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秉坊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但他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极为重要的痕迹。这是因为，高秉坊不但与中国“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关系密切，而且还是中国直接税的开创人。每年的7月1日为台湾的“税务节”，以此纪念1936年直接税的开征。直接税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税金落入地方和私人腰包的腐败现象，从而使民国财力迅速大增，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
也正是因为高秉坊效忠孔祥熙开创了直接税，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二人为讨好蒋介石，编造了“中华民国十亿元巨款特大贪污案”，意欲置高秉坊于死地。此案于1946年宣判后，曾被国民党一再隐瞒，成了民国一件秘案。高秉坊先是被判死刑，后经友人和社会各界多方援救改判无期。新中国成立后，这件案子经人民法院审理，于1950年初定性为冤案，高秉坊总算得以鸣冤昭雪。
一
高秉坊是山东省博山县李家村人，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自幼勤奋好学，1909年考取山东农林学堂，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资送金陵大学森林科官费生。1919年从金陵大学森林科毕业回山东，历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青岛农林事物所主任等职。其间，高秉坊兴办林场、繁育树种、绿化铁路沿线、增加山区农民林业收入，为山东林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有关条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国民政府因此成立了“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接收山东的善后事宜。孔祥熙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在该处任科长，两人从此相识。由于高秉坊办事十分精干，并勇于承担责任，深得孔祥熙信任。高秉坊矢志在职，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证据之后提出的《日本在太平洋会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国》议案力争国权，此议案深得孔祥熙赏识。
1924年，高秉坊离开青岛，投奔当时任广东省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担任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工商部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部长；高秉坊出任总务司司长，掌管全部事务。
高秉坊任职期间，在推行国货展览、工业实验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工作上，他不仅把总务司的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就连孔家的大小家务都成了实业部的事，孔家的几个孩子上学、放学均由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好司长、好管家，当然受到孔祥熙的重用。可是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对高秉坊很不满意，动不动就去找母亲私下告状。宋霭龄认为高秉坊只不过是孔府的一个管家，居然敢在孩子们面前无礼，于是对高秉坊产生不满，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收拾高秉坊。一次，机会果然来了。
一天，高秉坊照例开车接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上学。谁知孔家公子非要吃奶油冰激凌，因为最近孔令侃常上学迟到，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要对公子严加管教。高秉坊怕上学迟到又挨孔祥熙批评，便抱起孩子往车里塞。谁知孔令侃拳打脚踢、又哭又闹高喊“救命”，这下可惊动了孔府上下的人，孔令侃哭喊着说高秉坊打他，就势滚在地上耍赖，滚得满身都是泥巴。众人没法子，只好打电话给宋霭龄。孔令侃见母亲来了，在地上又哭又闹滚得更凶。宋霭龄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高秉坊的鼻梁破口大骂，抱起孔令侃扬长而去。高秉坊知道闯了祸，当晚带着一份厚礼到孔府向宋霭龄和孔公子当面赔罪。孔祥熙得知此事，也劝宋霭龄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人家是严加管教孩子。宋霭龄表面上原谅了高秉坊，心底却埋下怨恨。
事隔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任民国财政部长，着手组织内阁。宋霭龄看了孔祥熙组阁的司处级干部名单，见高秉坊又将担任财政部的总务司长，于是极力反对。别看孔祥熙在外呼风唤雨，在宋霭龄面前却十分恭敬，惟有点头答应。可是，财政部别的司长位置早有人争夺，只有一个财政部赋税司司长还算争得不太激烈，孔祥熙于是任命高秉坊为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就在这个官位上，高秉坊险些遭致杀身之祸。
二
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当了几年的总务司长，料想这回还是老官职，哪知一道任命下来，自己却稀里糊涂当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税费的征收中，各级官吏弄虚作假、贪污分肥，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形象地将税收称为“民国万税，万万税！”
由于税费征收中腐败丛生，各级官吏损公肥私，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秉坊大胆提出国家税制改革，重用在财税方面很有研究的宁承恩主持税改日常工作。宁承恩在日本学习租税制度，对所得税颇有研究。他向高秉坊提议把各种捐税统一为所得税，由赋税司统一开征。高秉坊认为此法可行，遂向财务部打了报告，孔祥熙看过税改报告欣然同意。有了后台“财神爷”的鼎力支持，高秉坊将各省财政厅长以及有关人员召集到南京开会，传达新税制改革。
1936年7月1日，民国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备处，高秉坊兼任处长。征收所得税包括营利事业所得税、薪津报酬所得税及存款利息所得税三类。同时，筹备处负责拟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有关实施细则，高秉坊亲自主持制定了《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由财政部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后，向全国公布实行。同年10月1日，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高秉坊兼任处长。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青海、福建、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所得税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出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第一步。到1943年，全国设置直接税机构800多处，工作人员达1.2万多人，当年主管各税合计42.5亿元，创开初的850倍，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日后实行《公库法》奠定了基础，更为当时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而雄厚的财政来源。
开办直接税，当时算是一件新鲜事，原本对国家民族有利，但却遭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CC派”的百般刁难。当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把持着中央政治大学及其附属学校这两个培养党政干部的揺篮。未经过这两所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其困难的。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中央政治大学的领导权。为了能使所有受培训干部效忠陈氏兄弟，高级干部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还须再到中央政治大学研究部接受半年复训，合格后才能确认为“CC派”的自己人。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从学校培训出来的干部，都成为“CC派”的忠实门徒。而高秉坊却不理这一套，大胆起用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摒弃旧官场任人惟亲的陋习，主持拟订《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改用公开招考的办法选拔人才，开设税务人员培训班，聘请专家、学者授课，提高税务稽征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规范。从1936年9月开始开办直接税税务人员培训班，共培训高级税务人员2800多人。培训后还要经过严格考试，否则不予录用。高秉坊推行的这套新税制，冲破了“CC派”控制中央政治大学、垄断国民党干部的培训局面。这是陈氏兄弟所不能容忍的。
陈果夫曾多次对孔祥熙提出要求，取消税务培训班，所需干部由中央政治大学提供，税务培训班由中央政治大学代办。在孔、陈两家争夺财权的斗争中，孔祥熙当然不会轻易放手，而高秉坊则坚持直接税属业务部门，税务骨干应由自己培养，拒绝了陈果夫提出的要求。于是，孔、陈两家围绕高秉坊和财政部税务人员培训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高秉坊深知“CC派”势力很大，仅靠孔祥熙一人不一定能抵得住他们的攻势，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桂永清。
桂永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警卫师旅长时与时任国民政府财政厅秘书高秉坊相识，两人相处甚为融洽。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陆军中将，是以“效忠蒋介石”为纲领的军人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的首脑及黄埔系“十三太保”之一，时任南京警备司令，既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又手握重权，而且就在南京办公，有开班办学的便利。高秉坊找到桂永清，希望他能兼任税务培训班训育主任。桂永清当即答应。高秉坊立即请财政部正式下文，桂永清接到任命后，在明孝陵卫总队部防区拨了几处营房做教室，并随时抽空前去训导。税务培训班有了一个强大的军界人物做靠山，陈氏兄弟只能瞪眼干着急，却没胆量动高秉坊一根汗毛。
三
1942年，直接税署统一征收营业税，各省、市的营业局和营业所的一切关系都由直接税署管理。当时，在四川各营业税分局中，有6个分局局长是“CC派”的中统分子，中统局这些年靠收营业税得了不少好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为维护中统利益，亲自向高秉坊求情说：“我这6个兄弟论业务都很熟练，论工作劳苦功高。还请高司长手下留情，在人事上多加关照。”但高秉坊却没给面子，还说税务人员兼任中统不合有关规定，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大骂高秉坊没人情味。不久，中统局在四川的6个分局长被高秉坊撤销了5个，剩下的那一位，也被从江津调到永川。这次人事考核，全国营业税人员前后被淘汰的有800多人，其中多数是“CC派”分子。新仇旧恨加在一起，“CC派”对高秉坊恨之入骨，发誓寻机报复。
高秉坊不但不给“CC派”和中统面子，而且还与军统局作对。军统头子戴笠一直兼任财政部缉私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把持。由于军统人员经常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导致民间怨声载道，高秉坊转告戴笠，希望他能约束自己的下属。但戴笠却把此事当耳边风，其手下依然继续敲诈勒索。高秉坊十分厌恶，决定彻底解决此事。在高秉坊的极力主张下，财政部终于撤销了缉私署，断了军统财路，戴笠对高秉坊怀恨在心。事隔两年之后，中统和军统这两大派系，终于等到了整治高秉坊的机会。
由于财政部长孔祥熙政治信誉欠佳，招致社会不满，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此时，宋霭龄正在巴西养病，没法干预此事。蒋介石遂趁机免去孔祥熙财政部长职务，高秉坊失去了后台。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进入董事会，他的三叔还担任了常务理事，“CC派”势力从此进入孔祥熙的金融势力圈。
就在孔祥熙失势的第二年即1945年2月，正逢国民参政会召开，一些爱国人士联合起来，搜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提供给国民参政员并提出议案，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不久，政学系首脑俞鸿钧任财政部长职。“CC派”经过周密策划,准备接手财政部最肥的直接税署。
此时的高秉坊，反倒稳坐钓鱼台。在他心目中，自己是直接税的创始人，国家统一财源的大功臣，又没有孔祥熙那样的劣迹，没犯有任何案子，就算没有孔祥熙做后台，别人也不敢把他怎样。而且，高秉坊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在财政部也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团。同乡李毓万是他扶持起来的亲信，是孔祥熙的随从秘书，掌握着财政部文件的签发、批转；山东同乡鲁佩璋是财政部秘书长，所有财政部的重要公文，没有一件不经过他的手；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成员都是高秉坊税务人员训练班的学生，首领是当初出主意改革赋税的宁承恩；还有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毛龙章、最高法院推事梁敬■等人。因为这些人对他都忠心，直接税署和赋税司的要职谁也没能力夺去。于是，他既不交出手握的税务大权，也不寻找新的靠山与对手抗衡，仍高坐在直接税署长的位置上照样办公。但高秉坊这次判断错误，完全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凶狠程度。
1945年2月3日下午，高秉坊在办公室刚接完一个电话，财政部视察室主任张子奇推门走进来对高秉坊说：“高兄，军委已下令对你撤职查办。”高秉坊一听，尤如五雷轰顶，但他仍极力保持镇静，摇头不相信说：“张兄别开这种玩笑，我为国家税收作出这么大的贡献，一生两袖清风不沾半个铜板，凭什么撤我的职？！”张子奇把文件递给高秉坊说：“高兄，这是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名义，向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下达的命令。”高秉坊接过一看，确实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军委红头文件。他仰天大笑：“鬼使神差，捕风捉影。好笑，真是好笑……”说着，收拾东西走出办公室。原来，孔祥熙刚倒台，陈果夫就开始收拾高秉坊了。他利用“CC派”掌握的中统特务捏造的假证据,污陷高秉坊犯有“十亿巨款贪污罪”，有植党跋扈、图谋不轨之心。蒋介石闻言大怒，不问青红皂白签发了军委红头文件，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属政学派系，与高秉坊并无矛盾。但蒋委员长下令怎敢违命，只得先将高秉坊撤职，再把案件交付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查办。
高秉坊心中十分气闷,又去找财政部次长鲁佩璋探听消息。鲁佩璋于1928年进入工商部，曾做过政务次长，既是高秉坊的下级又是亲信，于是进一步透露说：“高兄，今天蒋委员长又续发了一份有关你的贪污渎职文件，除将此案移交法院外，还命审计部派人来直接税署检查账目，务必‘查出’十亿巨款贪污案，看样子意欲置你于死地。”高秉坊明知十有八九是陈果夫在搞鬼，当下辞别鲁佩璋，来到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府上。俞鸿钧对高秉坊的印象还不错，也认为定高秉坊贪污罪证据不足，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是连声叹息道：“蒋委员长有令，我也实出无奈。唉，真是对不起啊！”高秉坊闷闷不乐回到家中，一气之下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前往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澄清事实。可他这一去，又中了别人的圈套。
其实，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接到蒋委员长旨令后，早就该动手拘捕高秉坊，但院长查良鉴明知高秉坊是被冤枉的，既然上头没来人催也就暂时没实施拘捕，想让高秉坊设法自己解脱。谁知高秉坊居然送上门来了，要是放回去万一被老头子知道，自身也难保。于是将“自投罗网”的高秉坊关进大牢。这一天是1945年2月15日。
四
当陈氏兄弟得知高秉坊已自投罗网后，便四处活动，欲置高秉坊于死地。于是不断向蒋介石递交所谓“高秉坊罪行”材料，一个直接税务署长就“侵吞十亿巨款”，这还了得？蒋介石被激怒了，命令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高秉坊提起公诉。高秉坊的妻子唐蕴为救丈夫，带着多病的身子去重庆南岸汪山，请章士钊先生当辩护人。章士钊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曾无数次在法庭上与国民党法官唇枪舌剑，救出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民国元老中名声很大。虽说已64岁高龄，但他得知此案人命关天，慨然应允。
1945年5月5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开庭公审此案。由法院推事李懋宣任审判长，章士钊出庭辩护。旁听者除了一些记者外，还有社会贤达沈钧儒及一些社会名流，但公诉人并未到场。其实，这件案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CC派”操纵，所谓的“公审”只是走过场而已。李懋宣刚开庭就拍案大吼大叫，多次采用中统、军统两大派系的调查材料作为证据，而对律师和社会名流提出的证言、证物，却一概视若无睹。审判一直进行了26天，李懋宣担心夜长梦多，在“CC派”的授意下草率结案。
宣判那天，庭内戒备森严，高秉坊的家属及好友不得入内。高秉坊被法警命令高举双手,由法警搜遍全身。李懋宣在台上手持判决书高声宣判：“罪犯高秉坊，贪污挪用国家直接税收十亿元,数额巨大，一审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他的话音刚落，引起庭下众人一阵哗然。高秉坊连呼：“冤枉！冤枉！……”律师章士钊更是义愤填膺,表示要继续上诉。宣判当晚，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召见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及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院长查良鉴，怒斥道：“你们上下串通联手办案，对高秉坊如此草率处理，司法尊严何在？须知人非机器，死后就不能复生啊！”
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也知道，高秉坊在财政部威望很高，倘若自己继续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万一引起众怒，自己今后的工作也不好开展。于是组织财政部人员多方调查，汇成“二十一条辩护意见”，呈报蒋委员长及最高法院慎重处理。这“二十一条辩护意见”对起诉书中有关高秉坊的“十亿巨款贪污案”逐条进行解释、澄清，认为均系诬陷或缺乏事实证据。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相继上书最高法院，呼吁保障人权。高秉坊的山东同乡丁惟汾、孔德成，社会贤达沈钧儒、吴蕴初、李烛尘等代表19个团体，相继上书最高法院,要求维护司法尊严。民国各大报纸以头号醒目标题登载，认为此案量刑不当。而“CC派”所控制的报纸则拼命往高秉坊身上泼脏水。一时间，“高秉坊十亿巨款贪污案”轰动全国，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议题。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得知高秉坊被判死刑的消息大吃一惊。他和高秉坊有数十年的深厚交情，是他在财税方面一向倚重的人物。“CC派”这是要砍去他孔祥熙的“一条胳膊”，让他今后没法东山再起,他岂能坐视不管。孔祥熙本来想直接去找蒋介石，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在蒋介石面前失去信任，而宋子文和陈果夫反被器重，于是转而请宋霭龄出面。宋霭龄为难地说：“自己的妹夫脾气古怪，恐怕说了反倒弄巧成拙，还不如去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如果出面，蒋介石最听美国人的话，暂时保住高秉坊的性命应该没问题。”孔祥熙觉得夫人言之有理，于是去找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忙。赫尔利与孔祥熙的关系一直不错，于是对蒋介石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现代化，那么在对待死刑犯问题上就应该表现得谨慎。比如你们民国财政部直接税署的高秉坊，只是怀疑犯贪污罪而并非杀人犯，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不去理解什么法律、现代民主与文明，但却听明白了赫尔利是在为高秉坊求情。国民党要依靠美国，当然不能不给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一点面子。就算高秉坊真的犯了贪污罪，也还不至于判死刑。于是向赫尔利表态重新考虑。就这样，由于赫尔利从中插手和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最高法院不得不被迫撤销原案判决，责成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重审。
五
1946年1月29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此案重新开庭审理。院长查良鉴不属于任何派系，也不愿卷入党派之争。在此之前，他将案件全部交由推事李懋宣审理，后来看到李懋宣判高秉坊死刑，知道定是“CC派”的人从中作怪，良心发现深感不安。这次重审,不再用“CC派”的人，而任命没沾任何派系背景的法院推事李坚夫担任审判长。
二审开庭后，李坚夫也发现指控材料皆为捏造，对高秉坊的案子也深表同情。如果将其宣判无罪，明摆着是与势力强大的“CC派”作对，更重要的是与蒋委员长过不去。在天地良心与明哲保身之间，李坚夫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他本想罗列一些简单的罪证,判高秉坊几年刑期了事。但“CC派”哪肯轻易放过,状告蒋委员长坚持判高秉坊最高刑期。迫于“CC派”与蒋介石施加的压力，李坚夫终于作出“判高秉坊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的冤案判决。
二审判决后,高秉坊仍不服判决，依法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蒋介石得知气得拍案大骂：“这个高秉坊白捡一条命还想推个一干二净。如此说来,我蒋某岂不成了罪人?”一怒之下，他抓起电话打给孔祥熙,警告他日后不要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里捅，孔祥熙一听老头子发那样大的肝火,再也不敢参与这件事。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中央大学法学系主任戴修赞认为“此案判决依据纯属凭空捏造”,曾多次向最高法院提出重新复审。1946年4月29日，在历时3个月的折腾之后，最高法院终于核准通过二审判决。
直到此时，高秉坊终于明白了司法体系已被“CC派”操纵,更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遂仰天大笑放弃再申诉，忍辱服刑。这一次,陈氏兄弟虽说没能置高秉坊于死地,但总算把这个“绊脚石”赶出财政部，既扩大了“CC派”的势力,又打击了孔祥熙，真可谓是“一箭双雕”。至此,这场由政治风波引发的官场冤案遂告一段落。
高秉坊入狱后，日子过得还不错。凭着孔祥熙的地位和关系，为高秉坊的家眷、厨师在监狱安排了一所设施齐全的洋房。这样一来，高秉坊在重庆石板坡监狱内的洋房里，过着比监狱外饱受战火摧残的普通人还要自在悠闲的生活。在狱中,高秉坊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决定为犯人开办扫盲班。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监狱长的支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做教室，先办识字班，再开读书班。后来又东拼西凑购买各种书籍，开办了监狱小图书室。由于缺少教材，他亲自动手，自编成人千字课本，所编的教材被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狱做教材，当时还有全国各地监狱来电来函索取样本。与此同时，高秉坊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积极参与生病犯人的救助工作。狱中患病的犯人，大多得到他捐来的医疗救助。监狱内几次暴发传染病，都因高秉坊出钱出药，而未造成病人死亡。典狱长石济时对此深受感动，于1948年9月将高秉坊的事迹上报司法行政部，请求给予嘉奖。
到了1949年初，经历举世震惊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八百万军队”基本被歼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大军的炮声打过长江，进逼重庆。高秉坊的妻子开始四处活动，托山东老乡丁惟汾为丈夫取保候审，争取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但虽经多方努力并未获准。后来才得知，原来是“CC派”想用转移政治犯的机会，把高秉坊转移去中美合作所，好在高秉坊在狱中做了不少好事，监狱长坚决抵制不让带走犯人，“CC派”罪恶阴谋才未获成功。就这样，高秉坊继续在狱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直到刘邓大军兵临城下。
1949年11月25日，西南长官公署终于批准重庆监狱呈请，高秉坊遂于当日出狱，回到自己位于康宁路的家中。屈指算来，从1945年2月被拘捕，到1949年11月获释，高秉坊实际服刑4年多了。11月30日，重庆解放。不久，高秉坊携家眷迁湖南长沙居住。
关于高秉坊是否属贪官，当时很多人仍有争议。有人认为，高秉坊身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高官，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高秉坊既在肥缺之上，哪有不贪之理？加之孔祥熙等高官为他活动，入狱后享受的又是特殊待遇，肯定是一个大贪污犯无疑。吴晗曾在1946年1月1日的《昆明新报》元旦增刊中撰文称“高秉坊案和陈炳德案，案情大家都明白，国人皆曰可杀。”面对社会如此巨大压力，高秉坊心感不安，不知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
但经过实事求是的慎重调查，新中国人民政府终于对他的问题作出公证结论。在他出狱的第二年，中南财经委员会派人将一份任命书送到他家中，任命他为中南税务专员。高秉坊的案子在新中国被定性为“冤案”，他是被冤枉的。
1950年7月，年事已高的高秉坊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武汉中南税务管理局走马上任。到任不久，便向中南税务管理局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强税务征收工作”的建议，这份建议后来行之有效，深受好评。1954年9月，高秉坊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兼税务专员等职，直到晚年退休。1970年7日1日，80岁高龄的高秉坊在湖南长沙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