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适用可行的权度标准制，是度量衡改革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一二三”市用制是民国度量衡改革中拟订的国际标准制之过渡制。它的产生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国近代的度量衡混乱状况，顺利推进民国度量衡的划一;而且结束了中国以累粟定律确定计量基准的传统方法，为中国计量从传统走向近代创造了必要条件。本文在对“一二三”制的创始人､其过渡制法定地位之论证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该体系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全新审视中国计量发展史上这一重要事件。
[关键词]民国度量衡改革;“一二三”市用制;国际标准制;过渡制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121-05
吴淼(1977—)，女，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上海200240)郑辰坤(1976—)，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上海201908)
“一二三”市用制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度量衡改革中拟定的标准制之过渡制，用以协助实现从中国传统权度制向国际标准制的顺利过渡。该制表述了公制与市制之间的换算关系，即: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它的产生不仅是民国度量衡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中国计量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从拟定出台到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近半个多世纪里，市用制通过最简约的数字比例实现了传统权度与国际标准公制的顺利接轨，把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度量衡引向了国际标准计量体制，促成了中国计量从传统至近代的转向，并为中国现代计量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关于“一二三”市用制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例如，“一二三”制的创始人是谁?为什么在诸多权度提案中最终选定市用制为过渡制?当时专家学者所赞许的市用制的诸多优点是否真的毋庸置疑呢?市用制的产生在中国计量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等等。本文试就此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一二三”制之出台
度量衡事关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居等大计。“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1](P1)，至民国时期，度量衡在中国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但到中国近代，度量衡状况却极度紊乱，“地各异制，家各异器，其长短大小轻重之间，相差悬殊，有若十指之不齐”[2]。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度量衡划一拉开了中国近代度量衡改革的序幕[1](P284)，但还未及施行，便随着清政府的覆灭未果而终。稍后北洋政府拟定的甲乙制并行的度量衡改革方案，也因为两制换算繁琐和政局动荡，及推广举措不力等诸多因素，仅在北平､山西两地短暂推行，便草草收场。度量衡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内局势暂时稳定，统一度量衡工作又被提上重要议程。制定合理可行的标准制是保障度量衡划一顺利实施的根本前提，诸多专家学者以“非但求全国同律，并求世界之统一，量务求其正确，法务求其简明”[3](P489)为前提，经慎重权衡，确定万国公制为度量衡标准制。随后，作为标准制之过渡制的“一二三”市用制也应运而生。
根据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的记述，“一二三”制的提议人为徐善祥和吴承洛[1](P331-332)。而国内学者也大都沿承他的论述，认为徐善祥和吴承洛两人共同创制了“一二三”市用制。但笔者发现，该说法并不准确。
国民政府第七十二次委员会议决，由蔡元培､孔祥熙等人召集，于1928年6月21日召开划一权度审查会第一次会议。时任工商部简任技正的徐善祥代表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出席，吴承洛并未参加这次会议。[4](P29-30)最终拟议，“定万国公制为我国度量衡之标准，同时用一适宜之辅制以为过渡之用”。徐善祥报告了工商部对权度标准的研究经过，提交工商部议定的三种权度标准方案，“以备国府采择”。他强调“市用制乃一种过渡之办法。虽拟定两制，然实用只采取一种，庶统一之目的可以达到”[5](P30)，首次公开了市用制权度议案。但据记录显示，徐善祥只是将“一二三”制作为工商部拟议的权度制方案之一提交与会专家，以供商榷，他并未对该提案做深入阐释。最终与会专家学者关于辅制中重量与容量的规定，意见基本相同，但并未就长度量值达成共识。
划一权度第二次审查会于7月3日召开，吴承洛作为会议的特邀代表列席，向与会人员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分析“以三分之一公尺为市用尺之长处”，详细比较了几种议案，论证“一二三”市用制，尤其是三分之一公尺在计算便利､量值大小等方面体现的优势。通过他的分析，“一二三”制较其他权度制提案之优势才显而易见，最终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积极认同。在第一次审查会议上持不同意见的曹寿麟等代表，也表示应极力赞成吴承洛的“一二三”市用制提案。[6](P31-33)
在现有史料中，并没有证据能有力证明“一二三”市用制是由吴､徐两人共同创制。徐善祥首次公开提出了市用制方案，并曾与吴承洛合作撰写《采用以万国公制为标准之单一制并同时兼顾国民习惯与心理以统一全国度量衡意见书》､《关于统一权度程序之商榷》[4](P39—50)两篇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历时近一年的度量衡问题大讨论中，徐善祥也有《改订度量衡名称与定义之商榷》[7]公开发表。但吴承洛对“一二三”市用制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在改革初期，他通过撰写大量文章，探讨度量衡标准制与市用制的关系，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一二三”制作为过渡制之最佳备选提案的诸多要素，为市用制法定地位的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他日后主持度量衡划一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民国权度标准方案确定后，吴承洛又在系统研究度量衡标准制与国民经济､百姓生活密切联系的前提下，宣传以市制划一度量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深入探讨如何根据国情民意切实有效的推行市用制及度量衡标准，为民国度量衡改革中市制的顺利推广和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地遏制了中国近代度量衡紊乱不堪的状况，为中国近代计量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一二三”制何以能胜任度量衡标准制之过渡制
在吸取中国度量衡近代改制失败的教训，并借鉴世界各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同时，吴承洛拟定了新制的基本原则:“一､应有最准确而不易变化之标准;二､应合世界大同为国际上互谋便利;三､应近于民间习惯;四､应便于科学输进。”[2](P8—9)“一二三”制也依此创生。
“一二三”市用制借助度量衡基本单位与万国公制的简单比率，实现了两制的简便换算，为国际计量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权度审查会上的其他几种过渡制提案相比，“一二三”制方案更具明显优势。一､二､三，数字简单，琅琅上口，尤其便于民众记忆。因而，“一二三制并非创造之新制，其实质是公制之变通用法;其原理制度与标准完全为万国公制”[8](P64)，市用制与公制也并非两制并行，而是同属一个权度系统;它是以公制为基础，并对公制数字化处理的产物。
曾有学者质疑，三分之一公尺在数值上代表除不尽的循环小数，而小数的出现必然给使用市制增加繁琐。对此，吴承洛论证指出，只要严格按一二三的比例进行乘除，就可以避开小数而直接实现市制与公制的简便换算。例如，计算边长为1市尺的正方形的面积和体积，可以直接以1/3公尺(1市尺)进行运算，分别得1/9平方公尺(面积)和1/27立方公尺(体积)，过程和结果均以分式表示，不会因除不尽的小数导致繁复，同时还兼顾了中国传统算术对分数的钟爱。而取1/3为比率基准，在国际上也有先例可循。“码”是英美等国特有的长度单位，与公尺分属两个不同的单位体系，但“英美等发达国家均以一码之三分之一为单位尺”[9](P51)，这足以说明“三分之一”作为换算比率的特殊优势。
在量值的设定上，“一二三”制最大限度的遵循了中国传统习惯。以长度量值的确定为例。据吴承洛考察，虽然中国近代民间各地流行的旧尺制纷杂混乱，但这些旧尺的长度与新市用尺的折合比率多在0.9~1.05之间[1](P299—303)，若将其折合为公分，则基本在30~35公分之间。因而，选定公尺的1/3作为市尺，在量值上与我国历史上旧尺的平均长度基本相当。而其他提案中以公尺的1/4､3/10或4/10为长度量值，均显得过短或过长。据吴承洛及多位学者的考察，西方许多国家长度基本单位的量值也大都在30公分以上､37公分以下[10](P5—6)。这表明该长度量值是极符合实用需要的。因而市用制中对单位量值的规定，合乎中国民间传统习惯，也便于和世界其他国家接轨，诚为一举两得之善策也。
在吴承洛看来，公制与市制在量值上并无本质差异，区别主要表现在度量器具的名称上。如使用时可以直接把市尺视为公尺的缩小尺，即三分之一“缩尺”[11](P56)，实现市制与公制的互换。比如将市制的一尺八寸变为公尺，用1.8÷3即得0.6公尺;而把公尺换算为市尺，用3乘以公尺长度即得，十分方便。公斤和市斤间的换算亦然。因而“采用一二三制，即不啻采用公制，所有公制之系数均可沿用而同时养成民众公制之观念与用法，并可兼顾国民之习惯与心理便孰甚焉”[8](P70)，进一步突出了市用制作为过渡制的可行性。
三､当时专家学者对过渡制的评价
吴承洛对于市用制作为万国公制过渡制之可行性论证，得到权度审查会上与会专家的认可和支持。茅以升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并认为，确定公制为标准制，难以消除民间旧习惯，设置合理的市用制，依然遵循万国公制为我国唯一法定权度的原则，又避免运用中绝对采用公制计算之困难，“实乃简便易行之创见”[12](P70)。段育华称:“当今之急务，时吴徐两先生据万国公制之一二三简单比例断为我国新制，法简意美。”[13](P76)这些评论足以表明专家学者对该提案合理性的认同。
专家的论断言简意赅，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市用制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也折射出市用制作为过渡制的诸多优势。高梦旦不仅对三分之一公尺为通用尺的可行性大加赞许，指出“吴所拟通用尺､通用斤､通用升与旧习惯既略相近，与米突制又有简单之比例，极易记忆”[14](P75)，并进一步指出“此制果能实现，无形中养成米突制之观念推行自易，且后来改用米突制时，度量衡用具不必更张，于经济上亦大有关系”[15](P71)。这种观点得到其他专家学者的认同，如廖定渠､夏伯南等也认为，“三分公尺无疑把公尺分作三十寸，市尺即取其十寸耳，这样毫无奇零不整的循环小数”，在制造上无困难，并能将误差精确至千分之一公分，这与美国确定的权度标准法尺的误差三十二分之一寸相比，明显精确了许多。[10]对于市用制在度量衡器具的制造和使用上所表现的明显优势，专家学者已成共识。在他们看来，简单的换算比率让遵循权度标准制成的度量衡器具也呈简单倍数关系，即市制器具和公制器具只有大小之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甚至可以相互通用。那么即便在彻底废除市制､全面推行公制以后，市制度量衡器具仍然可以保留使用。因而，从制作度量衡器具的角度来看，市制的推行可以避免日后改弦更张之周折，经济上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浪费，节约了开支。从新制推广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明显消除民众对新事物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便于民众尽快熟悉国际标准制，有效缩短了从市制向公制的过渡期。
经过多方慎重讨论和详细审核，市用制的独特优势､科学性及其作为国际标准制之过渡制的可行性被广泛认同，成为诸多过渡制提案中的最佳方案，被冠名为度量衡标准制之辅制，汇入《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正式颁布推广。
四､历史背景下之意义简析
“一二三”制出台是南京政府度量衡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计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作为从中国传统度量衡向近现代计量的过渡，它以最简单的折算比率实现与万国公制的同一性，初步完成了公制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使命。市用制之过渡制法律地位的确定，结束了在中国盛行数千年的以累粟定律确定度量衡基准的传统方法，以自然基准取代了原有的借助实物定义计量单位的实物基准。进一步增强了计量基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在与国际计量体系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为西方计量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最终走上近现代计量体系的建制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二三”制的产生顺应了当时国际交流日臻频繁和国际权度标准大同化的趋势，为实现中国与他国的便利交流和平等往来提供了根本前提。市用制在形式上所表现的万国公制的“中国本土化”，推进向国际公制的平稳过渡，也促进传统度量衡与西方计量的顺利接轨。但凡新事物总难尽善尽美，市用制亦是如此。尽管诸多社会因素导致民国度量衡改革不能一以贯之的进行到底，但市用制体系本身所暴露的不足和缺陷，无疑是影响改革最终走向的重要症结。
作为国际标准制的辅制，过渡性是市用制订定的首要原则。因而市用制应在中国传统度量衡体系与万国公制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并保持两者适度的张力。但事实上“一二三”制过分迁就于中国传统习俗。
创制市制体系之初，创始人曾借鉴公制的做法，拟用十进制以实现各权度主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换算。但南京国民政府在多次召开会议拟定权度标准方案时，并未一以贯之的坚持十进制，而是过于迁就民众对斤两关系的传统习惯，最终仍沿用16两为一市斤的规定。市制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十六进制，违背了新制的科学简便性原则，也破坏了市制的系统简约性，成为民国度量衡改革的遗憾之一。
中国传统权度量值是确定市制单位量值的重要依据。例如，对市用尺的规定，是吴承洛对中国近代各地区各行业使用的尺度进行详细考察后，选定接近旧尺的平均长度的量值，并通过与公尺的比值加以定义。这沿袭了中国传统所钟爱的以分数为最终定义的形式，尽管创始人反复论证分数可以整体直接运用，但随着权度制运用范围的扩大和运算过程的复杂化，由分数及复杂分式带来的繁琐依然难以回避。
“一二三”制兼顾中国传统习俗，而便于在民间推广，但它并非适于所有领域。例如应用于科研方面，就有明显的局限性。科研机构部门的工作需要严谨的科学依据和精密的技术支持，这就要有以先进科学原理为基础的标准制体系与之相匹配。民国时期科学交流日臻频繁，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统一使用国际标准制，是中国学习借鉴西方科学，实现与他国学术交流､与国际主流科学接轨的根本前提。而市制体系难以满足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对权度标准制的基本要求，这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30年代在学术界与度量衡改革行政部门之间的那场以权度制单位名称为焦点的学术论战了。
前面曾提到，高梦旦等多位学者认为，市制与公制器具能相互通用，这既便于民众尽快熟知国际公制，又可免去日后改换度量衡器具造成的浪费。但事实并非如此。度量衡单位名称和量值最大限度的兼顾中国传统习惯，使市制更为贴近民众生活，会导致人们在日常运用中不愿舍易求难而放弃市制去主动选用公制，甚至会有意回避原本作为根本标准制的万国公制。这样，依市制而成的度量衡器具虽然更利于市制的推广普及，但也会导致民众对市制的依赖进一步增强。长此以往，作为过渡制的市用制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明显超过万国公制，这不仅抑制了向国际公制的过渡，也阻碍民国度量衡改革的顺利推进。
这些缺陷的产生在所难免，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选定市用制为国际标准制之过渡制，又颇具合理性。
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步伐不断加快，此时接受并采用万国公制已成大势所趋。但国际标准制为西方舶来品，若要中国普通民众迅速接受它，十分困难。“一二三”制的独特优势正在于能通过最简单的数字比例，实现与国际标准制的换算，进而合理有效地解决了万国公制在中国推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公尺过长､公斤过重”等实际困难。在公制与市制简单比例的引导下，市制使用者在日常运用的同时就能了解国际公制的相关内容。随着市用制的颁布推广，国际标准制在传统度量衡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神秘感被逐步消除，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国际标准制的正式颁行扫清了障碍。
市制遵循了公制对简约性的根本要求，系统规定了长度､容量､重量的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的名称及量值，明确了基本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十进制关系。这便于在实际使用中严格遵守，增加了新制顺利推广的可能性。并且，与其他提案相比，市制体系从多个角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度量衡的特性，符合中国传统习惯。选定的“一二三”比例，数字简单明晰，便于记忆且换算便捷，为普通民众的日常使用提供了便利，也让那些曾趁权度标准混乱､换算繁琐之际，伺机坑蒙欺诈的奸商小人无可乘之机，而深得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普通民众是新制推广和使用的重要力量，得到他们的认同，是新制得以顺利普及推广的关键。明显消除了由于度量衡改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保障了新制的顺利划一。
从长远看来，国际标准制更具科学性和权威性，也更能满足科学传播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但民国时期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科教发展严重滞后。让那些几乎没有科技知识背景的广大普通民众去迅速接受国际标准制，是相当困难的。而确定既贴近民众传统习俗，又能体现公制要素的“一二三”制为过渡制，促进新制在民间的推广，不失为当时之最佳选择。
市用制的创制与推广，有效缓解了国内度量衡混乱不堪的状况。历史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政局持续动荡的状况下，依然顺利实现了对公用度量衡和海关度量衡的换用新制，并在部分省份的非战区展开了民用度量衡的划一工作，[16](P121—122)为全国度量衡的彻底统一带来缕缕曙光。
尽管在今天看来，市制体系本身难免疏漏，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量值的精确性也颇让人质疑，但这远不足以动摇它在从中国传统度量衡走向近现代计量过程中的里程碑地位。正是经历了“一二三”制近半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度量衡体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市制的协助下，人们熟悉并逐渐掌握了与其如出一辙的万国公制的量值传递和科学原理，顺利推进了向国际计量的平稳过渡。
市用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要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中国《计量法》的颁布，计量单位法制化地位的确立，以及各级计量行政管理和科研机构的相继建立，加快了中国计量现代化的进程及现代计量体系的建制。对于这些重要成就的取得，早年市用制的创制和推广功不可没。
注释:
①提案包括:吴承洛､徐善祥提议以“三分之一”公尺作为度制的辅制，吴健､刘荫茀提出以“四分之一”公尺为辅制，另有学者提交了“十分之三”和“十分之四”公尺等议案。详情参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影印版)，第331~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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