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纸 本名陈大明，曾用笔名橙子。1971年8月生于江西省永丰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发表长篇小说《下巴咒》《逝水川》《原乡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天上花》《少女为什么歌唱》《玻璃禅》《问骨》，随笔集《拨亮内心的幽光》，诗集《时光图案》，文艺评论集《鱼说》《纸风景》《相遇的盛宴》等。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九十多篇。獲第十届“《作品》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曾就读于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014—2015年度广西签约作家、2016年度中国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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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童年时代都是借“口”了解外部世界的，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村里孩子，关于世界上最美味的苹果，是与外面的世界——县城有关的。
苹果，粉红色的苹果，普通的苹果，却给我青涩的童年带来了香甜的记忆。那是我童年第一次有了一种“外来”的味道，那是一种来自神秘远方的味道，那个地方开始漫进我童年的心房，我开始有意识地记住了在江西省的那座唤作“永丰”的县城。我站在家门口，看到外婆肩搭一条汗水浸透的旧毛巾，稳稳当当迈进我家阴凉的门槛里。外婆说，她逛县城回来路过这里。外婆在我爷爷的注视下，来不及坐下来，便从挎着的小竹篮里掏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苹果，那个苹果来自遥远的县城，那个来自县城的苹果让一位五六岁小儿郎记住了来自县城的第一种味道。
我记住了，县城那个离我村庄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凭我小脚小步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我从此记得了那个县城带来的美妙味道。
后来，我记住了，也分外留神爸妈的行踪，我时不时能听到他们在哪一天会突然说：今天去当街。“当街”，即是去县城的意思。那时，只有在县城才有“街”，“街”是想有多远就有多远、想有多好玩就有多好玩、想有多少好吃的就有多少好吃的地方。去当街的爸妈果然每次都会带一些东西回来，“一些东西”中大多是能用的东西。那时候，只有要卖一些东西，或要买一些东西，才会去县城“当街”，那时没有“逛”那个字，那时的人没心思逛，没钱逛。爸妈把从县城带回来的东西一件件清出来，往往会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油条、一块炸油饼或者三四颗糖果来，他们也不逗我，而是直接放在我手上，他们只是在从县城回来后对我表示一点点“小意思”，是顺带捎回来的。而对于我，那一点点“小意思”，却是当天生活的全部“亮色”。
有一次，爷爷去县城“当街”回来，他把竹篮放在饭桌上，然后冲我神秘一笑，再去小心地揭开盖在篮子里的毛巾。我看见爷爷脸上的笑意慢慢凝住了，他自言自语：我冇离开哪里呀，我冇离开篮子呀……我凑过去看爷爷的竹篮，上面躺着一根扁平的小木片。爷爷将那块小木片在我的额头前一划一划。爷爷的问话像一缕一缕急骤的小风掠过我的额头：你你你偷吃得那么快？我愣愣地看着那块小木片，实在不明白爷爷说的是什么意思。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当时的六月天，从相距八九里的县城买一根冰棒回家，是一件多么冒险的事情。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当时爷爷不晓得：冰棒在太阳底下是会融化的。一根冰棒的融化，让我渐渐对时间与距离产生了概念，对那座县城离我们村有多远，走路要多少时间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我认为：凭我小小的身躯和脚步，我不足以走到县城。但县城有苹果、有油条、有油炸饼，还有糖果和冰棒。我开始回应爸妈去县城的行动，比如我会喊“我也去”！他们不让我去，我会板着脸不高兴，或者干脆哭鼻子，甚至赖在地上不起来。这些招数在妈妈那里丝毫不起作用，在爸爸那里却立竿见影。虽然爸爸也不是很愿意带我去，但他心软，我就可以大胆地跟在他后面。起初是破涕为笑，一路小跑，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走到县城。但跑着跑着，便没力气了，连走都走不了。
去县城的路好遥远啊，路旁的一棵棵小松树，往后走动得怎么那么慢呀？小溪里的水，一路“哗哗啦啦”地嘲笑我。连路边的野花都摇头摆尾，劝我“别去别去”。我拉着爸爸的手，被爸爸拉着走，接着，是拉着爸爸别走。可爸爸偏偏要走，而且要走快一点，爸爸不想被我拉扯着，便索性蹲下身子，低下肩膀说：来，骑马！我就战战兢兢跨上去。
想想，那时进城真是威武啊，像攻城拔寨的元帅，威风八面进了县城。县城人真多啊，街道真宽啊，房子好高啊，东西好多啊，地方好大啊。我两只眼睛不够用，恨不得长出四只眼睛来、八只眼睛来、一百只眼睛来。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油条和油炸饼，我一声声尖叫，随之将父亲头上的黑发揪得更紧了。父亲一边“啧啧”地叫着，一边艰难地弯下腰，向摊主问着价钱。我第一次知道了油条与油炸饼多少钱一根或多少钱一个。但五分钱对于我是巨款，巨款只有爸爸掏得起，而我，那时身无分文。爸爸会一边努力地平衡身子，一边从两边的口袋努力地翻动，掏出几枚硬币，买下一根油条或一个油炸饼。如果更奢侈一点，会在县城中心新华书店旁的一家小摊上吃上一碗一毛五的米粉，吃了之后，爸爸会叮嘱我：“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呀。”这时，往往是爸爸进了旁边储蓄所领了利息之后，因为妈妈不认识字，领了多少利息，她不晓得，爸爸就可以从利息中抽取几毛钱，偷偷打“牙祭”。
每隔个把月，爸爸会带我去县城一个叫“直街”的地方理发。理发的地方是国营理发站，两排大大的椅子，足足有十来张。理发的师傅统一穿着白色大褂，像医院的大夫。爸爸好像与那里所有的师傅都熟，他们见他进来，都大声地喊他的外号，热情与他打招呼。手上有活的，明显加快了速度以期能抢得理爸爸的头发。有时爸爸只让我理，当然，有时我们两个人一起理。尽管理发师们都很和蔼 ，动作也很轻柔，但我仍很怕，我怕洗头，低着头，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凉意从脸上一直窜到心脏，我手脚打战，受不了，我会 “哦哦哦” 轻叫，希望水马上停下来。
直街理发店的斜对面是梭罗巷，巷子里住的都是老县城人。姑姑家也住在那里，尽管我们时不时去县城，却很少去姑姑家，只在过年时去她家做客。姑姑家很小，两层，每层约十来平米，一楼一张灶台，一张碗柜，一张饭桌，就挤得满满当当了，连凳子都是塞在饭桌下面，吃饭时才拿出来；楼上摆着两张床，连尿桶都放不下，放在一楼楼梯下面，每次吃饭时，臊气熏天。我们很少去姑姑家，即使春节去她家吃饭，也是匆匆忙忙吃完，匆匆忙忙回去。可有一次我到姑姑家舍不得回，我想跟表哥表弟表妹玩，特别是天黑了要他们带我到附近的河湾百货商场旁的剧院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