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推荐郑天挺继任，被郑一口回绝。郑天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后参与负责蒙自分校工作，直到1938年7月底蒙自分校结束、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搬到昆明之后，他终于开始了一段最接近学者生活本真的难得时光：授课，读书，写作，与师友畅谈，偶尔远足，不但学问精进，精神也颇为愉快。这一段时光，到1939年底只有一年多，期间又因其表兄张耀曾病逝往返上海两个多月。可见这段时间在郑一生中之宝贵。他的好友也不赞成他出任总务长。罗常培让他考虑一个问题：“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郑承认“此语最诱人”。傅斯年“反对余任总务长尤力”，陈雪屏则转达了北大理学院同仁饶毓泰、江泽涵、吴大猷等人的意见，“均不愿余以此为代价之牺牲”。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拉锯，郑天挺终于接下联大总务长一职，并一直任职到1946年三校复员。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等人之所以反复敦劝，首先因为郑天挺是难得的行政干才。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五位兼任行政职务的同事在劝驾时曾给郑留条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事实上，郑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颇为自负。格于情势终于接任总务长后，因注重调和弥合，曾有人批评他“无魄力”，郑在日记中说，对此项批评“非所心服也”。他回憶七七事变后独力处理北大善后的经过：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除了行政长才，郑天挺的君子人格显然也是众望所归的重要原因。一向交往并不多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蒙自文学院共事一学期后，给郑一个“贤而才”的评语。北大同仁汤用彤甚至认为郑的“公正”是当时北大仅存的一点维系力。从日记可见，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刚毅坚卓，刻苦耐劳，对联大鞠躬尽瘁，为北大深谋远虑，与朋友坦诚相待，于学术认真努力，待家人温情缱绻，临财不苟，安贫乐道，完美地体现了士君子的高尚人格。
联大之联合不易
西南联大虽然取消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初期（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临时”二字，但三校各自保留原行政架构，各有各的办事处，各有各的校长，各有各的校庆，各有各的研究所，各有各的宿舍区——即使不住宿舍，原各校同事往往住处相邻，交往也更密切。恐怕谁都不认为三校合并的状态会永久存在，而它的结束，将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正因为这样，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成为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
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述：“三校具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为国难之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谱写了最光辉的篇章，也为后世各种类型的合作树立了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无论当事者还是后世，常从“通家之好”的角度解读合作的成功：清华校长梅贻琦出身南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从清华毕业，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又毕业于北大，等等，有三校或两校经历的教授很多。不过，除了这“通家之好”的基因，还有两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当事人尤其是主事者的胸怀、格局、诚意以及处事才能。二是三校精神上的相通。抗战胜利联大尚未结束之际，政治纷争骤烈，同仁面临分裂，梅贻琦校长在日记中少见地发表了一段对时局和未来的看法，从中可见北清两校精神上的共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毋庸讳言，在临时合作的局面下，三校一定会有各自的打算。事实上，除个人学术前途这个主因之外，郑天挺对联大总务长职位的辞谢和接受，都有从北大角度的考虑。
西南联大的校务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加秘书主任（北大教授杨振声）。校级行政机构有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此时的教务长是北大的樊际昌，训导长是战前无三校任职经历的查良钊。五个学院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均为清华教授，而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出自南开。若郑天挺接任清华教授沈履的总务长职务，则北大“强行政弱学术”的形象就更抢眼了。
一向为北大深谋远虑的汤用彤在表示他不赞同郑接任时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郑深服此论，认为“此语确有远见，佩服之至。此老，余向钦其德其学，今日始识其才。”郑天挺向他的老师、北大校长蒋梦麟陈述了“北大不宜再长总务之意”，“师深谅余意，亦不以总务教务全归北大担任为然”。但是，当郑的固拒使梅校长为难，并可能影响北大、清华两校感情和联大合作局面的时候，无论蒋梦麟校长，还是傅斯年、杨振声、周炳琳等师友，均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妨先就”。总务处位列联大行政机构之首，负“经费人事”之责，在战争环境和三校合并的情况下，经费和人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长总务之后，郑经常上下午均“到校治事”。他继续担任课程，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读书写作只能见缝插针，这常使他心焦。
在郑天挺和他的北大同事心中，不是没有自己，也把北大看得很重，但是，联大的重要性显然在个人和北大之上。北大人也颇以胸襟宽阔自豪。1942年7月13日，北大校务会议有一番关于“团结”的话题，虽讲的是北大内部的团结，但用之于联大同样贴切。郑日记中说：“自昭（贺麟）之言最善，以为北大向来最大，不必效法他校，斤斤较量小事。”果然，蒋梦麟校长很自然地谈到了“联大之联合不易，必有一二方面退让容忍始能不破裂。”进而说到他自己之所以对联大事只管外不管内，以及教育部数度拟任命其为校长不就的理由。“并言在教育史上联合大学确属成功，而成功原因由于北大之容忍退让，世人皆已知之，胜利为期不远，联合之局面亦不能久，惟有继续容忍。最后述及今后北大之使命、努力之方向，为词甚长甚动人，在场莫不满意。”蒋对联大成功原因的归纳容有偏颇，但说北大包容大度则可信，清华、南开无疑亦以团结合作为重，不然，西南联大不可能独步天下。
北大向来最大
北大之所以成为今日的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人（尤其是其中坚人物）对学校前途萦绕于心，近忧远虑，不时谋篇布局。郑天挺日记中留下了许多与师友“长谈”“畅谈”“详谈”北大前途的记录，核心圈成员包括蒋梦麟、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周炳琳、樊际昌、钱端升、傅斯年、陈雪屏、姚从吾、章廷谦等人。
北大人似乎总是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而西南联大时期最有忧患意识的当数汤用彤教授。1940年5月24日，汤用彤与郑天挺“作深谈”，“对于北大之前途、同人之趋向、维系之中枢，此老均有深切明快之论，不胜佩慰，不胜忧虑”。汤谓，北大南迁前数年间，因有胡适为中心，“校誉、校力为之增进”，但蒋梦麟校长“于学术方面关切较疏”，留下隐患。抗战时期环境特殊，问题尚未显露，只怕“长此以往，恐人人引去，将有瓦解之虞矣”。汤认为郑的“公正”可能是北大仅存的一点维系力。郑“闻之不胜惶愧，同人以此而维系不去，实不敢望，且不愿也”，并“深盼其言之不验也”。1943年，乐观者认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很快会结束，中国抗战也将随之胜利，开始考虑战后计划和发展方向。3月14日晚，汤用彤和郑天挺二人“谈研究所事及北大前途事甚久”，汤担心“外间忌北大者多，既胜之后未必令复校”。1945年4月19日，郑再次与汤用彤“谈甚久”，深以北大前途为虑。两人感到，“北大同人多洁身笃学，不求誉，亦不誉人”，与外间多有隔膜。如前段時间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到访昆明，先住在龙头村的北大研究所，“他校之人日日包围之、谀誉之，而北大之人无人重视之，且诋毁之”，后来牛津大学邀请四位联大教授往访，其中无北大一人。郑感叹：呜呼！上有高瞻远瞩之校长，下无笼照全局之辅佐。奈何！奈何！”以为这是自己的过失，希望胡适回任北大加以弥补。
北大人对学校的关心和爱护，还体现于他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执着：一、什么人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二、北大校长如果离任，什么样的职位是其合适的出处。郑天挺等北大同仁对蒋梦麟、胡适两位师长的进退出处多有建言和讨论，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蒋梦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作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当一些教育学术机构的相应职位出现空缺时，有关方面就很容易想到他。1940年3月5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郑天挺、傅斯年等人猜测，蒋可能获选中央研究院新院长，因其他几位合适人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均正担任政府要职。郑“恐师去而北大校长亦成问题，甚且影响于学校之存废”。但如果当局将中研院职务视为闲曹，派某位元老充位，又恐“树倒胡孙散”，“学术前途不堪问矣”。此事后来未波及北大。显然，从职位本身看，郑、傅等人认为与北大校长是相称的。
同年12月，傅斯年从重庆来信，转达王世杰想邀蒋梦麟出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之意。傅、郑均主张不去，蒋本人更坚决，表示抗战期内不离联大，抗战后不离北大。
1942年后，数度传出将由蒋梦麟接任教育部长的消息。郑天挺认为不应接任。“余意北大更重于部，若适之师不归，交之何人？”一年后，由蒋出长教部风声又起，郑仍认为“师之出尚非其时”。1944年5月，教长人选又多传言，郑天挺认同“若政府为事择人，自以师最相宜”，但从蒋、校两方面考虑，“则深恐孟邻师更坐此席”。
郑天挺没有想到的是，蒋梦麟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接受了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刚听到这一消息时，他难以置信。行政院秘书长为幕僚角色，与蒋的资历和声望不相匹配，而且，邀请他的是时誉欠佳的宋子文，更有甚者，蒋梦麟到任后，蒋介石某次说有事可问张部长（张厉生，曾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任内政部长）。这被北大同仁视为奇耻大辱。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人多不谅”，傅斯年、周炳琳等长期竭力支持蒋梦麟的“北大英俊”甚至发起“倒蒋迎胡”风潮，反对他再兼任联大职务，呼吁由胡适回国继任北大校长。这一事件对于北大内部的团结大有损伤。
除蔡元培外，胡适是北大最亮眼的标识。1940年12月，汤用彤提议以祝贺胡适五十寿诞之名，请在美国诸友向国外募捐五万至十万美金，为北大文科研究所设专任导师，延揽不愿到校任课的名学者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来校指导研究生。经数人商议后，这一计划有所变化和扩充，用途变为举办文化事业，如古籍校订辑佚、敦煌文物复查、南明史料收集、藏汉语调查之属。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职务。消息传出，北大师友即对其出处多有讨论，主体意见是促其返校。蒋梦麟接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按规章不能兼任北大校长，各人多方推动以胡适继任，认为他是北大校长的不二人选，“北大若胡先生不归，换一不相干之人来长校，将不堪设想”。但胡适本人因种种考虑一时不能回国，他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半年之约，滞留美国。众人一方面分头向胡适劝驾，并提出在胡归国前先不正式公布校长，只由部令发表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们托朱家骅等人向蒋介石说项，使他终于接受胡适为北大校长人选。1945年9月，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他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一年。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任职。
从中可见，在北大同人的心目中，北大校长这个职位是何等的贵重。
君子固穷
1943年2月底，在以往归纳本月空袭警报次数的位置，郑天挺记下“二月份无警报”六字。可是，甫结束“跑警报”，却发现已被通货膨胀追得难以喘气。他第一次记下了本月份的收支账。生活贫困，是西南联大教授共同的噩梦，区别只是由额外收入多寡、家庭负担轻重导致的贫穷程度不同而已。郑天挺行政事务繁忙，又洁身自好，其穷更超同侪。
战时通胀并不始于1943年。实际上，从1940年起，昆明的物价就节节攀高，日常生活中渐有深刻感受。1940年12月25日，郑天挺、罗常培在钱端升家午餐。钱家女佣已请辞，一切均其夫人自任”，郑感叹“抗战以来，最进步、最能适应环境者莫一般太太若，男子不如远甚。”几天后，因“浣衣手破”，郑天挺留下洗衣记录，自述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自己“浣衣缝袜”，并言“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他用毛边纸写日记，1941年1月，每张毛边纸已涨价至三角五分。一张毛边纸可裁日记纸八张，每张四分三厘余，“贵哉！”当然，比起抗战末期的物价来，这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7月5日，郑天挺写下过另一则相似的日记：他用70元买了一盒火柴，内装51根，“入巷口之际，泥泞不可下足，顷刻用去六根”。
贫穷导致一些同人行为失检，郑天挺深以为耻。1941年1月，学校垫发1940年1月至12月米贴，请各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要求由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有两位同事认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结果，有位教授的女儿已经出嫁，仍填在家庭人口中，而未声明何时已嫁;有位主任生子仅四月，填为一岁，未声明何时出生;尤有奇者，某位教授夫人尚未分娩，孩子的名字已赫然填于调查表，而且说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呜呼！此他人辱之乎！抑自辱乎！何不幸而见之我北大乎！”1944年4月5日，昆明南屏戏院赠联大780张影戏票，恰好这天晚上南开办事处举办张伯苓校长七十庆祝会，结果，“同人早来者欲归，未来者迟迟，盖皆为今晚电影故也……南开办事处惟余序经一人而已，心实痛之，乃决定还舍……呜呼！此真不成话矣！同人固穷，终年未必能一看电影，然何致置正事于不顾以至此极耶？”
为维持温饱，不但教师普遍兼职，学生也多半在校外兼差。郑天挺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显然无暇兼职——他仅在1942年兼任过云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讲授隋唐史。除兼课外，稿酬是一些教授的重要经济来源，有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一项很高的收入。如有位教授被《扫荡报》聘为主笔，月薪5000元。一个月后，该教授要求将月薪提高到8000元，每周作文4篇，经梅贻琦校长说项，报社方才应允。不久，该教授又要求月薪增至1.5万元，而每周只交文3篇。报社因其受聘未满三月未立即应允，希望学校出面协商。郑认为“此事于吾校同人声誉有关……文章固无价，信用更无价也”。此时是1944年1月，当月郑本人收入9288元，支出11827.5元。
郑天挺有些稿费收入，但不多。1944年6月8日，他得知在《中央日報》发表《清国姓臆测》一文有稿费1200元，而全文不足3000字，每千字超过400元，感叹“无乃太多乎？”他事务繁忙，经常苦恼没有时间写作，同时，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学者，一篇文章之成，耗尽心血，即使发表后仍担心与他人研究重合，从而减损了学术价值。例如，他得知朱希祖曾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编印）中发表过《后金国汗姓氏考》一文，久觅未得，在《清国姓臆测》发表数个月后，听友人说该论文集在青云社有一本寄售，他无力购买，便到店中阅读，结果发现“与余立说迥异，心乃安”。他自然更不屑于写无聊文章。1944年1月7日日记中说：“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为救助联大教授，除教育部、美国联合援华会、哈佛燕京学社等提供资助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渠道对尤其困难者提供帮助。如昆明富商邓锡之愿资助数位教授每月1万元，在考虑第二批受助人时，梅校长想推荐郑天挺，郑以“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并谓“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分也”。最后转荐了他人。
郑言“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也”。但他对家人其实深怀愧疚。留在北平的儿女生活困苦，鞭长莫及;不远万里到西南联大求学的长女郑雯天寒无衣，新做一件长袍需花费四五千元以上，他只得将自己的旧驼绒袍改做成女装。因天气寒冷，又下雨，“雯儿棉衣尚未成，徬徨无计”。郑雯曾向北京家中索要衣物，次女郑晏托人带到昆明，结果，“其三件皆稚眉夫人遗物也，睹物心伤，不忍多视”。
君子忧道不忧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1943年7月13日，郑天挺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德国地质学家米士教授谈及同人之穷困，“米士毅然曰：君子固穷’”。闻听此言，郑天挺深为感动。
倾情梅花终不移
1937年，对郑天挺而言是家国同时遭难的一年。这年的正月初七日，郑夫人周俽（字稚眉）在医疗手术中麻醉过量再未醒来;数月后，郑处理完学校善后只身南下，留下五个年幼子女在沦陷区北平，由尚未婚娶的三弟照料。1942年10月10日国庆节，郑天挺一日“杂思纷至”，得句“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未能成篇。这联诗句在以后的日记中数次提及，无疑是他抗战八年行事和心境的贴切写照。
郑天挺对国事始终壮怀激烈，抗战到底的决心未尝稍懈，抗战胜利的信念未尝稍移。抗战初起，还在长沙时，郑就言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他则主张读中兴名臣集，因遗民诗文固然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1940年4月13日，汤用彤前往越南海防接眷，郑托其购皮鞋一双，备三年计划之用，因“战事非三年不能止，不能不计及也。”他心中从未有过抗战失败的念头，而且固执地认为战事会在1943年结束，虽然“其理由则说不出也”。1942年4月17日晚与潘家洵谈家常及时事，郑说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潘表示不信，郑书一字条，请潘见证。文曰：“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并说“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同年6月，罗常培的一位友人某副师长从缅甸败归，全师尽没，谈到敌军，不胜惶惧。郑谓“此真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也”。7月，与亲戚谈及在北平朝夕往还之多人“不觉垂垂老矣”，郑表示不自知亦有老意否，“虽然余志绝不老也”。1946年7月7日，郑在日记中回顾了9年前此日，表示自己当年只身南下，“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
然而对于家人，郑天挺始终满怀温柔的伤痛和牵挂。郑一直未再娶，这在当时知识圈中非同寻常。每年妻子的忌日，郑必会写下思念之情，如1938年：“今日为先室周稚眉女士周年忌。此一年中……忧难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竟日未出，扃户独坐。”1942年：“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自夫人之逝未五月而卢沟桥变作，又一月而北平陷。余处危城者四月有半，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
郑夫人一字䒕梅，不但爱梅，而且善于艺梅。梅花几乎成为妻子的化身。郑天挺日记留下数条赏梅记录，情真意切。1941年1月12日，与友人相约游西山，他心中眼中似乎只有梅花：寺中梅不甚多，寺外有数株尚盛，茶花仅殿前一朵而已。出太华，步至华亭寺，门前有梅二。寺内茶花、木笔、玉兰甚盛，独无梅。转而西，有楼三楹，曰鬟碧轩，庭无杂树，惟绿梅两株，老干枝枒，琼萼锦碎，甜香暗袭，万虑澄消。坐石鼓，久而忘去。……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余之探梅，盖亦在追念此喜梅艺梅之人耳。”
郑天挺只身南下时，五个儿女中最大的双胞胎女儿只有13岁，幼子才3岁。暌隔多年，儿女的容貌已经模糊。1943年4月24日得长女郑雯自北平来书，谓有南来意。“昨夜旻（郑雯曾名郑旻）、晏两儿入梦，晨即得书，计不得其书且二年余矣！字里行间多少委曲，多少热情，多少希望，读之泪下。噫！苦吾儿矣！苦吾儿矣！”8月14日，郑雯经多方转折来到昆明，“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1944年4月21日“雯儿携来昌儿像片一帧，今年二月所摄，骤视竟不相识矣，为之泫然。”他所托帮他照顾儿女的三弟，竟未得见最后一面。1945年10月4日，郑天挺北返途中到上海探望三姊，姊“屡支吾其词，最后直告以三弟噩耗，惊骇泪下！八年来以儿辈累弟。吾负弟矣！吾负弟矣！竟日未出，晚映自摄家庭电影，见亡弟亡室之像，尤悲！”更为不幸的是，抗战胜利一年后的1946年7月，郑雯在北返途中死于飞机失事。这一噩耗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最后一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