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由资源视角到内容视角）的转变过程，简要梳理了媒体规制理论的思想流派与发展脉络，其中早期的资源视角与经济学范式以科斯定理为集中代表，数字化背景下的内容视角则以文化规制理论以及网络环境下围绕数字媒体规制所展开的诸多争论为主线，并分析了数字媒体规制的融合趋势；在数字媒体规制的动机研究方面，分析了规制俘获理论对数字媒体规制动机的质疑及其意义。最后，依据已有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性，本文提出了未来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发展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数字媒体规制；媒体规制理论；科斯定理；文化规制；规制俘获理论；数字媒体融合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1.001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1-0005-06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ed the previous findings and theories on media regulation，based on the switching process of research paradigm（From resource perspective to content perspective）.In this review，the economic paradigm of media regulation research is illustrated by Coase theorem.Subsequently，in terms of content perspective，culture regulation，several debates on cyperspace-based digital media regula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of digital media regulation are presented and analyzed in depth.With respect to the motivation analysis，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regulation capture theory and discussed its impacts on traditional theories.Lastly，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in previous studies，this paper propose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ture digital media regulation theory and study.
〔Key words〕digital media regulation；media regulation theory；coase theorem；culture regulation；regulation capture theory；convergence of digital media
在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信息传播渠道的各类媒体也在技术层面表现出了持续的革新：传统纸质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在不断减弱[1]，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繁荣而迅速崛起的数字媒体为信息与知识的分享提供了更广阔、更高效的平台；传统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话等）之间的差异和鸿沟在不断消弭，广播电视网、通信网与互联网“三网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进一步地为数字媒体中信息内容的获取与传播扫除了基础设施滞后、业务内容分割等方面的障碍。基于这种情境式和颠覆性的媒体转变，相关领域学者在媒体规制的理论层面也作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进一步地建构了媒体工作、服务与管理等各方面的可能创新方向[1]；许多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媒体规制的新举措，融合不同类型媒体的管理规则，以应对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与困惑[2]。从总体趋势上看，在各国出台的媒体规制政策中，对内容的规制逐渐取代了对传播媒介本身的规制，成为了媒体规制中最主要的目标对象[2-3]。相应地，如何让规制的革新更好地适应数字媒体所引起的信息传递生态的改变，也是信息传播与数字媒体管理等领域所关注的焦点。
本文依据媒体实践的外部情境变化和媒体规制的学术研究进展，梳理了数字媒体规制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1）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早期媒体规制理论，将媒体作为一种资源，重点关注资源的分配而非内容的传播，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式；（2）在数字化环境下，媒体的内容属性日益受到关注，内容范式逐渐替代资源范式成为了数字媒体规制理论的主流视角；（3）内容范式进一步发展，在网络环境或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情境下形成了面向数字媒体规制方式的相互冲突的理论框架；（4）数字媒体规制的基本前提——规制动机被置于争议与讨论之中，数字媒体规制的理论根基受到挑战。
1早期经济理论视角下的“离散式”媒体规制：市场机制与科斯定理在传统的纸质与广播电视媒介时代，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质媒介本身的传递以及随之形成的影响力，媒介的运作模式与相应的媒介规制都体现出了结点式、离散式的特点；不同的媒体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为不同用户群提供信息服务，而未联接成类似于互联网媒体的、连续的“媒介场域”或形成渗透入个人生活的媒介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提升媒体运作和媒体规制的效率，成为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与传播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为经济学领域传统的产权理论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冲击了美国FCC规制传播媒体的传统模式，即基于委员会听证并颁布营业许可证，以分配广播频谱的频谱分配方法[4]。科斯认为，广播频谱的分配应该交予市场中供求关系的运作来完成。依据市场规律拍卖频谱资源，可以提高运营方优化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在现有资源的调配下使大众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服务[5]。在这一自由市场相互匹配的过程中，政府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众的文化消费与信息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另一方面则是频谱资源在低效率人为调配下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