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尤其是汉武帝即位后，国力日渐强盛，社会更为繁荣富庶，于是体现着皇权意志和皇家气度的大型石雕及金属雕塑，也作为皇富苑囿的特定装饰蓬勃发展起来。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上林苑筑飞廉观，观上置铜铸飞廉像，太初元年(前104年)造建章宫，在其北阙以钢凤凰为饰，又造神明台，台上树立“高三十丈，大七围”、由铜铸仙人托载的承露盘；在太液池的西北岸，分别雕造石龟与石鱼；于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在池中雕三丈长的石鲸，并雕牛郎织女像置于池之东、西，以象征天汉。这些皇家宫苑的装饰雕塑，仅少数石雕保存至今，但由此足以想见当年皇宫苑囿的气势与规模。
昆明池牛郎织女石像
昆明池是西汉皇家苑囿上林苑中的一处人工湖泊。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昆明池不仅具有操练水兵的军事目的和为城市蓄水等实用功能，也是皇家贵族重要的游乐之地。昆明池遗址位于今西安长安区斗门镇东南面，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池水早已干涸，唯有牛郎、织女等石像尚存。牛郎石像高258厘米，着交襟长衣，右手曲举，左手贴于腹前，作跽坐状，眉目须发仍清晰可辨。织女像高22 8厘米，着右衽交襟长衣，双眉感锁，嘴角下撇，笼袖端坐，显得娴静端庄。二石像均采用整块天然花岗岩雕凿而成，造型简洁，风格拙朴，人物轮廓的刻划刚劲有力，展现了西汉早期石雕浑厚坚实的艺术风格。
关于昆明池的牛郎织女石像，文献中多有记载。如班固《西都赋》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说：“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像天河。”牛郎织女石像的出土位置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可见设计者在最初的苑囿规划中当是借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来表现昆明池浩如天河的象征意义。
甘泉宫石熊 汉代甘泉宫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铁王乡南梁武帝村，是汉武帝在秦林光富的旧富基础上扩建而成，用于祀奉天神和作为避暑的离宫，规模仅次干长安未央富。《三辅黄图》中记载：“甘泉富，一日云阳宫……始皇二十七年作宫及前殿，筑甬道自成阳属之。汉武帝建元(前140～前135年)中增广之，周回一十九里，中有牛首山，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汉武帝还在甘泉富之外扩建皇家苑囿，“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石阙、峰峦、鹊观”。如今，在甘泉宫遗址上尚有一石熊留存。石熊高125厘米，右前肢抱胸，左前肢抱头，顾首东盼，憨态可掬。在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洗涤之后，石熊已风化残损严重，但因共浑然天成的造型和古拙的风格，仍可称得上西汉苑囿动物石雕的代表。
太液池石鱼 1973年出土于西安三桥北六村堡乡高堡子村太液池遗址，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大门水池内。它以整块砂岩雕成，长490厘米，宽100厘米，两头细中间粗，略呈橄榄形，全身仅雕刻有一只眼睛。造型简洁，显出天然去雕饰的意味。据《三辅黄图》载：“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富北，未央宫西南……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长三丈。”《长安志》记：“池北岸有石鱼，长三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龟三枚，各长六尺。”根据以上诸书所记，汉太液池原有石鱼、石龟为装饰，现发现石鱼之处芷是太液池北岸，与史籍记载基本一致。
古拙沉雄的陵墓石雕
从文献记载来看，陵墓雕塑在战国、秦代已然出现。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王阖庐之冢“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云虎丘。”《西京杂记》载：“汉五柞宫青梧观前有石麒麟二，头高一丈三尺，刻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冢上物也。”这些早期陵墓雕塑今已难觅踪影，但从两汉时期陵墓石雕中出现的石虎、翼兽来看，它们很有可能在前朝已经有了渊源，并且以表现神瑞题材取意镇墓驱祟的目的，似乎也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于陵墓前建制神道和放置神道石刻直至汉代才正式出现。当时，由于“上墓”“墓祀”以及“上陵之礼”的盛行，使墓葬的陵寝和建筑形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上陵礼”的需要，陵墓建置规模不断扩大，墓前建筑与神道石刻也就应运而生。
现已发现较早的陵墓石雕多出自陕西，如霍去病墓石雕群、张骞墓石兽等，由此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古代陵墓石雕艺术的帷幕。
霍去病墓石雕群 霍去病墓位于兴平市东北17公里处，为汉武帝刘彻茂陵的陪葬墓，处于茂陵东约1公里的陵区内。其墓前陈列的石雕群可谓西汉石雕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石雕是为纪念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性雕刻，留存至今的石雕作品包括马踏匈奴、跃马、伏虎、石蛙、石鱼、石人、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 4件，以及“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题铭石刻各一件。
霍去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将领。他自幼精于骑射，从元朔六年(前123年)1 8岁任骠姚校尉开始，到元狩四年(前11 9年)为止，5年之内6次率军出击匈奴，屡建战功，为安定北方边寨，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因而也深得汉武帝信任，初封冠军侯，又晋封为骠骑将军。不幸的是，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病逝，年仅24岁。汉武帝为了表彰其功，给予了陪葬茂陵的荣誉，并起坟冢象征祁连山，以为纪念。正如《史记》所载：“元狩六年薨。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同时，还特令工匠雕造各类天趣宛然的动物、人物石雕放置于墓冢之上，以赋予陵墓天然景象与生命内涵，并更加形象化地再现了墓主征战建功的自然环境。
这批大型石雕均用花岗岩雕成，循石造型、随石而刻，雕刻简练但蕴藏有力度，充满了古朴浑厚、沉雄博
大的气魄与风格。
其中的“马踏匈奴”像是这批纪念碑石雕群的主体，原石放置于霍去病墓碑之前。石雕高168厘米，长190厘米，宽58厘米，表现了一匹傲然卓立、气宇轩昂的战马，踏立于一执弓握箭的仰卧人像上。人像巧妙地填充了马腿之内的空间，使整件作品浑然天成又充满稳定感。霍去病的辉煌功绩凝结于这一人一马的石雕作品中，以此赞颂了骠骑将军在战争中建树的奇功。
除“马踏匈奴”外，这一组石雕原本都放置在坟冢的陡坡上，因此仍属于林苑式纪念性石雕。不过它们出现于陵园中，对之后帝陵建制神道和陵墓石刻的组合、布局等，无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骞墓石兽 张骞墓位于陕南城固县，墓前二石兽因长期倒没于土中，后重新发掘出土，故风化残损严重。石兽为石灰岩质圆雕作品，身形矫健，出土时还能见到肩部所刻的双翼，雄壮之姿犹存。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卓越贡献。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逝去，葬于陕西城固。至于其墓前石兽的雕造年代，学者大多认同东汉所造。如王寿芝先生认为，从石兽的造型特征、石材、历史现象等方面综合分析，当为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 8～7 5年间)，为了纪念张骞打通西域而又在墓前重新修建。即便如此，它们也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墓前带翼石刻神兽。
东汉双兽 1959年出土于咸阳西二里沈家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出土时倒卧放置于距地表约2.2米深的坑中，石面光润，犹如新刻。双兽头类狮子，身若虎豹，作行走状，形体优美自然，姿态灵动矫健，从昂扬的头颈到曳地的长尾形成一条流畅的曲线，极富动感。其造型已完全摆脱了西汉石雕循石而刻的局限性，生动传神，雕刻游刃有余。因其外形特征与洛阳出土的东汉石狮、陕南张骞墓石兽、四川雅安高颐墓石兽等东汉石雕作品相似，可推定其年代当属东汉。由此看来，这种昂首鼓胸、曲腰疾走的姿态，为东汉动物造型石雕较典型的特征。它们在风格上既不失西汉石雕的拙朴、雄厚，又颇具唐代石雕的精致、洗练，可谓上承秦汉之的，下启隋唐之风的优秀作品。
富有特色的陕北画像石
画像石起源于西汉时期的河南南阳和鲁南苏北等地，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流行于两汉之际。东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四大画像石中心，除两个发源地外，在四川和陕北地区也盛行这种独特的丧葬艺术。迄今陕北出土东汉画像石总数已愈千块，主要分布于榆林市所辖的神木、榆阳、横山、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子洲、靖边九县。根据陕北画像石的纪年铭文和画像风格判断，其流行时间大致在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到顺帝永和五年(1 40年)之间。
陕北在东汉时地处边陲之地，画像石的内容及风格都显现出较强的地方特色，更因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而透散出质朴的风韵。陕北画像石大多只用作墓门的装饰。工匠通常采用减地平雕的技法使所刻图像呈现出剪影般的效果，再施以彩绘表现细节，形成刻绘结合的独特风格。构图和图像配置均有较固定的模式：门扉上通常雕绘朱雀、辅首及青龙、白虎图像，门楣、门框分为内外两重，外圈图像通常表现连贯的流云纹，并干流云之中穿插各种仙禽瑞兽，内圈于左右门框上雕刻西王母、东王公。陕北画像石无论在雕刻技法、图像内容、构图模式等方面都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而其简洁、质朴、大气的风格特征又与陕西汉代大型圆雕一脉相承。正如《庄子·天道》所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