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我接到了忻定二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最重要的两条“携带本人学习所必需的文具及课本费3元,入学报到预交伙食费10元”指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一眼,点燃一袋烟,盯着窗户出神。可别小瞧这13元钱,当时足够我们4口之家半年多的花销。我怯怯地说:“要不,这书我就甭念了。”
“胡说”!父亲将烟斗往炕上一摔:“你小子给我争口气,能考上咱就得好好地念!”
9月1日,是入学报到的日子。我们搭了一辆去县城的马车,父亲伴我同往。临别,母亲把3元钱塞到我手中嘱咐:“这是你近几年的压岁钱,妈一直替你攒着,掂量着花。”
虽然母亲给了我3元钱,可以解决书本费的问题,可是那10元钱的伙食费依然没有着落。去学校的路上,我一直担心不能按规定交纳伙食费学校不让我报到。到了学校以后,不知父亲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说服了学校允许我报到上课,同时说服了管后勤的吴总务,同意我在学校“先吃饭后缴钱”。
然而好景不长。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大家正在上晚自习,吴总务来到我们班问道:“谁是郜天仓?”我站起来回答:“我是”。吴总务显得很恼火:“自打入学,你的伙食费一个子儿也不缴,你想叫谁来养活你?全年级5个班300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没皮护’(指没脸皮)!别人缴不起伙食费都主动退了学!你也长些骨头,念不起就不要再念了,何必死皮赖脸……限你一礼拜,缴不来钱下灶!”
果然一星期过后,吴总务动了真格的,下令伙房撤了我的灶。撤灶那天,有个同学见我没饭吃,给了我两个烧山药蛋。那两个烧山药蛋,我是和着泪水吃到肚子里的。
可能是班里的同学向班主任老师汇报了我的情况,班主任老师又跟吴总务进行了协调,吴总务又给我复了灶。然而,吴总务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的公开羞辱令我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上课常常走神,总是思谋着怎样才能按时缴纳伙食费,很快我的学业一落千丈,成绩由全班的尖子滑到中下等。
面对现实,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我想找母亲想想办法,好让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去上学。但回到家里听到的一件事,又让我打消了找母亲想办法的念头。
我家喂着1口老母猪,两年前赊下生产队里30元钱的米糠,最近生产队里让我家还这30元钱。我家自然没有钱还,这时生产队里便决定以那口老母猪顶账。这样那口老母猪虽然还是由我妈养着,但已成了生产队的财产。同时生产队还决定,饲料由生产队提供,每天给我妈记1个工。
后来老母猪产下了的6头小猪,因为队里只明确母猪是生产队的财产,但是并没有明确小猪属于谁,所以我妈就以每头小猪4元的价格卖给了猪贩子。消息传开,队长便组织社员开我妈的批判会。会上生产队长破口大骂:“没见过你这种死不要脸的灰女人,竟敢偷卖队上的小猪,限你明天把卖小猪的钱退出来……”我妈受了批判以后就躲到东楼村我的姨姨家。
回到家吃了奶母做的一大碗红面掺榆皮面河捞后,什么话也没说我又回到学校。
希望彻底破灭后,我的心情反倒平静了。于是,学习成绩也紧跟着大有提升。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平静就被打破了。大约1960年5月至6月间的一天,班主任老师正式找我谈话了:“你的伙食费问题已经提交校委会研究了,决定限你在一周的时间内,交清12.56元的欠费,并保证以后逐月清理饭费。如果你不能执行学校决定的话,下午的课就不必上了。”
第二天上午,我就离开学校去向父亲说明此事。当时父亲住在省荣军疗养院,省荣军疗养院设在河边村阎锡山的故居里。定襄县城距河边村20公里,走到疗养院时,已经是中午了。一见父亲,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并说明了学校的决定。父亲安慰道:“不怕,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共产党是养穷人的,不会让穷人没活路。”
父亲出去了一下午,晚上回来的时候,手上便拿着一张省荣军疗养院写给五星人民公社党委的便函:
五星人民公社党委:
得悉忻定二中校委会决定将我院养病军人郜钧同志之子郜天仓处以“勒令退学”,原因是拖欠伙食费12.56元。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欠妥当的。郜钧家中十分困难,孩子小,无固定收入,劳力短缺,情况特殊,建议党委助一臂之力协处此事,解除郜钧同志后顾之忧,以利安心养病。
顺致
革命敬礼
山西省荣军疗养院党委(盖章)
山西省荣军疗养院工会(盖章)
1960年×月×日
翌日下午3点钟,我跟父亲跨进了忻定二中的大门。班主任的回答干脆利落:“实在对不起,爱莫能助,请找校长。”校长任尊三,一脸的和善。父亲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因为我儿子欠学校伙食费12.56元而勒令退学,这未免太轻率了吧?”
任校长语气和善:“你儿子的情况我后来才多少知道了一些,但对于校委会的决定,我虽然是校长,但是我一个人无权改变。不过,要想改变校委会的决定,只有通过你的努力来实现。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父亲马上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于是领着我去找公社。在五星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见到了公社党委的张书记(名字不记得)。父亲客气地趋前搭话:“张书记,有件事要麻烦你,”说着便把荣军疗养院的大札递上。张书记看后皱皱眉头:“欠伙食费12.56元就勒令退学,这是什么逻辑?这样吧老郜,我们了解一下,你明天上午来吧!”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张书记的办公室。我们刚一进门,张书记就冲我父亲说:“你家里的情况我派人调查了,完全属实。昨晚党委研究了一下,作出两条决定,一是补助郜天仓同学现金15元交给学校抵顶欠款;二是建议学校免除郜天仓同学的伙食费。”
一个钟头以后,父亲将五星公社党委的公函连同15元钱摆在了任校长面前。任校长阅后提笔签道:照五星公社党委意见执行。又转脸对父亲说:“找总务处樊主任去办吧”。
后来学校虽然允许我继续上学,但是并没有采纳五星公社党委的“免除伙食费”建议,好在学校总务处樊主任对父亲有过承诺:“今后有关伙食费的事让你儿子直接找我。”在以后的两年中,我曾向樊主任要过三、四次钱,每次6至7元,再由我交给吴总务。
几十年以后,在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仔细一想才发现,樊主任当时给我钱的时候,每次都是从他的钱包里掏钱,一不按手印二不打条子。我就质疑,这会不会是樊主任对我的捐助呢?于是我赶紧打听樊主任的下落,想弄清楚这件事。然而令我抱憾终生的是,他老人家已经作古好几年了。
后来由于“伙食费问题”的困扰,我的精神状态一直难以振作如初,中考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我也很感激我的父亲,不论他是“脸皮厚”也好,还是“心计多”也罢,总算从客观上成就了我的三年初中学业,这就为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