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伪满“总理”张景惠的悔悟与辩白
今年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提醒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整个东北沦陷史内，张景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日本关东军的合作，决定了此后一系列的政局走向，次年2月在奉天(沈阳)张景惠公馆等地举行的“建国会议”，则开启了伪满独立的大门。此后，他在伪满洲国历任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区长官、军政总长、协和会会长等职，自1935年起长达十年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生涯，是其一生从政的巅峰，但也为其日后成为仅次于溥仪的伪满战犯埋下了伏笔。
在距离伪满皇宫博物院不远的一处居民小区，张景惠的儿子张绍兴刚刚搬过一次家，74岁的他多病，听力也日渐衰退，不愿再向记者提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的阴影笼罩了他一生。1945年，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张景惠随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逃到吉林通化大栗子沟，张绍兴此时刚刚9岁，并不知晓发生了什么。而他日常进出的总理官邸，与他再也无甚关系。
张景惠和他所任职的伪满国务院，在65年前东北光复前后，作鸟兽散。他本人也从“总理”沦为战犯，在苏联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回国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5月5日，因心脏病而逝，终年88岁。这个出身草莽，在乱世中发迹，从江湖而至庙堂，一路扶摇直上的传奇人物，带着懊恼、悔恨和一些晦暗不明的秘密，永远进入了历史。
“建国会议”突然发生?
张景惠穿着长袍马褂，头向前低倾作鞠躬状，似在听左前方一位背着手的日本长官训话。墙上贴着一张军事地图，还有日本明治天皇着军装的肖像图。
“这个蜡像展现的是张景惠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他是个十足的、彻底的大汉奸，彻头彻尾的败类!日本人要啥给啥!”长春伪满皇宫旧址东部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内，工作人员对南都记者这样说。
在抗战胜利很多年以后，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忆起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召开时的情形。
那是1932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北三省四巨头(另外三个分别为马占山、臧式毅和煦洽)，已经决定在沈阳召集～次会议，商议“联省自治”问题。“九一八事变”过去将近半年了，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关东军加紧“满洲国”的筹划，但日本国内存在不同声音。国际联盟的关注度亦高。有关东北的未来走向，看上去似乎仍存在不确定性。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2月15日上午，他从哈尔滨机场乘日本军用飞机抵达沈阳。
张景惠的笔供对“建国会议”的描述很简略：“予偕马占山赴(奉天)参加日本关东军所召开之会议，与煦洽、臧式毅等决定即时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予任会长，暂维治安。(16日)当晚九时，日方忽令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之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告以军方已决定赞助此举。因而对此不仅无可审议，且系突然发生，无暇详加考虑，遂决定予及市民代表等前往请愿，而后予回哈埠。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
“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张景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对南都记者说。但张景惠的这段供述显示出，张景惠等四巨头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前，甚至不知道日方的“伪满洲国”确切方案，但在知晓了日方方案后，他们最终只有顺从。
王文锋说，臧式毅在会议中提出“联省自治”主张，但被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严词干预；“满洲国”的“国体”为何亦有分歧，张景惠倾向于“立宪共和制”，而煦洽则坚持“帝制”。“建国会议”召开了7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中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就张景惠的一生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有其他几个关键性的节点。与张作霖相识，应该算是他发迹的起点。
张景惠1872年5月4日(据张景惠1953年4月31日所填登记表)生于辽宁省台安县胡家窝堡村，家中开过豆腐坊，小时只读过一年私塾，成年后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在张景惠的笔供中，首先从他1901年出任台安县八角台镇团练练总开始谈起。但据曾任伪满首都警察总监的于镜涛揭发，在做练总之前，张景惠与辽西一带匪首就有勾结，“他依靠‘说票’(在绑匪和被绑人家族间谈价钱的人)、赌钱为生。”
后来，张景惠加入地方民兵组织团练，是因为：“台安县八角台地主刘东阁等为了保全家财……出钱雇佣一些人作所谓‘护勇’，由张景惠领着住在刘所开设的烧酒的烧锅院内，保护八角台街的安全。”这应该算是张景惠由黑道洗白的开始。按于镜涛的说法，后来张作霖在与其他匪首互争地盘时失败，率17名匪徒到八角台找张景惠，两人共同在八角台担任“地方保险”。
“张景惠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张作霖。张作霖在最困难的时期，兵困马散，是他招待的，两人结为盟友。”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对南都记者说。
很快，他们就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两人的联结此后越来越深，一直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京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
张学良令其维持现状?
日本关东军所埋的30麻袋黄色炸药被引爆之时，张景惠与张作霖正在同一个专列上。但他比张作霖命大，仅腿部受伤。
继承父业的张学良，虽遭日方警告，仍在半年后宣布易帜，将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这一派。张学良任命他出任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东北的局势仍然微妙。世界经济危机正在蔓延，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北的觊觎之心日重，这种想要霸占的野心更有国防上抵御苏联南下等战略需要的刺激。在关东军参谋本部1931年提出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提出了三阶段的构想：首先在东北等地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最后则由日本占领这些地方。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深思熟虑后，在预定轨道上运行的对华侵略。张景惠1954年在笔录上供称，事变发生后，他的寓所即被日本人监视，私有枪支若干也被搜走，一个和他内弟相识的日本人新井，从中牵线，让他与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见了面。坂垣称，九一八事件将来须直接交涉，你如果不反对日方，可以回哈尔滨负责
北满(即东省特别区，当年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治安。张景惠9月21日在新井的陪伴下到了哈尔滨，“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还专门向他传达了日本军方意旨，要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如不脱离就等于不承认现状。张景惠表示事属重大，他个人无法决定，必须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无法立刻答复。白武清一走后，他们在会上无法获得一致意见。但傍晚时分，白武再度前来，称明天一早就要向日本军方汇报，必须当晚给出答复。
张景惠称，他们再度开会，仍然认为绝对不可以脱离中央，但此时，辽宁、吉林已经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稿交彼持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部离开奉天转移到锦州，而锦州随后也遭到日军的空袭。张学良又退到北平。
在交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电稿之后第二天，张景惠称，他即派手下梁朝栋和王树声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在哈尔滨所遭遇的一切，“并请其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他们还特别向张学良提及，张景惠在去哈尔滨的途中与罗振玉(清遗民，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相遇，“彼言语间似有成立某种政权之意”。
据张景惠的供诉，当时张学良的指示是，“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
但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途中开始愈走愈远；而在关东军的野心下，现状终究是不可维持的。
在张景惠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时出任秘书的高丕琨，曾对媒体慨叹，当时政府抛弃了东北，作为个人，他们能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当时东北抗日的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也在张景惠的劝告下，弃守齐齐哈尔，撤往海伦。张景惠说，白武清一答应他，如果马占山不反攻，日军将不再进攻。
在退守海伦之后，马占山也一度动摇，参加了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并出任军政部总长一职。但一个月后，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抵达东北调查之际，再度举旗抗日。而张景惠则兼任军政部总长之职，与日方开展进一步若即若离的合作。
推上伪满“总理”前台
溥仪也一步步走进日本关东军的圈套。伪满洲国的“独立性”在他1935年访日后更加名不副实。国务总理郑孝胥心存“以夷制夷”、“国际共管”的想法，并公开表示：“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日方)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他因此遭到了撤换。
“为什么总理大臣郑孝胥不来接我?”在贝托鲁奇导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中，溥仪从日本甫一回到伪满皇宫，就这样向身边的人发问。“总理大臣辞职了，皇上。他的儿子被暗杀了。”身后一个笑容诡异的老头儿这样回答。“你是谁?”溥仪问。“张景惠。皇上。军政部总长。”张景惠随即通知溥仪，“议会4点开，国宴之前。”
当溥仪当众宣布提名张景惠为“满洲国”新总理大臣，张景惠是座下雎一歪着脑袋的听众。“不。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今天，我们想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我们和日本友好关系的未来。这基于相互尊重之上，尊重意味着平等和独立，当两个皇帝站在一起，向两国国旗致敬时……满洲国不是殖民地……”溥仪接下来讲这些话时，下面的日本人开始离席，张景惠也随后带着其他中国官吏退场。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场景。溥仪知悉郑孝胥的辞职，而且在程序上就是他批准的。他当然也不会对军政部总长张景惠陌生。不过，在是否要张景惠继任国务总理这一问题上，溥仪与日人发生争执却是真的。
郑孝胥在辞职时多次提及间岛省(伪满东北地区行政区划，省会延吉)省长蔡运舛是合适人选，而溥仪更看好的是“民政部大臣”、当年的东北四巨头之一臧式毅。但日本人钟意张景惠。“郑孝胥言语中不太依靠日本人，就被踢开了。日本人看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比较听日本人的话。”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说。
张景惠并不是一个笑容诡异，在溥仪面前有些桀骜的歪着脑袋的听众。“张景惠貌似很粗，其实内心很细。他左右逢源，各方关系都处得不错。”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说。
在和张作霖一起被官府招抚之后，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但在奉系内，他是一个相对懂得退让和主张和平的元老。于镜涛曾问过他：一般人传说张作霖的管带是您让给他的?张景惠回答说，“张雨亭(作霖)的为人，你在他的头上怎么能行，就拿他对老曹(曹锟)来说，我劝他合作先推曹当大总统，他当副总统，过不了几年，我保险他准能当上大总统。张雨亭他不同意，说我，你还做统一的梦，非跟直军作战不可!借着反对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两方就决裂了，东三省就是叫他这样弄坏的。”
张景惠说的是1922年的直奉战争，当时张景惠是奉系内部的“主和派”。但张作霖作战之意已决。战争以奉系惨败告终，张景惠被认为在战争中有亲曹锟之举，事后还被曹锟赐了个全国国道局督办的头衔，亦显现出其为人的特性。
在此之前，张景惠与张作霖就有芥蒂。1919年张景惠在北京当奉军总司令时，张作霖对他说，要让张学良当团长带队。“我劝他说，他正年轻何不让他上外国去留学，各处看看，学好了回来干什么也不晚。他很不高兴，反驳说，我就这一点私心，就惹你不同意，上外国留学有什么用么。他们父子因此对我生了疑心，到今天张学良还认为我反对他。”张景惠曾这样告诉于镜涛。
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与日方交涉时的强硬态度，张景惠不以为然。“尽瞎扯不办正事，说了不算，小(日本)鬼子怎能答应呢……如果不承认所签订的合同，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是不行的。老将(张作霖)是怎么死的，还不赶紧地想办法，你张学良能躲到哪里去呢?现在把家扔了，连东北政务(行政)委员会都没人敢主持一切……这如何能主持东北大局呢?”这些不满的话，张景惠并未当面和张学良讲，他只告诉了亲信如于镜涛者。
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了日人的信任，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
张景惠的“一套功夫”
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后来曾回忆，之所以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他“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在电报中这样向裕仁天皇描述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提及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是有他一套功夫的。”他举了几个日本人传诵的张景惠的“警句”。
有一次，伪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
心一德”的道理，讲完后请“总理大臣”也讲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螂(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还有一次，日本要在“国务会议”上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表示反对，这时张景惠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得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法案就此通过了。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以“农民闹饥荒”为由，在“国务会议”上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两只蚂螂一根绳”、“两头便宜”和“勒腰带”都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溥仪本人也常听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对他称赞张景惠是“好宰相”、“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
在伪满厚生部大臣金名世眼中，“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粹是人云亦云之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张景惠鉴于郑孝胥的前车之失，遇事只要伪总务长官(日本人出任)怎样说就怎样办，甘做驯顺的羔羊。“伪满时日本所要办的事情，都是振振有词，在张景惠听之易为所动，好似应当这样做的，日本也就是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
但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曾访问过担任张景惠秘书的高丕琨，他告诉南都记者：“按高丕琨的说法，伪满国务院还是起了些作用，具体什么事，也要走国务院的程序。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对国人有利才做。当时伪满虽然被日本操纵，但有些事也尊重溥仪、张景惠，他们说的话，日本人也反复考虑。不是说他们一点作用也不起。”
高丕琨的证词显示出张景惠及伪满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王庆祥还提到，伪满时期的建设包括整个地下管网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高丕琨认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他们奈何不了日本人，但伪满政府也做了些事，对社会发展有好处，到现在也还受益。”
张景惠自己在1954年总结，其伪满总理大臣十年任内“只记得下记各事”——在被他排列出来的十件大事中，排在首位的是，“撤废(日本在东北)的治外法权，收回铁路沿线各附属地(除大连至长春线者)；统一警察权。”排在最末的是，“日本东京被炸后，曾以粮食若干慰问。”
与蒋密约“曲线救国”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未与日本“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
1945年2月，张景惠通过于镜涛到天津找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父子，劝其在华北伪政权中就职。“张景惠告诉我说：你到天津去一趟，告诉辅忱(张作相)事情快到根底下了，可不要计较地位高低，只要有个地位，能抓住机会弄一把子人，若是有了武力，将来(日本)鬼子倒了，可以弄个地盘才有出路，就是想回东三省做点事，空着手也不行。”于镜涛把这个意见转达之后，张作相答复说：“四爷(张景惠)说得很对，可是华北的局面日本也是束手无策，咱们怎能也跟着扯呢，就是王荫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请我当个参议，我都拒绝了，现在情况四爷他老不知道啊!”
于镜涛将这个信息带回长春后，“张景惠非常不满，说他(张作相)这个软弱的人，真叫人没有法子，要不是这样软弱，大元帅(张作霖)死后，他要肯接着干，不交给张学良，东北还不至弄到这步田地上。”
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在德军被苏联打得节节败退时，张景惠也感到与日满捆绑在一起的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1944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纬说。我们也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处。惟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了泡影。”
所谓的“密约”，按高丕琨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所谓“曲线救国”。“他常对于镜涛等人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着?于镜涛说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死前，因此事还骂过蒋介石。”
张景惠一度也不得日人信任。张景惠与于镜涛在和大桥志一(曾任伪满外交部次长)的一次谈话中，曾听这个日本人用“老奸巨猾”来评价张景惠。这是日人口中“好宰相”背后的另一层面真相。
战犯的悔悟与辩自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四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就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任会长。“他之所以回来维持局面，大概是认为有张学良的指示和蒋介石与他的秘密约定，虽然是口头的，但可保他没事。”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但这位乱世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他和溥仪等人不久后都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张景惠的六夫人张树卿曾于1956年2月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过一次张景惠，“张景惠一看到我就伸出大拇指说：‘还是毛泽东伟大!……”经过多年改造的张景惠在一年前的笔供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
“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r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