任校长期间（1983—1988年），依然不辍科学研究并带领复旦大学积极走出国门，多次参加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做了多次很有水平的、令外国专家同行称道的学术报告；发表了多篇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使自己和复旦大学拥有了国际声誉。
（三）坚定地坚持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
1952年9月，谢希德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怀着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信念克服种种阻挠和困难，毅然回到祖国！正是这一信念的坚定，使她对回国这一决定从不后悔。为了此事她的父亲几十年不和她通音信，每提此事，谢希德总感痛心，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可她从未后悔。她常说的话就是“祖国的强盛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每个中国人都应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贡献。”她去世后，李乐德曾深情的说过这样一句话：“谢校长就是这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想着国家，想着人民，想着复旦。”［4］136也正是这一信念的坚定，使她对党和国家坚信不疑。在这一信念支撑下，使她在面对癌症时创造了生命奇迹，战胜了病魔。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她希望这一信念传递下去。
（四）诠释了伟大女性的优良品德
谢希德继承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德：善良、谦恭而温和；同时她也吸收了西方女性的特点：进取、宽容，这些优良品质和谐地集于她一人身上，让人感受到女性美的真内涵：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幽雅从容、坚毅而平和。她注意穿着，得体大方而朴素，给人以气质非凡的感受。她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喜欢听音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莫扎特和施特劳斯的名曲。喜欢收藏，家里摆满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尤其喜欢收集邮票，她还参加学校学生组织的集邮协会，出任名誉会长，支持学生发展业余爱好。她会织毛衣，积少成多的织出一些“作品”。她还是个文学爱好者，中外文学典籍都很熟悉，应用自如。她又是个不一般的家庭主妇，每次在家招待客人，她都会亲自掌勺做一桌好菜。作为女性，她的情感细腻而深沉，在丈夫生病住院期间，只要她在上海，都去看他，并在床边放一束鲜花，而且及时更换，让病房充满生机。她还把别人寄给曹天钦的卡片，栓在一根长绳上，挂在病房里，增添喜气。给他做按摩，帮他恢复脑力。她人前很少儿女情长，但丈夫的去世，使她明显衰老了很多。对丈夫她怀有愧疚，她总说“我们商量过了，等以后不忙了，一起出去玩，但这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虽然他们频频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但从未结伴而行，有一次竟然是在美国洛杉机机场相遇，然后又匆匆而别。作为女儿，对于父亲几十年不和自己通信，她很伤心，她常说“他（父亲）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3］268父亲去世后，她去了父亲生前住过的许多地方，去感受父亲的音容笑貌，缅怀父亲。
2000年3月，谢希德走完她坎坷而伟大的一生，去世后，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她人虽然去了，但活在很多后人心里。她去世后，复旦大学设立了“谢希德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校长王生洪这样解释：“谢希德这个名字是意志的化身。”［3］1362007年1月5日，中国物理学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设立谢希德物理学奖，一为纪念她，二为鼓励投身于物理研究和物理教育的女物理工作者。她的名字成为女性科学家上进的一种精神激励。
二、高校管理思想与实践
复旦成为东南强校，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哈佛”，与谢希德任校长期间对复旦大学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她对复旦大学的改革体现出她的睿智、开放、有胆识的领导品质。
（一）对复旦大学卓有成效地管理改革
1983年刚刚召开党的十二大，决定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改革随之进行，1985年国家正式颁布文件，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谢希德站在改革的浪尖，她要带领复旦走向何方？她早就胸有成竹，在就职讲话中，她给复旦改革定下了方向和目标，她讲改革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一是教学，二是科研；主要涉及机构改革、管理体制改革、规章制度改革等方面；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一个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性社会主义综合大学作为改革的目标。
作为大学的“舵手”，谢希德没有把自己埋在具体事务里，而是高瞻远瞩的考虑办学方向和办学指导思想问题，逐步深化教育改革，引领复旦大学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调整系科设置，使复旦真正成为一所综合大学。在她接任校长的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虽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由于多年受前苏联办学模式影响，只有文理科。面对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局面，这种状况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现有系科有的也存在知识老化现象，教师队伍也有老化趋势。经过改革、调整，在原有院系基础上，又先后成立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把复旦变成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她支持成立的技术科学学院，聚集了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应用力学、光源科学、材料科学等一批新兴的学科，在培养基础扎实、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硕士、博士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多年来，学院师生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另外，管理学科曾在建国后院系调整中被取消，谢希德做校长后，科学预见到这一学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她力排众议将管理学科与文科、理科、技术学科并列为学校建设的学科，并决定对它们大胆实行“放权”管理，即学院可以单独与外国大学的管理学院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而只需报学校备案即可。这使管理学院在改革中能大展拳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谢校长还亲自到管理学院当场解决学院存在的问题，如留用助教、建设机房等具体事情。这让管理学院的师生更加群情振奋，不断开拓创新。为了改造老学科，适应学科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她在任期间，先后成立了世界经济系、管理科学系、建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经济研究中心。1986年4月复旦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使复旦大学真正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改革的重点工作是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谢希德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改变“近亲繁殖”的教师队伍结构。为了打破这种半封闭局面，选派大批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同时，请外国专家和外校专家到复旦来讲学，合作搞研究等等。为了打破“近亲繁殖”的队伍结构，又保证队伍的相对稳定和一定的继承性，她采用了一些具体做法，如在研究生中留少量师资，聘任在校外作出贡献的本校毕业生，同时有计划地吸收大量国内外学者，共同发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彻底打破家族式半封闭状态，她还提出一些设想，如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取消专职助教制，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科研单位去，助教由研究生兼任，讲师从工厂、科研单位择优聘任。另外，谢希德非常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学科教师梯队的建设。1984年把“发展学科带头人，加速人才培养”作为当年学校三大重要工作之一来抓。1985年学校顺利开展了教师专业职称资格的评审和职务聘任制试点工作，在评定中破除了论资排辈的观念。1986年，在继续抓好职称改革工作的同时，把聘任制试点工作和学科梯队建设结合起来，特别关注中青年教师，使重点学科的带头人后继有人。同时争取校外高水平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来学校工作，并有计划地派教师到国外有关学校和部门学习进修，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1988年又提出“让人才脱颖而出”，确立培养学科骨干，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同时大胆起用年轻冒尖人才。列出优秀教师名单，因人培养，各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渠道。很多人在她的培养下很快成长起来。在师资培养中她还鼓励学科间的相互交流渗透，促使教师知识更新、更宽、更深。因为她知道，现代学科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专业过窄不利于人才的长远发展。为此，复旦大学广泛举办讲座、报告会、讨论班、培训班等开展自由讨论问题，使众多教师的水平得以提高。
谢希德不仅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培养，把培养高质量人才放在学校首位。她认为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培养高质量人才，她在任期间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抓好“三个提高”：提高教授、副教授给本科学生上课的比例；提高“一类课程”（有好的教材、好的教学效果的课程）的比例；提高学生的创造性。二是抓好“四个环节”的教学工作：基础（知识）、外语、实践和能力（理科生具有实验能力，文科生具有社会调查能力等）。三是提倡“三性”：灵活性、适应性和科学性。灵活性指在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上要改变过去统得过死的现象，灵活制订教学计划，灵活采用教学方法。适应性是指教学要适应学生不同的需求，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科学性是指加强教学管理的科学性，特别指出考试方式多样性问题。四是完善和推广“三制”，即优秀学生的导师制、学分制、五级浮动记分制。导师制是在1986年秋施行的，意在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这一举措对学生的发展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谢希德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作为校长，虽然公务繁忙，但她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和他们谈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年轻人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对学生，她即是严师又是慈母，时刻关心着学生的成长。
在她治校期间，还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培养了大批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短短5年，复旦大学先后举办六个专业干部专修科，3个专业大专班，其中管理科学系受国家经委和科委的委托，开办了13期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一千多名专门人才。1983年，学校还开始承办自学考试，到1985年已经有500多位同志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复旦大学的毕业证书。一方面缓解了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另一方面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
谢希德还非常重视校风和学风建设。这方面她坚持正面教育，预防和制止不良现象发生。同时加强教工和学生的双文明教育。立校风、学风各八字。校风是：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学风是：文明、健康、团结、奋发，以向上的校园文化来濡染人、教育人。
（二）带领复旦走向国际的高等教育视野
1.鼓励教师走出去。
在她接任校长的80年代初，思想刚刚解放，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毒害太深，人们对海外关系或海外学术很敏感，致使很多人的思维、知识、学术很封闭。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很低，一些老师的水平和高年级水平高的学生差不多。为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她积极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并通过个人关系积极为教师联系海外大学。很多教师的出国介绍信都是谢校长亲自打出来的，从不叫人代替。她不仅鼓励教师走出去，还约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走进来为老师们介绍新的知识和信息，加强师资的国际交流，开阔教师的眼界。
2.带领复旦走出去。
她任校长期间，带领复旦大学积极走出国门，多次参加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做了令外国专家同行称道的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发表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她使复旦赢得了国际声誉，被称为“中国的哈佛”，而她被称为“中国的哈佛校长”。
她对复旦的一系列改革使复旦得到长足进展，不但使复旦赢得国际声誉，还赢得国内的充分认可。1984年复旦成为国务院第一批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学校。经过谢希德以及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到1988年，复旦共有教师5 307人，其中中科院院士9人，正教授237人，副教授858人，20多个国家1983位专家来学校讲学，中长期受聘的外国专家有147人。学校学科设立齐全，专业建设完备，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设更上一个台阶，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普遍认可和好评。
（三）推出管理高校的理念：服务、效率、平凡
在谢希德担任校长的管理工作中，她始终贯穿着三个理念：服务、效率、平凡。服务理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她的管理先从后勤管理开始。她要为教师和工作人员先把“后顾之忧”解决掉，能让他们安心工作，让后勤人员建立起工作服务于教学的认识。二是她和领导班子总是亲自下到基层了解情况，及时为他们解决问题。效率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开会，她总是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会议，会议内容简明扼要，决不浪费别人宝贵的时间。二是批阅文件。她总是非常有效地在短时间内批复文件，准确而到位。平凡是她一生都在实践的。任校长后，她可以坐专车，但她从来都是和其他老师一起坐学校的“长龙”班车，还把这看成一种乐趣。她以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生活在人们中间，就连外宾见到她都惊讶地说：“看不出她是一位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5］。人们都愿意把心里话说给她听，人们信赖她，因为她可以信赖；人们尊敬她，因为她人格高尚。
三、 结 语
谢希德一生结识了无数的人，但所有和她交往过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和她交谈，没有一丝拘束感，如沐春风。她给所有人的印象是，她总是面带微笑，给人感觉非常温和而安详。一位曾采访过她的记者这样写道：“所有见过她的人心里都会肃然起敬，她身上有一种人格的力量。什么叫德高望重？不是显赫的地位和名声，而是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性的光辉”［6］。
在外国同行眼里，她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巴定教授访问中国，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7］。许多美国科学家也说，她是在美国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三位中国人之一。《今日美国》报社记者在采访她时，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在国内同行和同事眼里，她是无私奉献，从不斤斤计较，淡泊名利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还被称为“伯乐”。当时《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谢希德是‘赏识人才的伯乐’”，她确实是一位名不虚传的“伯乐”，很多学生在她精心培养下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长为博士生导师，成长为科研领域的骨干。在他们眼里谢希德是一面旗帜，是人心所向，很多人在她的感召下学成后回到祖国，为国家做贡献。
[JP2]在学生眼里，她是一位慈祥的师长，可亲可敬。[JP]
在儿子眼里，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坚强、执着、奉献一生。
在文章最后，借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的校友们写的一首诗［8］来表达我们内心的缅怀之情：
希圣希贤领学风，德慧术智集疢躬；
女流从此亦强者，杰出中华举世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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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曲铁华.五四时期科学教育思潮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齐鲁学刊，2005（6）: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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