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计划。他一方面派夏曦、刘少奇等与国民党联系，从事改造湖南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方面在《新时代》等刊物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等文章，认为随着中国时政和革命的发展，需要建立以国共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1923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力主国共合作。大会围绕是否全体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工农群众是否一起加入诸问题发生激烈争论。陈独秀等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张国焘等“左”倾思想者则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作战，并根据自己组织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9月，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汇报湖南分步发展国民党的构想：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今衡阳）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组织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李维汉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长沙党部和湖南临时省党部相继成立，湖南国共合作形势蓬勃发展。
蔡和森是最早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22年7月，他参与制定了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全国革新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同年8月，他出席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这次会议上建议共产党应该联合国民党开展活动。蔡和森赞成马林的建议，并在会后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其他领导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的始点。西湖特别会议结束不久，蔡和森兼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主编，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宣传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政策。在创刊号上，蔡和森发表了《统一、借债与国民党》，集中阐述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和对国民党的希望与要求，希望中国国民党效法已经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导的国民党”，担负起民族革命的重任。对于孙中山联合军阀倒军阀等策略、对待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等等，蔡和森总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欢迎其进步，批评其错误，从而不断推动国民党向着改组的方向前进。
被誉为推动国共合作“桥梁”的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袁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历次斗争，深受孙中山的赞许和器重。1921年1月，他在上海由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5月，他应孙中山之召，从上海来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府参议。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在促成孙中山思想转变和促进国共合作方面，起到了一般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1921年底，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林伯渠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马林向孙中山陈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条建议，其一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革命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其二“是有革命的军官、干部，要开设军官学校”。孙中山对此表示赞同。1922年8月，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避居上海，林伯渠又安排陈独秀、李大钊与孙中山会见。之后不久，苏俄特使越飞来华，经李大钊、林伯渠等介绍，越飞的代表会见了孙中山并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设军队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农运动，开始接受中共的某些反帝主张。紧接着又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正式确定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对于林伯渠在国共合作中的贡献，吴玉章曾赋诗赞扬说：“十月光芒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参与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出席大会的12名湘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林伯渠、毛泽东、李立三、李维汉、夏曦、袁达时等。其中林伯渠、毛泽东、李立三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合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民党一大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1923年1月2日，国民党重新推选干部，林伯渠被推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处理改组国民党的有关事务。林伯渠就任后，聘请了共产党员张太雷为干事协助工作。因当时国民党未设组织部，总务部除了人事、秘书等机要工作外，还兼办组织工作，统筹江浙、湖南等省和海外的中共党团员参加国民党的事宜。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就是由林伯渠找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前往组建的。而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也与林伯渠的联系活动密不可分。1923年底，林伯渠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酝酿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奔走斡旋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苏联顾问之间，并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担任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湘籍国民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选出的中共党员毛泽东等3人为代表。林伯渠除极力申辩外，还与谭平山多方活动，终于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1924年1月，林伯渠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又被推举为农民部部长。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议案的讨论，“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以致“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射着他，——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在讨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等议案时，他发表的不少意见为大会所接受。当讨论《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毛泽东慷慨陈词，认为比例选举制是给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最终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取消了该提案。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也是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当时毛泽东的代表证是39号，李立三的代表证是114号。他在会上多次发言，有理有据地提出不少促进国共合作的好建议，表现相当出色。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任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两个职务。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国民党中央强调要在组织上和纪律上进行整顿，对党员重新进行登记。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长，在执行部冲着毛泽东责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不登记!”带动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毛泽东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结果，这帮人不得不重新登记。同期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湖南共产党人还有组织部干事罗章龙、工人农民动动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和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等人，他们与毛泽东一道，以一种积极合作的精神与国民党共同开展工作，带动了执行部实际各项工作的开展。
协助筹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建立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一批湘籍共产党员或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建，或曾在军校工作、学习过。
黄埔军校初创时，军校筹备委员会只能委托各省的国民党党员采取秘密形式进行分散招考。何叔衡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就接受了回湘办理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湖南招考的任务。当时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虽然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实际上却依附北洋军阀，割据一方，压制进步人士，因此，黄埔军校在湖南的招考工作，不得不秘密进行。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的主张，何叔衡随即通知党的基层组织，推选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长沙清水塘分批考试。这次考试是初选，主要目的是看报考人员对革命的态度，所以考试课目设置极其简单，仅作文一篇。4月中旬，湖南省初试通过的考生再由何叔衡通知办理了填表、领取路费等事宜。在这批考生上路之前，何叔衡要求他们不要集中行动，而是分散秘密搭火车、轮船到汉口后，再经汉口搭轮船到上海。
黄埔军校招生时，正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被委托负责接待长江流域选送来上海地区参加黄埔军校复试的考生，办公地点就设在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地内。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地考生，毛泽东都给予了热情地接待，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考试。其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湖南地区前来应考的郭一予、陈作为等人没经历过军校考试，心里都没谱，想找找熟人，知道毛泽东在上海负责考生复试工作，便想走走这位老乡的“后门”。他们把湖南党组织的公函和报考名单一起交给毛泽东，同时凑到跟前小声表示：我们都是湖南来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都想杀敌报国，又没有基础，怕给“考下来”，请你多照顾呀!毛泽东理解同乡小青年的心情，但这个口子是绝对不能开的，他安慰道：大家的积极性是好的，我一定主持公道，不让大家吃亏。你们也要看到，来考试的人很多，条件也很严，主要凭成绩录取，而且考试组织周密，领导重视，不可违犯规定。所以，你们要把精力放在考试上。告诉大家，好好复习功课，沉着冷静应考，争取考个好成绩。上海地区的招生考试也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复试项目除体格检查外，国文、数学以及物理、化学都进行了考试。湖南来的考生尽管国文考得不错，但其他科目不太理想，这让毛泽东倍感惋惜。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同乡之谊而有所照顾，最后只取录了8名湖南考生。政治条件审查合格后，都发了旅费和证明书，尔后再前往广州参加总复试。毛泽东向大家表示祝贺，告诉他们继续做好考试准备，勇于闯关，争取最后胜利。还鼓励大家，如果进了军校，更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严格训练，多为国家立功勋。据史料记载，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国民党军队海军司令桂永清、国民党名将黄维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方志敏等。
黄埔军校成立后，在黄埔军校前6期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约有800人，而湖南籍的党员又占近1/3，其中著名的有陈赓、许光达、周士第、萧克、宋时轮等解放军将帅，还有为革命而牺牲的蒋先云、左权、黄公略等优秀军事人才。他们对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和两次东征、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致力北伐军政治工作
国共第一次合作发起的北伐战争，在短期内横扫东南半壁江山，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革命胜利的取得是与北伐军建立的一套新型政治工作制度并有效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其中，以李富春、朱克靖为代表的湖南籍共产党人功不可没。
主持过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李富春是长沙人，192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兼国民党旅法执行部宣传科主任。1925年11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中共中央要求必须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坚持不懈地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要求成立军事政治训练班，培训骨干供给各军，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开办了一期专门培养政工干部的政治讲习班，7名理事中毛泽东、李富春、林伯渠都是湖南籍共产党人，其中李富春为班主任。讲习班以学习政治理论为主，由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亲自任教。当时共招收学员400余人，由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一部分编余军官和中共湖南区委选送的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组成。李富春主持班务，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对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经常用一口长沙话督促大家认真学习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重担，担在每个同学的肩上，要发奋学习，学好！”4个月后，讲习班的学员毕业，分赴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各级政工人员，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鼓舞士气、瓦解敌军、争取民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朱克靖出生于湖南醴陵，1923年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他奉调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滇军改编的第三军部队成分复杂，军阀习气浓厚，战斗力较弱。因此，改造这支军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朱克靖带了一批共产党员来到第三军后，他首先在军、师两级设置政治部，向各团、营委派了政治指导员，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政工队伍。接着，他又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向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并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他处处以身作则，有力地促进了该军的改造工作，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第三军向湖南、江西进发，朱克靖和士兵同甘共苦，特别强调行军纪律，提出“不拉夫、不封马、买东西照价付款”的口号。
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或秘书的湖南籍共产党人还有第四军党代表罗汉、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第三师党代表鲁易、第二十师党代表李六如、第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第六师党代表萧劲光、独立五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等人。在各军的团以下单位中，湘籍中共党员担任党代表的更多。这些政工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使部队的面目为之一新。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鼓舞了周围的官兵不惧伤亡，殊死血战。如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河南临颍战役的关键时刻，跃马在前，胸部负伤，毫不顾及自己，“负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直至最后牺牲。在他的感召下，全团打得十分顽强，3个营长阵亡2人，9名连长战死了6个，全团官兵伤亡近2/3，最终反败为胜，扭转了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