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出身与源流上看，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孔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礼与食孰重”，即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孟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即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荀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政治制度建设更重要；韩非子与墨子的不同在于“心系百姓，还是只关心最高统治者”；老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儒，还是反文明”；庄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杨朱与墨子的区别在于“腓无肢，胫无毛”，还是“一毛不拔”。墨家学派是指导侠客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墨家与农家在中国农业文明结构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关键词：墨家；先秦诸子；诸子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040-14
收稿日期：2012-06-2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江南城市群的历史源流及都市文化”（10JHQ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墨子的身世是一个谜，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占据主流意见的是李泽厚的“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墨家哲学思想、政治与社会主张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墨子与其他先秦诸子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与异同，也一直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比较与整体性的研究论述。本文试图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加以研讨和阐释，以期对墨子及墨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某些借鉴与参考。
一、墨子出身考
关于墨子，我们只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韩非子把墨子的墨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并称为“世之显学”，而孟子在文章中甚至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他的生卒、里籍与生平大都已不可确考，这未免使后人感到是很大的遗憾。墨子的弟子也很多，按照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看法，墨子有大弟子百八十人，比孔子的七十二人还要多。门徒众多，影响巨大，以至于在许多方面很超然的庄子也要“剽剥儒墨”。问题就在这里，像这样一个闻名于世的人物，他的身世为什么会是一个谜呢？因而，说这里存在着什么特殊的隐情，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吧。
在当代学术史上，关于墨子身世的一个权威看法，是把“墨”的原意解释为“使用墨绳”的木匠，并由此进一步把墨子的身份定为“小生产劳动者”。此说颇为荒谬，完全是以今人之心来比附历史本身。他们完全不懂得“墨”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特殊内涵。简单说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考古文化研究表明，与作为世俗的“黑色”或木匠的“墨绳”完全不同，“墨”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宗教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礼记·玉藻》有一条“卜人定龟，史定墨”的记载，孔颖达对此的注疏是“凡卜必以墨画龟求其吉兆”。而由于上古时代政教合一的现实，因而它曲折地表明了“墨”本身就是当时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亵渎“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韩非子说：尧禅天下于舜，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于是“国之不服者十三”；而舜禅天下于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于是“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十过》）。由此可知，把古代的“墨”等同于后世木匠的“墨线”，以及在这个前提下把墨子推测为“小生产劳动者”，与历史事实本身是如何的“谬之千里”了。
这里从五方面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考论。
（一）从历史文献上看，墨子绝非一个普通工匠，而是一个拥有政治观、宗教观、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集团首领。从墨子一派“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从其弟子们“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忠诚来看，我推测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墨子则是该集团的首领。
（二）因为处于政治流亡中，墨子本人对其身世一定讳莫如深。这是他的身世成为千古之谜的根源。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留下直接的材料，但从其思想与价值观上仍可一窥其来路。这里首先要排除的是周，虽然《墨子·贵义》中亦曾推崇周公，但那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添油加醋，从墨家“非命”这个基本观点看，它正是对着周王朝的核心意识形态（即武王伐纣时所谓的“命”，如《尚书·周书上》“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我有民有命”等而发，同时在其中又隐喻着类似后代农民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理念。其次也不可能是殷代，虽然墨子寄身于作为殷商之后的宋国，两者自然有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处，且墨家对之也非常感恩图报，如墨子就曾阻止过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但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如墨家提倡“薄葬”，“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韩非子·显学》），这与殷人“重鬼而尚声”的祭礼制度显然不同。在排除商周之后，则可初步推断出墨子与夏朝关系最密切，其在文献上最重要的支持有二：一是庄子讲的“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二是《淮南子·要略》所谓“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
（三）墨子门徒众多，且都能以劳动创造财富，所以，他并非没有过奢侈生活的条件，但墨子本人却是以身作则，“以裘褐为衣，以跤蹁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里面有卧薪尝胆、以图重振家声的远大志向；二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政治斗争中的东山再起积蓄物质财富、政治资本，甚至仅仅是一种形象工程。孟子曾说墨子本人没有做到薄葬，如果此说属实，那就更能说明他不过是一种墨家集团设计的政治形象而已。
（四）墨子真正的敌手是周王朝。《吕氏春秋·高义》尝说他“未敢求仕”。其实这句话更应该理解为“道不同”而“不相谋”。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墨子对周礼以及要求恢复周礼的儒家之严厉批判上。在这种思想斗争中，他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如墨子总是打着“为天下利”的旗帜，宣扬一种比儒家“小康之世”更具煽动性的大同世界理想。而墨学的门徒众多与成为一时显学，则可以看做是他在斗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墨子大概未料到的则是，或许就在政治时机接近成熟之时，周王朝突然“礼崩乐坏”，天下乱得已不可收拾。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局面，使其光复大业的雄心只能付诸流水。同时，这也很可能是战国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的崩溃，这个政治集团迅速消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