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请求，由于还不满16岁，经上级党组织特别批准，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0月，齐心从抗大五期（一分校第一期）毕业后，分配到长治国民革命学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兼队长，参加了荫城、西火镇战役。
不久，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迁往晋东南办学，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并决定以四大队为主与新招的第六期（一分校第二期）学员，以及部分因病因事不能长途行军的教职工组成了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齐心又调回留守大队任总务处书记。11月底，在校长何长工、大队长赖光勋、政委铁坚的带领下，从壶关来到武乡，等待抗大总校的到来。
大陌村流传的故事
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从壶关迁住武乡的第一站就住在大陌村。近两年我们在编写八路军研究丛书时，也曾几次到大陌村调查过，对留守大队机关、教室的情况都已经初步摸清，并曾写过相关文章。然而，要调查一位当时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谈何容易？毕竟时间已经过了70多年，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作古，当时是孩童且有一些模糊记忆的人也不多了。是否有些人能记得老一辈曾留下什么动人故事？
一分校留守大队是1939年11月底来到大陌村的，大队部住在村西的刘新发家，学校领导何长工、赖光勋、铁坚就住在正楼下，楼上曾是教室，至今仍有学员留下的字迹，上大课都在村中的德兴寺，几个学员队分别住在村中的刘中祥、刘楚三、刘克诚、刘发祥、刘清才、刘世宁等人家里。
我们曾几次采访刘新发、刘楚三等老人，但他们都不记得女同志的情况，有人提议可以问问原任村妇救会主任的史改转的后辈，于是我们找到了史改转的大儿子魏玉林。他说：“记得听母亲多次讲，抗大在大陌村，经常在德兴寺上课，总务处就设在寺庙附近的李双全家，有三位女同志就住俺家东窑。记得一位姓张，一位姓陈，还有一位姓‘齐’还是‘乔’，人家说的山东话，咱本地人听不大清楚。当时我母亲任村妇救会主任，经常与这三位女同志一起到村里开展工作。”
由于学员很多，房子非常紧张，为了缓解住房问题，村里的百姓与学员们一起，用木棍夹着高粱杆做成篱笆，并在里外抹上麦糠泥，搭成临时房子，为了解决取暖，村里组织人员到村西挖来浅层的煤炭供学校生火用，这一切与齐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齐心是总务处的书记，为了解决学员的生活困难，她可是东奔西跑沒少吃苦。
留守大队仍然坚持教学，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并进行军事训练，上午上政治课与文化课，下午上军事课，而且每周安排若干次去周边各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任务。政治课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战理论》《党的建设》以及形势任务政策教育，有时也请八路军总部首长来讲课；文化课除识字外，主要学习写信、打便条、写申请、写报告等，还要学习地理、历史等；军事课主要学习步兵战斗条例、游击战术，还有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和爆破五大技术。各连队的生活都非常规律，从一日生活入手，培养紧张有序的战斗作风，起床、晨练、吃饭、上课，有严格的时限和标准课时，武器随身带，背包当坐凳，随时都可以投入学习和战斗。村里80岁的刘楚三老人说，他清楚地记得抗大战士们在南操场出操、吃饭时排队唱歌的情景。
魏玉林讲，他曾听母亲史改转说过，这三位八路军女战士，白天忙学校的后勤事务，在村里进行抗战宣传，夜里便向他母亲学纺线，同时也教她识字，给她讲抗日救国道理。在她们的教育下，史改转在开展妇救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了村里的民兵活动，在一次“躲反”中，日本鬼子发现了她们藏身的窑洞，还杀死了她的婆婆，史改转满腔怒火，为了保护窑洞中的群众，奋不顾身，拼死将一名小鬼子撞下了深沟，旁边的另一个小鬼子拉住她，她又回手死死卡住了敌人的脖子，直到小鬼子翻起了白眼，就这样，她一人杀死了两个鬼子。
魏玉林家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那部纺车。他还介绍了当年他母亲与齐心等人一起搓花圪嘴、纺线、缠丝索子的情况。
春节前夕，由于村里识字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写不了对联，一些人家就用碗底蘸点墨在红纸上印圆圈圈。史改转的丈夫魏生金就请齐心帮他们写对联，齐心找来了笔墨，高兴地为附近十余户村民都写了对联。春节期间，一分校教职员工与村里的群众一起进行了文娱活动，他们利用娱乐，编排了许多宣传抗战的文艺节目，不仅在大陌村演出，还深入到附近村庄进行宣传演出。
随抗大总校在蟠龙
1940年2月26日，抗大总校由晋察冀军区组成的南下支队护送，长途跋涉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抵达武乡蟠龙镇。
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分校留守大队队部机关到蟠龙与总校机关合并，取消留守大队番号，何长工被任命为抗大总校教育长，赖光勋担任总校军事教育科科长，铁坚担任新设立的特科大队政治处主任。齐心被安排在抗大总校卫生处任文书。
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何长工驻扎在原义昌家，总校校务部、训练部、卫生处等机关住在法云寺，齐心住在东廊房一间小屋里。由于这是一座寺庙，许多房间都沒有土炕，也无法取暖，屋子特别冷，卫生处处长蒋耀德、政委尹斌关心她年龄小又是女同志，怕她吃不消，准备在村里帮她找个房子住，可她为了工作，还是坚持住在这里。
蟠龙村流传着不少抗大师生在这里时的故事。自从抗大住在蟠龙，每天八路军战士都会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清晰的记着两件大事，一是抗大在蟠龙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四五千人坐在南河滩开大会；二是在河滩搭起台子演出《黄河大合唱》，纪念五四青年节，八路军与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来观看，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后来人们还围着一堆堆篝火跳起集体舞、大秧歌，军民尽情地欢笑歌舞。
曾任县法院副院长的王先平回忆，她姥姥家就与法云寺紧邻，她母亲安改花常说，抗大在法云寺驻扎时，有几位女兵常常到她家来，她清楚记得一位姓赵，一位姓齐，一位姓李，咱这儿人习惯叫名字，可人家都习惯叫“小赵”“小齐”……女兵常常教她学文化，至今家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识字课本。在八路军女兵的引导下，安改花也积极参加了村里的抗日宣传活动。
我们来到抗大旧址法云寺，村支书房文堂告诉我们：“听老年人讲，抗大在蟠龙住了两个多月，日寇可是恨透了抗大，几次来蟠龙‘围剿’，烧了不少房屋，在型塘河滩打过几仗。后来抗大就转移走了。”
石瓮山上的采药女子
1940年6月，日军对武东地区进行大“扫荡”，蟠龙镇处于交通要道亦首当其冲。为使抗大教学不受影响，新任副校长滕代远决定抗大师生向东山一带转移，校址迁至石瓮村。
我们找到了69岁的赵月明，他介绍说：“虽然抗大在石瓮村时我还沒有出生，但由于我长期担任村干部，以前多次听老年人讲过这些情况，据传抗大在石瓮时，学校安排在张风河家，卫生处安排在他舅舅家东窑里，有位蒋处长常常向他舅舅了解村里的生活情况。听说有几位女同志住在隔壁的张起书家。”
于是，我们又找到张起书老人了解情况，张起书说：“我今年79岁，父亲在世时常常念叨，抗大在村里住时，有三位女八路在俺家东窑里和我大姐、二姐、三姐住在一起。记得一位姓齐，一位姓张，她们是搞卫生工作的，经常去找村里的民间医生张四荣，张四荣还带她们上山采中草药，采回来的草药常常堆在院里，晒干后就在门口的石碾上碾烂，给生病的学员用开水冲服，张四荣还在村里的清真寺给八路军讲中药的药性。她们也教我几个姐姐认字，至今家里还保存着八路军留下的书本。”
8月初，日军继续“围剿”武东地区，抗大总校只得离开武乡迁往黎城。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齐心表现得机智勇敢，经组织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1月，抗大总校决定，派齐心等四位女同志离开太行山到延安进修，跟随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新十一旅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纵队，历经40余天长途跋涉，冲破了白晋路、同蒲路、离汾公路及汾河、黄河等数道封锁线，终于胜利抵达延安。
1941年2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进修。
通过调查，无论是从历史资料的零散记载中，还是驻地群众的片断记忆里，我们都找到了齐心在武乡生活战斗的许多印记，有一些革命文物还被老乡保存了下来。齐心在武乡的抗战经历，在她一生中也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在与习仲勋的共同生活中也常常提起这段往事。齐心与武乡群众深厚的革命情谊，化作了老区永远的记忆。
（责编 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