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团结合作，并肩战斗，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终于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因为刺杀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却足以引起共产党人的警惕。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很快就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部门。尤其是亲自参加处理这一事件的周恩来更是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发现陈赓不但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更是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人才。
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就在廖仲恺遇刺后，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作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是非常丰富而翔实的。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契卡”是俄国“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契卡”是前苏联著名的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进入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同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首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起真正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周恩来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秘密地完成了上海党组织和工人纠察队的转移和隐蔽任务。5月中旬，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这时，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往武汉。
5月25日，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部，并成立了部务会议性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当时，中央军委的班子是以湖北军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手很少，机关精干，但它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吸取前一段的教训，当时身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在各地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特工处与秘书处、组织处一起，成为军委以下的3个机构。“特工处”处长为顾顺章，下设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土匪股。“特工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敌人情报，为中共有效地打击敌人提供准确信息，同时也惩处内奸和叛徒。
“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叫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李剑如亲自带领保卫股队员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它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一说特务股刚成立时，负责人是张浩，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长），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
“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
汪精卫发动“7·15”事变后，“特务工作处”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久，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特务工作处”虽然存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但却为后来的“中央特科”的建立提供了干部力量和工作经验，标志着中共秘密战线的萌芽，为秘密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中央特科”领导上海地下斗争
1927年11月的上海，仍然是血雨腥风。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鸣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巡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
11月9日，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28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会上新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周恩来最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恐怕连一天也无法生存。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结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组织局，领导特务、组织、军事、调查、交通等科，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
这次会议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以武汉时期创立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为基础成立的，是中共第一个综合性的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第一次将情报工作与保卫工作结合起来，主要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中央特科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雏形，为该战线的正式形成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中央特科”成立时，只是一个综合性机构，还没有具体的分支单位。后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直接领导，不断加以充实，使其日臻完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科。
第一科为总务科。总务科成立最早，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总务科第一任科长洪扬生。总务科主要负责以各种合法身份处理中央的日常杂务，包括文件资料的保存，以合法身份担保中共人员，以合法身份租房作为中共机构的活动地点，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等等。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经费。
第二科为情报科。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化名“王庸”，担任情报科长。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情报科是特科工作的重点，台湾有关人士也认为：“中共特二科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中央特科各项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有条不紊地采取“拉出来”的办法对敌实施策反，如经他研究批准的中共在国民党专业反共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即杨登瀛），在1928年3月已开始与中共特工陈养山接洽并为我党提供情报。
第三科为行动科。情报科成立后，“中央特科”决定以红队为基础，成立第三个分支机构，即行动科。红队是中共于1927年秋将曾在汉口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一些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纠察队里选拔一些优秀分子，成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组织。行动科成立后，与情报科配合，为惩处叛徒，清除隐蔽敌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科的历任科长为顾顺章、谭余保、赵容（康生）、邝惠安、王世英。主要负责武装保卫、镇压叛徒工作，曾经多次实施劫囚等行动，也多次惩处叛徒。
第四科为交通科（后更名为无线电通讯科）。1928年11月，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秘密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得到了逐步恢复。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和阻挠，加强与各地党组织联系，并加以指导。为此，周恩来筹建了特科之下的最后一个分支机构第四科。第四科最开始称为交通科，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交通科主要工作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经常派员护送中央要员进入各地苏区。第四科还陆续建立了同各个红色区域、各地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水陆交通网，使上海和各红色区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交通科第一任科长为李强。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台，以便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联系。为此，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第四科，改称无线电通讯科，仍由李强任科长。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了中共第一个秘密的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随着各分支机构的先后建立，特科日益扩大，秘密工作人员日益增多，使原来直属军委的领导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实际上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领导者。从此，中央特科从原中央军委之下分离出来，中央特委成为它的专门的直属领导机构。中央特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秘密战线的正式形成。（待续）
（责任编辑 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