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叶，商务印书馆在刚刚起步的电影领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从创办到消逝的十一二年，正是在张元济担负极重要管理职责期间。他注重电影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强调其思想倾向和文化品位。作为企业家，他又“在商言商”，高度关注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主张专业人做专业事，适时急流勇退，退出电影行业。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的探索和贡献，应该也已经载入了史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也或多或少给我们今天的出版传媒集团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东方好莱坞”之称。作为中国电影摇篮的上海，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国内电影的制作中心，是优秀电影人才和资金集中的地方。中国90%以上的电影摄制在这里进行，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影响一直辐射到东南亚。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上海也是亚洲豪华电影院最多的大都市。而无论在上海还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书业龙头企业——商务印书馆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商务印书馆成立初期便尝试电影业务
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起初只是一家小小的带有家族性质的股份合伙制印刷工场，资本仅有3750元。但商务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经理夏瑞芳虽时年不足26周岁，却是一个颇有才干、心胸开阔又雄心万丈的的青年才俊，具备作为现代企业家的良好素质和潜能。在他的主导之下，商务印书馆1900年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印书局，印刷设备和制版技术因此得以大幅跃升。1901年，商务首次增资扩股，吸纳张元济和印有模入股，总资本达到5万元，并将名称改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03年，商务再次进行股份制改造，和日本著名的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资，各出资10万元，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05年正式在商部注册股份公司，成立董事会、股东会等机构。此后，商务一路高歌猛进，飞速发展，很快成为一家集印刷、出版、教育、文教仪器和印刷机器制造等于一体的现代文化教育集团公司。1914年，商务收回日本股份成为完全华资企业。夏瑞芳也就在这时不幸遇害身亡，年仅43岁。而到此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成长为具有200万元企业资本、几十家分馆遍布全国各地、执全国出版机构之牛耳的龙头企业。
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得益于夏瑞芳与张元济的珠联璧合。1902年张元济正式加盟商务后，夏、张二人互相信任，优势互补，密切配合，使得商务印书馆完成了由主要是单纯致力于印刷业务，向多元化的现代文化出版企业的转型。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还在国内刚刚起步的电影领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
在商务成立前一年的1896年8月11日，电影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1897年7月，美国商人雍松将美国片带到上海，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带来了一部半新不旧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在福州路的茶楼里放映。后来，加伦·白克将设备和影片全部转让给了他的西班牙朋友雷玛斯，此人经营有方，在1908年建造了著名的虹口大戏院，还组织了“雷玛斯游艺公司”。作为新生事物，电影进入中国，成为大都市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使得中国人产生了自己拍摄影片的愿望。1908年，國人尝试在北京摄制影片，内容是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场面，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因为是无声片，只能拍摄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性的场面。而当时还没有电影制片厂这样的专门机构，第一个“吃螃蟹者”是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该照相馆是在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1909年，美国人布拉士其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了《西太后》《不幸儿》等片子，此外还拍过一些新闻片和风景片。中国人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了“新民公司”，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承担了亚细亚的编剧、导演和雇佣演员等相关工作。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等在上海徐家汇成立了自己的“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黑籍冤魂》，尽管受到观众的欢迎，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即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停业。
电影，正如程季华所说是一种企业，属于文化工业范畴。它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雄厚的技术设备，始可着手摄制，并坚持下去。因此，电影在中国出现后，虽然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重视，并且也有人尝试摄制了一些短片，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相应的技术装备，并没有能顺利地开拓和发展我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再加上一切技术设备及胶片供应等，都完全依赖外国，这样，萌芽和初创时期我国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缓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在新兴的电影行当试水，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涉足电影业的，亲历者杨小仲导演曾经回忆说：“1917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由于该馆交际科长谢宾来的介绍，向一个美国人购买了一批拍摄电影器材，于是在该馆印刷所照相部隶属之下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开始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古迹风景片和一些文明新戏式的短故事片。1919年底、1920年初，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来沪拍摄连集长片《金莲花》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外景，该馆给予帮助，并将照相部设备供与使用。该摄影队返国时，即将带来的炭精灯和一些摄影器材售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乃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改名为电影部，直接由印刷所管理，于1923年开始拍摄大型故事片。至1926年，由该馆分出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这个国光公司维持了仅一年多，到1928年就结束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的电影拷贝和几乎所有相关文件毁于战火。
关于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这里所称“电影部”包括早期的“活动影戏部”，回忆者也称“影片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资料上知道更多细节，比如起初从美国商人手里盘下的摄影机是“百代”旧式骆驼牌的，价格算很便宜了，只有3000元;另外还有放光机1台，底片若干尺。商务还专门派鲍庆甲到美国实地考察印刷业和电影业，回国后就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活动影戏部成立时，聘请曾任基督教会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为部主任，又调印刷所装订部的任彭年作助手，而摄影师则聘请了留美归国学生叶向荣。他们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四楼照相制版部内，建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屋顶摄影棚，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后来，这个摄影棚主要用来租给其他没有大厂的小公司拍片子用。
商务印书馆的电影拍摄无论是在影片内容上、类型上，还是技术上，都有过严肃认真的探索，并奠定了良好的影片类型规范和技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纪元。商务电影部的影片涉及新闻、记录、宣传、科教、舞台艺术、虚构故事等重要的电影类型。商务电影部拍摄影片的初衷，是“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可见，他们的电影活动与出版活动类似，皆有“扶助教育”、提升国民素养的良好愿望。因此，电影部拍了不少教育片，如介绍新兴教育事业及体育、军事教育的《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女子体育观》《陆军训练》等。拍摄了时事教育类的电影，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国民大会》等。更多的还是直接配合学校课堂教学和爱国教育的风景片，如《北京风景》《长江名胜》《浙江潮》等。这些影片的拍摄，创作态度严谨，同时又富有探索精神。而在故事片创作中，商务电影部涉足喜剧片、正剧片、武侠片、神话片等不同的电影类型模式。1920年摄制完成的新剧《车中盗》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类型片。而商务电影部1921年拍摄的3卷《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也属于我国新闻纪录片的开先河之作。它的教育片制作，同样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在电影技术和艺术手段上，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也多有创新和开拓。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改编的神话剧《清虚梦》，采用了水缸破而复原、人走入墙壁中、物件自己会动等特技，成为我国第一部用特技摄影的影片。在影片制作中，杨小仲导演等大胆试验和探索，如第一次用电力大风扇创造出风雨之景，第一次用模型和布景相结合，创造出活灵活现的火烧场面，还有意识地将许多自然风光的空镜头插入电影之中，以“蒙太奇”的形式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电影部还依托自身企业管理与经营的良好基础，不断完善电影部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尽量谋求经济与艺术的共赢。
二、梳理张元济先生与商务电影部的关联
关于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与张元济的关系，过去未见有专门文章论述。笔者认为，夏瑞芳1914年遇刺逝世后，在商务的企业经营中张元济发挥了越发重要的作用。而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从创办到消逝的十一二年，也正是在张元济担负极重要管理职责期间。我们有必要梳理、勾勒一下张元济先生与商务电影部的关联之处。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甚少，只好主要依据张先生本人的日记和《张元济年谱》等来做些归纳和整理。
夏瑞芳去世后，接任的总经理是颇具才干的企业家印有模，可惜他也在1915年病逝。而代之者是属于“教会派”的商务元老高凤池。张元济则在1916年担任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实际上便由过去的“夏、张配”变成了“高、张配”，二人共同主导商务印书馆的馆务，而他们的相互配合并不默契。1920年，张元济、高凤池改任监理，鲍咸昌任总经理一职。商务印书馆电影部的成立、发展恰恰是在这个阶段。《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在“1918”记载：“设活动影戏部。”“活动影戏部1918-1926年先后拍摄梅兰芳的戏剧片《天女散花》《春香闹学》两部，教育片《儿童教育》《养真幼儿园》《养蚕》，风景片《南京名胜》，新闻片等数十部。——摘自档案资料。”《大事记》的“1926”条下仅记这样一句话：“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独立经营。”而这一年，“张元济辞监理职，被推为董事长。”
查询《张元济日记》等可知，张元济对于商务活动影戏部（电影部）的成立、经营和管理是颇为关注的。1918年1月22日的日记有载：“翰在会议室又言、活动影片部已费去若干资本、宜决定如何进行。余意首要得人、次须取得版权。前郭洪生到日本、曾与日本电影公司谈过。余意拟派人前往考查、一面并与日人商议合办之法。”这里的“翰”即高翰卿，也就是高凤池（字翰卿）。张元济一向重视选人用人，这里首先强调“得人”;版权意识是一种现代观念，商务也是最早由张元济与严复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版权合同，搞电影显然也有版权问题;至于与外商合作，商务早期无论是印刷，还是教科书编辑，都得益于日本技师、专家甚多，因此张元济提出与之“合办”影戏部的建议。张元济与高凤池的配合远不及与夏瑞芳默契，他的这些想法能否都得到支持就大可怀疑。同年1月29日的日记即可为证：“电灯影片事。议定、先请杜就田到厂、与郁君等研究、再赴日本考察。目前先就教育、实业、风景三项酌制。如成二、三万尺，即可出租于人。余意、能与日本合资、可得人才、可得版权。同人多不赞成。且俟到日考察后、如何情形再定。”活动影戏部的重大问题，张元济一直是参与其中，并积极建言献策，且大多从战略出发（与外资合作），有市场意识（考虑“出租”影片）。
1919年，张元济日记中与活动影戏部有关者有6条。①是年1月21日，“演试焚土影片。”②3月15日，发信“伯恒、为活动影片事、电促梦回”。“伯恒”即孙伯恒，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梦”指高梦旦。至于“活动影片事”具体何事，因记录简略不得而知。③4月10日，致信傅增湘，告知《百衲通鉴》棉纸印就即运，又《四部丛刊》拟目及“影片免税”之事。④4月14日，“为影片递呈事”，给孙伯恒寄信。张元济给北洋政府的呈文写道：“（自制活动影片）分运各省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销外国，表彰我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本是争取影片的免税优惠政策，属于“在商言商”，但张元济很懂得“讲政治”，呈文从敦风俗、施教化，以及文化“走出去”，增強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高度来论析，颇有说服力。⑤5月6日，商务印书馆召开公司第220次董事会议，推举郑孝胥为董事长。张元济参与会议并提出购买政府公债等提案。他在当日日记还记载有：“约请鲍王诸君、一商发售活动影片事。”“鲍”即鲍咸昌、“王”为王显华，二人皆为公司高管。⑥5月7日，张元济又与鲍咸昌、鲍庆甲商议“影片进行、与外国联络，并赴各地试演摄照办法。又后日赴富春江摄照，又照蚕织各事种种办法”。这里就涉及活动影片部具体的工作了。可见，张元济对活动影戏部既有宏观战略决策、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上的参与，也有较为微观切实的如制作内容、拍摄题材，以及推广发行方面的关心和指导。
从1920年起张元济不再担任经理之职，虽还以董事和监理的身份参与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决策与相关工作，但显然比以前管得少一些，也不那么具体了。从1920年到1923年的四年间，与活动影戏部（电影部）相关联的主要有以下几次：①1920年1月2日日记记载：“制造影片事。余函知陈春生、可与美国某公司接洽。系郭生所介绍。”陈春生就是前面提及的活动影戏部主任。②同年5月，梅兰芳应李宣龚邀请，来商务印书馆电影部拍摄戏曲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张元济很关注这件事。《天女散花》借天蟾舞台开拍时，张元济还亲自到现场观看。此事梅兰芳在《我的舞台生活》中也有记载。③1923年1月16日，商务印书馆第278次董事会召开。在会上董事郭秉文提议，公司日下经济宽裕，制造活动影片一项已有销路，似可加以扩充。对此，张元济提出：“郭君提议本日可以先行记录。一面由总务处核定后提请下次会议再行讨论。”④1923年5月12日，与蔡元培一起去青年会观看有关相对论的影片。⑤1923年7月24日，商务召开第284次董事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电影部（又称影片部）发展特别是硬件建设问题。就影片部在花棚原址改建一事，张元济提议：“公司于影片部事屡谋发展，总以难得具体办法而止。近时虽因闻孔雀公司来华将有大举，恐公司难与竞争，曾主停办。旋以同人多主继续，鄙意不进则退，应就现状稍稍扩展，建筑费一千七百余两。”各位董事都没有异议。
根据杨小仲回忆，大约是在1925年，张元济有感于电影部陈春生、任彭年等人制作的影片，不能与一些新兴电影公司相抗衡，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也不能起到大的辅助作用，于是，向曾经创作《好兄弟》剧本、时任机要科服务股股长的杨小仲征询改革电影部的意见。杨小仲写出了万言意见书呈报给张元济;张元济给予认可，并用红笔批注后，转交给高凤池;但高凤池对此态度比较冷淡。后经过讨论协商，决定由杨小仲主持，先试拍一片，用来比较。于是，杨小仲着手自编、自导《醉乡遗恨》。到第二年5月拍摄完成后公映，得到社会好评，著名导演郑正秋等人赞扬该影片与中国电影前途大有关系。这部影片的成功，也促成了商务印书馆扩大改组电影部。1925年12月8日，商务的第310次董事会议上，总务处报告说，本公司民国六年间创设影片部，现影业竞争甚烈，用人、行政有非公司章程所能限制，提议另组公司为妥。张元济说：“影片部虽另组公司，不过形式上一种表示，其完全主权仍为公司所掌。若添招外股，意见难免参差，于管理上转有不便。”于是，董事会经过讨论后决定，影片部照准所拟另组公司，一切办法由总务处拟定并报告董事会。1926年商务电影部另组公司之后，经营和发展并不理想，因此存世的时间也就不长。杨小仲说：“至1928年，国光影片公司亏蚀甚多，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就决定将国光影片公司解散结束。”这里面，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商务高层意见不一、具体支持措施不到位等也是原因之一。张元济强调“得人”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业阶段，张元济一直是十分关注、积极支持的。他注重电影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强调其思想倾向和文化品位。但作为企业家，张元济不仅要讲社会效益，同时也“在商言商”，高度重视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商务的电影部要么服务教育、服务出版，为商务的主版块业务发挥积极作用，间接获取经济利益;要么对电影部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司化运作，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同业的挑战与受众的检验。专业人做专业事，当电影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门的电影公司发展越来越成熟，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务印书馆急流勇退，退出电影行业，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不过，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的探索和贡献，应该也已经载入了史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也或多或少给我们今天的出版传媒集团多元化发展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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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8BXW04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