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由来已久。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中央苏区时期，中央工农检察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三大机构互相合作，掀起了一场反腐肃贪的红色风暴。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拉开帷幕。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中央苏区三大报《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开辟专栏，公开报道相关案件。
中央工农检察部经常派巡视员明察暗访。苏区交通要道悬挂有“工农控告箱”，群众发现政府工作人员有贪腐问题，可以随时投诉。苏区对贪污分子的惩处极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两担红军急需的粮食而被判处死刑，尸体贴上了宣判书：“腐败变质、倒卖军粮的可耻下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成绩，至今尚未有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其斗争之坚决、成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单从《红色中华》报就可见一斑。据该报报道，中央各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费就减少30%，共节省经费8.7896万元。
这场斗争持续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进行长征后，暂告结束，为时3年之久。
苏区肃贪第一枪
谢步升落网前，是瑞金县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入党，在当地声望颇高。但他掌权后，很快堕落了。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村东头的一片树林里，新开辟出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广场被蓊郁如盖的古樟树包围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在“一苏大会”召开前，谢步升负责筹集会议所用粮食。他用大斗收，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还将剩余的1500余公斤大米私自卖给米贩子。任暴动队队长时，他将打土豪所得的金银首饰、食盐、衣物等私自侵吞，藏匿于家中。之前，他还将一名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吞没了对方的金戒指和毯子。他还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
谢步升生活腐化，与一个大地主的小老婆勾搭成奸。他嫌妻子杨氏碍手碍脚，将她卖走，骗人说她改嫁了。1932年2月，谢步升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委。查办谢步升案，遇到了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谢步升被释放回家。
邓小平时任瑞金县委书记，听说此事，愤然道：“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前往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对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
当日下午，一声枪响过后，谢步升毙命。它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肃贪的第一枪。
于都事件
于都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之一，位于江西省南部。1929年3月7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占领了于都县城。同年4月12日，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和于都县赤卫队成立。于都成了“全红县”。然而，仅仅在几年后，“全红”县变成了“全腐”县。
资料记载，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与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合伙开办酒店；后来酒店经营亏损，刘福元等人又合伙贩卖食盐生意，获取暴利。已调军区任职的前县委书记李国盛、原区妇委书记曾发元等人，也入股做起了生意。 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利用职权强借公款经商，牟取私利；组织部长高兴赞挪用大笔保险金，做私人生意；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李其采等人，造假账冒领动员费；少共国际于都县委书记腾琼等人，多次贪污公款和群众捐赠的款物……
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派工作组前往于都县调查此案。经过大量调查取证，于都县级政权集体腐败案被揭露，移交给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审理。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公开审理此案，有5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于都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震动。《红色中华》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此案。时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撰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向党政干部敲响了反腐警钟。这是中共查处的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
“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1933年，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临时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这项工程，交给了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负责，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
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就接到了举报信，举报左祥云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拆群众房屋，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立即令中央工农检查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调查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查实后大吃一惊，气愤地说：“这些都是苏区人民的血汗钱呵！是老百姓勒紧裤带省下来的呀！竟被这些贪官肆意挥霍，天理难容。”毛泽东亲自下令，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左祥云携款潜逃白区，并将军事地图献给了白军。不久，他被红军捉拿归案。
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8日，左祥云被判决死刑，执行枪决。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纷纷“曝光”。其中，江西省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将缴获的鸦片私自倒卖，私吞赃款；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利用职务贪污2000余元；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强奸妇女。这些腐败分子都被判处死刑。
当时，中央苏区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据《周末》李 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