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日报》早期历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能被忘记的。他就是曾任华北人民日报社经理部主任,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主持经理部工作的王友唐(1911—2005)。他从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创办之日起,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社的财务和经营。他勤恳、正直,富有经营才干,为《人民日报》的创办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有理财天赋的革命者
王友唐,原名王警钟,1911年9月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原汜水)县西马固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这是一个传统大家庭,全家人口达20余人,有土地80多亩,雇用长工2人。这个家庭还开办了一个榨油作坊,加工当地的棉籽油,收取加工费。
王友唐从小上学,高中毕业后求职工作。他在读书期间萌发了追求进步、反抗日本侵略的思想。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到河南偃师县契税局和安阳契税局工作了5年,由此广泛接触财税事务,为后来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于这年12月在河南博爱县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担任游击队的“供给主任”,开始了革命“当家人”的一生。1938年3月,他进入山西陵川县,参加牺盟会,两个月后参加了八路军。大约在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友唐。此后不久,他担任了晋东南八路军干部学校的管理科长。
这时,八路军已在太行山区建立了根据地,晋冀豫党委创办了机关报《中国人报》,王友唐于1938年10月调到《中国人报》担任印厂厂长。1939年,王友唐一度到设在壶关县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任总务科长,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王友唐被调到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担任总务(包括发行)工作。不久,出版社并入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王友唐任总务科长。
九死一生,意志更坚
1942年5月下旬,侵华日军调集3万多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扫荡”。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在社长何云率领下奋战突围。何云在激战中壮烈殉国,王友唐所在的队伍被敌人打散,他隐藏在山中,却被日军搜出。王友唐拼将一死,冲上前与日军搏斗,被敌人刺中3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他浑身是血,昏倒在地。敌人以为王友唐已经战死,又朝他头部猛踢,弃之而去。王友唐昏迷很久才醒来,忍痛爬行上山,被一户农家救起,藏入山洞,终于活了下来。王友唐的一条腿留下了残疾,行走略有不便。他的头部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严峻的生死考验,使得王友唐更加坚强。此后他总是说,自己是战争中的幸存者,要为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
在太行山坚持抗战6年多,王友唐始终担负报社的经理工作,使报社的出版印刷和发行正常运转。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友唐奉命下山,进入河北邯郸市,参加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
当上了人民日报的“财神爷”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创办,到6月底就撤至河北南部的武安县南文章村,当年秋天又撤到太行山麓的河西村,然后稳定下来,一直到1948年6月。在这段时间里,王友唐始终担任经理部负责人。人民日报社在邯郸设办事处,主要是采办各种印刷物资,并担负大量的发行工作。王友唐奔走于邯郸办事处和武安河西村之间,保障物资供应,调配各种生活所需。
王友唐识人善任,发现了几位经营或经商人才,其中包括1937年入党的任县人赵梦五。经上级批准,他抽出一部分经费,资助或扶持他们经营,很快就使他们的企业发展起来,赵梦五经营的木材厂和货栈尤为成功。这些货栈和商家的经营获利不少,为报社的运转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经费。社长兼总编辑张磐石多次称赞说:“王友唐是人民日报的财神爷。”
在报社编辑部驻地河西村,除保证供应外,在王友唐安排下,报社自养猪羊,种粮种菜,逐步改善生活。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报社的供应比较稳定,伙食有所改善,每隔一段时间,编辑记者们能吃到一点肉,一两个月能包一回饺子。春节的时候吃得还能更丰盛一些。
在邯郸,王友唐经常派出采购人员,潜入天津、沈阳等敌占区采购各种印刷所需的机械和油墨等物品,并安全地运回解放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出过闪失。
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经理部经理的日子里,王友唐的生活非常简朴,和大家一起吃大伙房。有时候,派往敌占区采购物资的战友殷德宇等人回来向王友唐汇报。采购员一个个穿得衣冠楚楚,一副商人模样,而他们的上级王友唐身穿臃肿的旧棉衣,彼此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大家对此都毫不在意。经理部人员团结一致,勤奋工作,保证了报社的正常运转。大家都称赞王友唐“理财有方”。
“打老虎”伤着了王友唐
1949年初,《人民日报》进城了,并于8月1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王友唐担任报社的副秘书长兼任经理,继续负责报社的财务经营。在此期间,报社的规模急剧扩大,王友唐经手的钱财千千万万,一笔一笔非常清楚。
但是,在1952年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友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报社行政部门以搞运动的方式“打老虎”,凡是与财务工作沾边的都被怀疑是“老虎”。有人受到怀疑和逼供,忍受不了,屈打成招,搞假坦白,说自己贪污几亿元(当时一万元即现今一元),又说王友唐是更大的“大老虎”。负责运动的人要求对王隔离审查,被批准了。这使负责编辑事务的副秘书长李庄非常震惊,他以党籍担保王友唐不会做此丑事。他多次向报社总编辑邓拓进言:“群众有怀疑,可以审查,但是隔离太伤感情。”
1952年2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王友唐是作为“大虎”嫌疑人被“伴同”而去的。因为心底无私,他在会上安详从容,谈笑自若。“伴同”者都感到王友唐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因为这个样子是不容易装出来的。此后继续审查,没有结果。
在当时一定要打出“大老虎”的气氛下,邓拓亲自出马“询问”王友唐。当时有萧风、程庆丰、刘振祥等多人在场。邓拓对王友唐说:“你要老实交待。”王友唐说,我没有贪污,怎么交待?我欢迎组织上审查,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几个问答之后,邓拓就无话可说了。后来,邓拓也觉得王友唐不会有问题。因为他过去不熟悉王友唐,这时也不便表态。
李庄在回忆录里说,面对审查,王友唐始终态度明朗,表示欢迎组织审查,他保证:“贪污,说一个也没有,说一千也没有,说一万也没有。”
王友唐被隔离审查了一两个月,他在屋子里照常跑步锻炼身体,若无其事。报社又派徐兑和刘振祥到有较多王友唐老部下的《山西日报》调查。当时的副总编辑毛联钰出面接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毛联钰是王友唐在太行山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他在席间发自内心地称赞王友唐,说他一心为革命,胸怀坦荡,手中过账千金万银,全都是为《人民日报》的发展而来来去去的。他还借用张磐石的话说,当年报社在经营运转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没了钱就找王友唐”。
在《山西日报》的其他同行那里,徐兑和刘振祥还了解回来一堆王友唐严格要求自己、两袖清风的事例。调查所得打动了徐兑,她在归途中对刘振祥说,看来王友唐没有问题。
过了不久,原先说王友唐“有问题”的人全部翻供,指出那是逼供信的恶果,不是事实,不能成立,完全没有那回事。翻供说明和调查结果完全一致。
运动搞了两个多月,真相大白。王友唐一尘不染,经得起考验,是好当家人。在报社举行的大会上,总编辑邓拓当众向王友唐道歉。
为庐山上的彭总鸣不平
王友唐受到的委屈,是人民日报社进入北京后,由于搞“运动”而出现第一桩大冤案,这件事毕竟深深地伤害了王友唐。“三反五反”之后,王友唐于1953年5月调到文化部,任机关党委书记,行政十级。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展开。人们没有想到,王友唐在国务院所属部委机关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言,公开地说,文化部没有右倾,只有“左”倾。他还说,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信,符合组织原则,信的内容如有错误可以批评,谈不到反党集团。
这些话引起轩然大波,王友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好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是王友唐在太行山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一道出生入死。他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做结论说,王友唐工作积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对反右倾运动的看法有错误,属于思想认识,拟加强教育,不予处分。
王友唐虽然被保护过了关,但还是以“支援农业”的名义,下放到湖北省公安县当县委副书记,1964年10月回北京,担任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王友唐受到残酷迫害。他坚持了下来,1972年恢复工作,担任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负责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友唐担任文化部党组纪委常务书记。他于1982年6月离休。
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王友唐分外怀念在人民日报社的岁月,经常从住处徒步走到报社煤渣胡同宿舍,看望老战友李庄、张连德、安文一等人,和他们下一盘棋,共同回忆过去的日子。
作为当年的同事,刘振祥和王友唐熟悉了。有一次他到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王友唐,说起往事,刘振祥问,你写过回忆录没有?王友唐感叹地说:“世界非常美好。但是我没有写回忆录。”
晚年,王友唐住在文化部普通的宿舍楼里,家具陈设简单,一点也没有“财神爷”的样子。他于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本文作者采访了王友唐夫人赵玉明,由她提供部分材料。还有张桂云、刘振祥提供了口述回忆。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