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宏的文学思想基本受其理学思想影响，信奉“斯文”即“斯道”，认为斯道即尧舜孔孟之遭。斯文的重点和目的在于道之传，而不在于文之饰。论文尚道、尚实，反对空言，极为轻视鄙薄词章之学、诗赋之艺。
关键词：胡宏；文学观念；斯文：斯道
中图分类号：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65-04
胡宏作为南宋一个卓有成就的理学家，其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斯文”即“斯道”的文道观。
一、胡宏“斯文”即“斯道”的含义
胡宏的文道观比较完整的见于《程子雅言前序》：“独吾夫子穷不得居天位。道德之积与天地同大。道德之发与日星并明……亦庶几尧舜文王之功矣，命也。及颜氏子死，夫子没，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子之孙继之。于其没也。孟氏实得其传。孟氏既没，百家雄张，著书立言，千章万句。与六经并驾争衡。其间最名纯雅，不驳于正统者。莫如荀、扬。然苟氏以不易之理为伪，不精之甚也；扬氏以作用得后为心。人欲之私也。故韩子断之日：‘轲之死，不得其传。’……呜呼!甚矣，夫子之穷也。夭于斯文，何其难哉!或曰：‘然则斯文遂绝矣乎?’大宋之兴，经学倡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苏氏也，欧阳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属之王氏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全也。曰：欧阳氏之文典以重。且韩氏之嗣矣，属之欧阳氏乎?曰：欧阳氏浅于经。浅于经者不得其精也。曰：苏氏俊迈超世，名高天下，属之苏氏乎?曰：苏氏纵横。纵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则属之谁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或者笑曰：其为言也不文。世人莫之好也。……曰：言之不文，乃发于口而门人录之。传先生之道。泽及天下，是其乐也；传之其人，又其次也。修饰辞华以矜愚众。非其志也……虽然，唱久绝之学于今日，变三川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归，历古之异端一朝而谬戾见，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其功大矣!叩群文意，胡宏认为，三代之道见于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泯然将绝，于是作六经以传斯道。孟子死，大道不传，斯文遂绝。直到宋代，经学昌明，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各有成就。但也各有缺陷。大道复振的真正收功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程氏兄弟的文章虽然缺乏文采，但大道之传，重在泽及天下，而不在于修饰文采夸耀于世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胡宏至少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斯道即尧舜孔孟之道。二是斯文即是斯道，三是斯文的重点和目的在于道之传。而不在于文之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斯文”一词本是孔子术语，出于《论语·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熹《论语集注》解释“斯文”：“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日道而日文，亦谦辞也。”张栻《论语解》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传也。”见，在儒家道统里。斯文是斯道的外显形式，朱熹称之为礼乐制度，张栻称之为传道之文，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儒家所谓载道之文即是指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其实是儒家礼乐制度的载体。胡宏早在朱张之前已经将这种观点表达无遗：“自尧舜之盛。暨乎孔子。风气浸漓。上无明王，下无贤佐，至道泯然其将绝。苟非载以文而指示焉。则后世虽有间气英明之士，亦且惑于异端，天下几何其不流而人于禽兽也。圣人有忧之。为之作六经。六经指道之大路，而语孟又指人六经之关要也。”哒里的“至道”即指尧舜之道，所谓“文”则是指载道之文，具体是指六经，即儒家的《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正是儒家典章，而这些典章所记载的莫不是儒家的礼乐制度。再如：“斯文施设乎二帝三王之政。笔削于孔子孟轲之书。其教亦备矣。然轲没未几而遭焚坑之祸。历两汉。涉魏晋，至唐、五代，缉之者不足以药疮孔。补罅漏，大为异端之所薄蚀。斯文之气奄奄欲尽。”这里的“斯文”即是“斯道”，具体是指曾经施用于二帝三王的礼乐制度，而这些制度以文字的形式保存在孔孟之书中。胡宏的“斯文即斯道”的观念在文章中有多处表述：“孟子有师诸侯之德，斯文所系。”“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颜回克己。世鲜求方，孔仅论中，人希探本，弃漆雕之自信，味端木之真闻。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斯文久寥落，我欲问苍天。苍天默无言。复欲问古先。古先群圣人，去我三千年。纷纷儒林士，章句以为贤。问之性命理。醉梦俱茫然。……近得程夫子。一线通天泉。”上述引文表明。胡宏反复感叹古代圣贤皆是“斯文”所系，而当今时代则是“斯文寥落”。“斯文扫地”，表示“仁者”要以“斯文”为己任。
二、胡宏“斯文即斯道”观的表现
胡宏主张“斯文”即“斯道”，但他又不得不面临着现实生活中“文”与“道”为两途的存在。用他的“斯文即斯道”的观念，来评价现实社会中“文”与“道”的关系，胡宏表现出两种明显倾向。
第一，极端鄙薄词章之学、诗赋之文的重道轻文倾向。“赵幼翁言学，胡子日：‘学道者，正如学射，绩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后可以积习而求中的矣……若志不在于的。苟欲玩其辞而已，是谓口耳之学，曾何足云?夫滞情于章句之末。固远胜于博奕戏豫者，时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胡宏认为，玩弄辞彩只是“口耳之学”，不是根本之学；“章句”只为“末”技，而那些“滞情于章句之末”者，胡宏很为之惋惜。“何其小也?”“若直守流行于世数卷纸上语，而不得其与天地同体、鬼神同功之妙，则非善学矣。其合于天地、通于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乘天运，御六气，赞化工。生万物，与天地参，正名为人。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各万物，至大至妙，不赀之身于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这里，作者将“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者视为自弃。是不仁之举。是对人本身经天纬地之才的放弃。“今之儒者，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学文艺，令其弟子、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反，则心始荒而不治。万事之成，成不逮古先矣。”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驱役世俗如家隶。政时儒之甚辱。实先圣之忧今。这里，胡宏将“学文艺”与“干仕进”看作斯文扫地的表现，认为这是当时儒者的两大侮辱，也是后世不及古先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应该是：“续孟氏不传之学以待有司之举，发六经精微，论百家得失，陈当世要务。”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胡宏对建安七子的反感：“作文发妙理，经国厉远图。游目建安中，才子足欢娱……悠悠彼七子，流光失其孚。飞觞宴婉娈，鼓瑟吹笙竽。主人敬爱客，徒尔相扬揄。魏祚竟不长，诒谋止斯须。逡巡数十年，刘石横八区。所以汉高帝，慢骂轻文儒。”在胡宏看来，建安七子尽管“作文发妙
理”，但无救于曹魏，无益于乱世，因此刘邦轻慢文儒是很有道理的。类似的轻视文辞的言论还不少。如：《送游人归荆南》“心耻文俳似班马，眼看青紫白头旋。”“纷纷儒林士，章句以为贤。问之性命理。醉梦俱茫然。”“章旬纷纷似世尘，一番空误一番人。”绝旬五首：“少年宜若厉。诗酒勿留连。”因为对文辞的极度鄙薄和否定，胡宏在《中兴业》自然提出了“罢经艺诗赋之选，立孝廉经术政事之科。”的主张。
第二种倾向，论文尚道尚实，反对空言。这种倾向又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首先，可以从他盛赞道学家之文看出来。二程有重振孔孟道学之功，胡宏对其朴素平淡之文高度赞美：“然其言质素而不华，理平淡而无奇，无文之言，犹璞玉也，雕琢者在于玉工。吾能存之而已。无欲之理。天理也，非存纯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则行之。”二程因做了大量的理学文章。且又有“语录为文”的倾向，其文章常被冠以“理学腐儒”的帽子。胡宏将二程的“无文之言”却抬得很高。视为璞玉，与“无欲之理，天理也”相提并论。胡宏并不认为一切无文之言均为璞玉。而是因为二程之文是“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很明显，胡宏认为对于文而言，道为本，文为末，道高，则文虽质，仍为璞玉。同样，对于周敦颐的《通书》，胡宏推崇备至：“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人见其书之约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见其文之质也，而不知其义之精也；人见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长也。”在这里，首先，对于《通书》，胡宏与世俗的着眼点截然不同，胡宏看到道之大、义之精、味之长。世俗只看到书之约、文之质、言之淡。其次。胡宏认为道之大、义之精、味之长的意义远远盖过书之约、文之质、言之淡的缺陷。再次，也反映胡宏对于载道明道之文的欣赏角度与俗迥异，世俗崇尚华辞繁饰，胡宏对言语简约而论道明畅正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辟、言语平淡而意味深长的文章颇为欣赏。而胡宏自己的文章也秉承这一原则，具有言约义精的特色。
其次，还可以从胡宏对孔庄之文的褒贬看出来。“孔子定《书》，删《诗》，系《易》，作《春秋》，何区区于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悯斯人，故丁宁反复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庄子之书。世人狭隘执泥者，取其大略亦不为无益。若笃信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论。则其中无真实妙义，不可依而行也。”孔子之文重在实用。且其用心高远，“上承天意，下悯斯人”。其著作文章。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因此，虽然“丁宁反复三四不倦”，却不嫌哕嗦重复。《庄子》之文，从内容而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胡宏却认为《庄子》只对“世人狭隘执泥者”有用。对于“笃行君子”则“无真实妙义”。没什么作用。这里，胡宏基本是从尚道和尚用角度，对《庄子》持否定态度，而其文彩，胡宏则根本忽视。
再次，还可以从胡宏的“学文艺”之法中体现出来。在《胡宏集》中只有一处提及关于“学文艺”之法：“又闻有相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因是虎变亦未可知也。”这里东坡之法令当是指东坡八方受敌读书法，但为何偏向“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在胡宏文集中找不到其它说明，不好确断，但恐怕也与胡宏的“斯文即斯道”观相关。胡宏继承二程洛学的道统观，认为孔子所传二帝三王之道，经曾子、孔假、孟子而绝，到二程复张，从这个道统观中可以窥见胡宏倾向“左氏、两汉、韩、柳”之文的玄机，那就是“左氏、两汉、韩、柳”都是道统承传上的关键环节。首先来看《左传》。《左传》被后世视作为《春秋》作传，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胡宏之父胡安国以治《春秋》而著称，视《春秋》为“圣人传心之要典”，因此，胡宏从尊崇儒家道统的观念出发，重视《左传》也是当然。再来看两汉之文。在胡宏文集中找不到任何对两汉文的具体评价，但胡宏对两汉之道和两汉之史却颇多肯定，如前引《程子雅言前序》，认为儒家道统至孟子而绝，但汉代杨雄的功劳“不驳于正统”；另外，在胡宏的历史观中。胡宏崇尚二帝三王，对秦以后多持否定态度，唯独对汉代不少制度却持肯定态度，如肯定汉初分封同性王的做法；再如汉代的官僚奖惩制度，胡宏认为值得南宋朝廷借鉴，他在《中兴业·官贤》的政论文章中写道：“有用未当其才者则易之，用未尽其量者则外之，有称职者，颁告天下，用西汉法。增其禄秩而勿徙郡县。守令政治卓然者。如东汉法，守人为三公，令升为刺史。”在胡宏的观念里。二帝三王的先王之道是最理想的蓝图，而汉代毕竟离上古之世较近。而且汉代独尊儒术，对上古先王礼乐制度有最大的接近和继承。而后世则是越来越远。而对韩愈、柳宗元的欣赏自然也和他们的儒学成就相关。宋代理学的道统说基本是承韩愈而来。韩愈在《原道》、《重答张籍书》，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程颐则继承了这一道统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敬现代学者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至于柳宗元。也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且其独特的关于“道”的思想与胡宏经世致用观有共鸣之处。柳宗元从解救“生人之患”出发，强调“辅时及物”之道。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这和胡宏理学重视经世致用有契合之处。胡宏认为，“万事万物，性之质也；因质以致用，人之道也。”“窃惟古圣人之言，无不入时事者。”很明显，胡宏也强调辅时及物致用，胡柳显然有共同之处。
三、胡宏“斯文”即“斯道”观念的渊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宏“斯文”即“斯道”的文学观仍不出于道学家重道轻文文道观的轨辙，介于周敦颐和二程文道观之间。周敦颐对文道关系有过明确界定：“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里，周敦颐将“道”规定为“道德”，将“文”规定为“文辞”，并强调了“道”的第一性。但周敦颐并不完全忽视文辞的作用。美则爱，爱则传，传则成教，文辞之美有助于道统之传。胡宏继承了周敦颐“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的观念，视文辞为“口耳之学”，以“章句”为“末”技，但周敦颐“美则爱。爱则传”的文辞之美有助于道统之传的观念，胡宏并没有继承。可见胡宏在重道轻文方面比周敦颐走得更远。二程的文道观与周敦颐一脉相承，但在轻视文的方面走到了极端。首先，二程的“斯道”即儒家“圣人不传之道”。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提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传，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这一斯道观正是胡宏所本，基本为胡宏继承；其次。二程对文章或文学的看法走到了极端。在回答“作文害道否?”的问题时。程颐明确指出：“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他认为诗文“非止为伤心气也，……不止赘而已，……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从“作文害道”的观念出发，二程将文与道尖锐的对立起来。“辞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因此。他对文士极端轻蔑：“今之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疑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胡宏因为对二程有着极端的推崇，他在《程子雅言前序》中明确表示了归依洛学的思想倾向：“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洒扫于先生(指二程)之门，始集其言，行思而坐诵。息养而瞬存。因其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与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异焉?”因此，胡宏也继承了二程对文辞的轻视。表现为对文章之学，诗赋之艺的鄙薄，对“滞情于章句之末”的不屑和可惜，将“学文艺”和“干仕进”看作斯文扫地的屈辱。但胡宏对文辞的轻视并没有走到二程之极，至少他并没有直接说出“作文害道”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