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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程十发
我能与程十发老人结识，这得感谢为我“牵红线”的“媒人”——我独立主持的第一个电视栏目《诗与画》。
通过主持《诗与画》，我在上海绘画界陆陆续续认识了一些朋友。久而久之，便经常跟他们去参加一些美术圈里的活动。那一次，应该是在1993年，我跟着几个绘画圈的朋友参加了马利颜料厂（现在叫作“上海实业马利有限公司”，是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画材生产厂商）举办的一次画家笔会。
1993年正好是马利颜料厂改革创新的重要年，公司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设备，改制成为中外合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新企业打打气、做做宣传，公司邀请了一批上海地区的书画家、艺术家，现场作画、题词，为企业进行宣传。这次笔会，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办起来的。
那时的程十发已经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一则是地位高，二则是工作忙，三则年事已高，自然不会亲自执笔作画。记得笔会那天他来得很晚，他一到现场所有的人都“哗”地涌了过去，颇有一种大明星驾到的“派头”。
他到场的时候，别的画家已经把画画好了，主办方便请他在画上题字。他在那边写，其他人就围在边上看着，我当然也凑在人群之中。他一边题字，一边朝我所在的方向瞟了一眼。忽然，他停下笔说：“你……可是曹可凡？”
我被他问得一愣——他这样的国画大师，竟然晓得我这个“小八腊子”的名字，着实令我一惊。便赶紧回答道：“是是是，我就是。”
“哦，《诗与画》这个节目做得不错，”他又说，“不过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主持的时候太刻板，像在上课一样，不行，这个形式得改一改。”
我赶紧应允：“是是是，您说得对，我一定向导演反映。”
说着说着，他的字也题完了，然后又和边上几个朋友寒暄了两句，便要准备离开。我和其他一群人簇拥着送他到电梯口，向他道别。
照理说，他与我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却没想到，已经走进电梯轿厢的程先生忽然又转身走了出来，对我说：“给你个电话，你要有空，来我家玩。”接着便把他家的电话抄给了我，这才坐电梯离开。
那一瞬间，我着实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这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般地主持了一个艺术方面的小节目，何德何能，竟能入大师的法眼！我把写着程十发家里电话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回家赶紧誊在通讯录上。
从请教到陪聊
过了两天，我给程先生打了电话，怯生生地问他：“明天可有时间，能否登门拜访。”他丝毫没有迟疑，很爽快便答应了下来。
那天中午，我早早地在学校吃了午饭，循着门牌号码找到了程先生的家。程先生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他把我带到客厅坐下，便与我攀谈起来。
第一次见面，总觉得有一些拘谨。平日里在镜头前做主持人的从容与洒脱，在这位老人面前荡然无存。但老人却始终非常随和，与我聊工作、聊生活、聊学习，亲切风趣、温暖慈爱，使我渐渐从进门时的紧张中走了出来，对话也变得轻松自如了许多。
聊了挺长一段时间，他忽然起身，略带歉意地对我说：“接下去我还要出门办点事，今天恐怕只能就此打住了。”顿时我有一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本以为今天程先生在家无事，才应允我前来拜访，却没想到他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接待我。于是，赶紧与程先生作别。程先生把我送到门口，笑着对我说：“时间有限，未能尽兴，改日我们再约，聊个痛快！”
老人虽这么说，可我也不敢贸然再去叨扰。过了一阵子，因为在工作中碰到了一些疑惑无法解决，便借着这个理由，又给程先生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够登门向他讨教。
这一次，老人似乎不像上次那般爽气，电话里他有些支支吾吾。听着他的口气，我刚想说“要是您不方便下回再说……”，他忽然改变了想法说：“你还是来吧。”
一进家门，我就发现程先生家中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劲。那天他家里的人很多，有亲戚，有朋友，有同行，而且时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大家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凝重。
因为客厅人多嘈杂，程先生把我拉到了偏厅的书房，关上门，与我聊了起来。其间人来人往，他也不出去接待，顶多只是隔着门打个招呼。差不多聊了20分钟的时间，我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便起身说：“今日家中有些变故，着实抱歉，余下的我们下回再聊吧。”
就这样，第二次拜访只进行了短短20分钟，便仓促结束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在那一天，陪伴了程先生四十余年的结发妻子张金锜因脑溢血突然离世。
张金锜老人是程先生美专（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出身书香门第，画也画得好。他俩在学习的过程中互生情愫，并最终走到了一起，这在那个时代可算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然而即便如此，婚后的张金锜却和普通家庭妇女一样，相夫教子，承担起了照顾整个家庭的重任。
那时，程先生正为妻子的后事忙得心力交瘁。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强忍悲伤，陪着我这个毫不知情的年轻人聊了整整20分钟。直至今日，当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依然觉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在程先生晚年，他的子女大多旅居海外，他与妻子两人共同生活，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因此，妻子的离世对这位艺术巨匠打击很大，老人心中的寂寞与孤独愈发强烈。虽然画院的同事、圈内的好友时不时地会来看他，但这远不能弥补他失去的亲情。
刚好，程先生的家离我家不远。他那时候住在吴兴路，而我已经从愚园路的锦园搬到了华山路，步行到他家也就20分钟的路程。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工作上时间的安排也还比较自由，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程先生身边“心灵保姆”的角色。
如果没有额外的应酬，程先生每日的起居安排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每天清晨5点钟，他就会早早起床，洗漱、早餐过后便立即开始画画，整整三个小时，差不多到9点左右的时候停笔——那段时期，他的创作精力虽已大不如前，但仍然要确保一定的创作数量以备不时之需。例如当时，程十发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受利益驱动，坊间充斥着大量冒名的假画。每当有朋友拿着仿品请他来鉴别，他都会拿一副真画与对方交换。这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创作负担。9点后，中国画院的下属准时到他家中汇报工作，他在书房现场办公，处理解决相关事务。差不多10点左右的时候，公事基本办完了，画院的下属就此告辞。
思想境界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书画方面自是不言而喻。程先生家中的古画，从宋到明清，总共有二百多幅。每天午饭前这段时间，除了日常的攀谈，我与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看画。他从不吝惜自己珍藏的古画，只要我有兴趣，无论是唐伯虎、文徵明、八大山人，他都很乐于拿出来给我欣赏。
虽然我主持了几年《诗与画》，对东西方绘画艺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教科书上看到的印刷品，和程先生家中看到的真品，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回事。在程先生家中我可以看，更可以亲手摩挲，用视觉、嗅觉、触觉一同感受笔墨的立体、纸张的细腻乃至历史的厚重。
不仅如此，在我赏画的同时，身边还有一位最优秀的“导师”相伴左右。这幅画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细节上的玩味、画背后的渊源……款款而谈、头头是道。而且，程先生在艺术上的境界，远非普通的绘画教师、美术评论家能比，站在他的高度做出的点评，每一句都是鞭辟入里、匠心独具。能够得到这样的指点，对我日后在美术领域特别是中国画方面审美能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程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试着写一些美术评论的文章，起先只是兴趣所至，或是报社、出版社约稿；到了后来，文章越来越多，质量也渐渐上去了，就结集成册，出版了几本与美术相关的散文集、评论集。甚至有些中青年画家，看到我的文章还会有点“害怕”，他们都觉得我的眼光蛮“毒”的。
当然，关于美术的能力，始终停留在鉴赏与评论层面，要我自己写、自己画，那是断然不行、也着实不敢的。一方面是因为手拙，恐怕会像当年拿手术刀那样颤颤巍巍、抖抖索索；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眼高，看见过太多好东西，自己的东西实在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不单单是中国画，程先生更是文化领域的“通才”。他对诗词韵律、电影戏曲、西方艺术，都有着深邃的理解。
程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昆曲迷，他对昆曲的挚爱程度，远胜于普通的戏曲票友。他在家中成立了“多多曲社”，儿子吹笛他唱曲，一家老小“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因为“加盟”的名家太多，他儿子程多多干脆去民政局注册了“国际昆曲联谊会”，由程先生担任名誉会长。
不仅如此，程先生更与京昆大师俞振飞、京剧名家张君秋两位老先生交往甚密。在与我交谈时，他时不时就会拿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让我欣赏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唱段，一边细述他和昆曲之间的不解之缘。后来，我还陪同张君秋先生造访程先生的“三斧书屋”，聆听两位老先生畅谈京昆戏曲与书画艺术之间的渊源，兴之所至，两位还一同切磋书画技艺，合作了一幅妙趣横生的绘画作品。
程先生画了一辈子中国画。然而，他对西洋画的热情比任何一个中国画家都要强烈。
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子，他对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以米莱斯、罗塞蒂和亨特为代表的西方著名画派“拉斐尔前派”十分喜爱，后来在给英文版《儒林外史》绘制插图时，他就大胆借鉴了拉斐尔前派的某些绘画特点。
他还研究德国的丢勒、荷尔拜因，法国的安格尔……对丢勒的铜版画尤其感兴趣。他一方面赞叹欧洲铜版画的线条精美，一方面又觉得颇不服气，认为中国画也能画出同等的效果。于是，他就用毛笔来临摹铜版画。铜版画的线条，都是用刀子刻上去的，一条一条的刻痕细若游丝、密密麻麻，可他偏要用粗软、厚实的毛笔去画，一根一根，和铜版画一样细腻、有层次。后来他特地用铜版画画风绘制了一本连环画《幸福的钥匙》，可谓独树一帜。
他擅长画连环画。连环画不同于单幅画作，是有故事、有情节的，这和电影、电视剧有些许相似。于是乎，为了画好连环画，他又开始研究电影，特别是爱森斯坦的名作《战舰波将金号》，把电影里面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与镜头的连接全部拆分开来，把里面的门道一个一个分析给我听。他说，连环画和电影一样，在场景切换、情节推进的时候，也是要用到蒙太奇的。研究这个，能让他把画画得更好。
与程先生在一起，他说他的，我便在一旁听，偶尔也能应两句。他的脑子特别好，本事特别大，社会上时兴什么、流行什么他都知道，与时俱进。他说美术、说文学、说昆曲，我有的能听懂，有的一知半解，有的完全不懂。他的境界很高，什么东西，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成了学问。和他在一起，每一刻我都在接受知识的启蒙。
就这样，在那些年里，程先生几乎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了我知识和眼界的来源。而我也似乎成为了程家的一分子。
2005年，程先生又一次因病住进医院接受治疗。院方组织了大批专家对他的病情进行了会诊，针对程先生的病情度身定制了一整套完善的治疗方案。然而，最关键的问题——究竟做不做手术——还得由家属共同商议决定。
尽管当时负责手术的外科专家们信心满满地表示一定能圆满完成手术，但我却对手术治疗持保留态度——手术能否完成，我相信外科专家的判断；作为程先生身边的熟人，我比医生更了解他的身体状况。程先生虚弱的身体能否撑得住手术的消耗，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
最终的结果，不幸验证了我的顾虑。虽然手术完成得非常顺利，但术后程先生的身体状况却大不如前，只能长期住院治疗，直至2007年7月，因多处脏器衰竭，不幸离世。
程先生的离世，让我再次感受到了至亲离去的那种悲伤。因为在十余年前，我们便已将彼此视为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