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武，1948年生于北京。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册、少儿图书、期刊的编辑工作，同期创作了许多连环画和儿童读物插画作品。自幼长在北京的他，对老北京和小时候听说书老人讲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传统故事，有着十分的热爱，他曾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小时候听的那些故事都画成图画书，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哪吒闹海》《三国演义》《北京的中轴线》《北京的春节》等一部部用中国画画就的图画书。
由于喜爱绘画，于大武自小学到初中每周坚持到当时位于景山的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班学习画画。后来赶上“文革”，于大武就在学校搞宣传、画毛主席像。1969年中专毕业，他被分配到北京手扶拖拉机厂做工人，单位知道于大武擅长画画，便留出时间让他进行创作，参加职工美术展览。1972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老社长邵宇的主持下，举办了北京农业脱产局美术学习创作班，由各单位选送创作人员，于大武自此同人民美术出版社结缘。经历了美术班的系统学习，于大武的绘画技艺迅速提升。初入画坛，于大武擅长中国画，也进行了不少创作。1973年，于大武同四位画友共同创作了中国画《春雨》，作品入选北京市美术展和全国美术展览，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1976年，于大武创作的中国画《农机新花迎春开》入选北京市美术展览并被选入文化部主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美术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该画选入展览画册。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便开始编选《优秀连环画选页》，美术班毕业后，编辑任率英便邀于大武参加临时编辑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那时，于大武每星期到出版社工作一两天，平时依旧在工厂上班，每天下班后他就赶到新华书店、书摊上去搜集最新的连环画资料，以备选用。在跟着社里老编辑工作的过程中，也对于大武的工作和创作有很深的影响，老编辑的敬业精神、对连环画的挚爱、他们的文学修养、艺术见解，对他都是一个极好的学习与提升机会。
1978年，于大武正式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连环画编辑室任编辑，于大武终于进入了美术核心的工作环境，也开始了他崭新的艺术创作道路。由于工作接触和需要，于大武开始创作连环画，他说道：“连环画创作最为关键的就是平时对素材的积累，只有这样，在画的时候才能让画面更为生动、更具时代感。”他将自身对中国画线描技巧的理解和写实造型的探索融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之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如《石头梦》《十二女将征西》《区寄脱险》《陈胜与吴广》等，特别是后来在1986年创作的《成汤与夏桀》入选中国连环画作品展赴英国展出。
1984年，社里送于大武到中央美院连环画、年画系进修两年。进修完成后于大武改到少儿编辑室工作，这对于大武而言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他参与编辑了《中国童话精选》《世界童话精选》等众多图画书。说起图画书，许多人误以为兴于日本的绘本，而实际上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梁启超等一大批文化工作者便提出了“发现儿童”的观点，对带有插图的儿童故事书予以重视。早期的中国图画书以黑白为主，多以插画和连环画的形式呈现，如丰子恺的《儿童杂事诗》和张乐平的《三毛从军记》。1922年，商务印刷馆创办了《儿童世界》名下出现了“图画故事”专栏，中国的图画书有了实质性的开端。文学大师郑振铎的《河马幼稚园》等作品则为中国图画书创作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图画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投入到儿童图画书的创作中，并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后来受到“文革”的影响，导致图画书创作题材单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图画书的出版才逐渐开始繁荣。正是这一时期，于大武投入到了图画书的创作中。于大武在连环画和中国画创作之余，尝试进行彩色插画的创作。并在其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元素。他以十二生肖的民间故事改编创作的插画作品《虎头鞋》入选全国儿童美术作品展，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然而，于大武并不满足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社里策划了以《哪咤闹海》为题材的系列插画创作，于大武接下了这个任务，并很快开始着手准备。一次，于大武站在一座用水泥墩子垒起来的台子上看远处的一群孩子嬉戏，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了他，他当即想到何不用全景壁画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愣头愣脑胖乎乎的小孩，于大武说：“这让我想到了传统的福娃形象，哪吒后来就是通过白白胖胖的莲藕来复生的，所以哪吒的形象也应该是白白胖胖的与莲藕相似的吧！”就这样，一个崭新的、憨胖可爱的哪咤形象诞生了。这部绘于画绢上的工笔重彩作品，在198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亚太地区四十七个国家参与的野间图画书插图大赛中获奖。于大武应邀赴日本领奖期间，见到了有日本“绘本之父”称号的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并进行了有益的面谈，了解了日本绘本的情况：接触了讲谈社，了解了日本绘本的出版情况；更打开了他对图画书的认知。相较于连环画，于大武认为，虽然二者都是图文互补，连环画的文字更多是图解的作用，而图画书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没有文字，它的文字融于画面，使画面自由度更大，它更为重视色调和节奏感。讲谈社提出希望他为《哪吒闹海》增加篇幅，成为一本完整的图画书。于大武与旅日华人作家唐亚明先生一画一文，合力完成了日文版《哪吒闹海》。1991年，《哪吒闹海》由讲谈社在日本出版。同年，获讲谈社文化出版奖，再次赴日领奖。并应讲谈社之邀，为创作绘本《西游记》赴奈良、京都参访。
1992年，于大武提笔创作《西游记》。于大武笔下的孙悟空是一个更贴近孩子形象的顽皮猴子，平头翘毛，眯着细长的笑眼，时而上窜下跳，俏皮活泼得几乎从纸上跳了出来。画作还未全部完成，就已入选了中国现代绘画原画展，在日本进行了展出。经过两年创作，《西游记》再次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并于同年获得日本产经新闻出版文化奖。1996年，于大武开始编辑《儿童漫画》《漫画大王》等期刊，同时又进行了《三国演义》系列《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三本的创作。
近年，于大武先后创作了《北京的中轴线》《北京的春节》等绘本。于大武出生在北京，对这座古城有着很深的感情。《北京的中轴线》为了表现古都北京中轴线的历史风貌和历史的发展，选取了清朝、20世纪50年代和奥运期间三个节点作为主要画面，同时兼顾了历史和发展的厚重内涵。7.8公里长的古中轴线如同一部完美的乐章起伏有序，大气辉煌。“钟鼓楼、什刹海、安定门城门楼都是我年少时常玩耍的地方，古城的风貌遗韵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本绘本的绘制过程使我有了感情宣泄的地方，也多了份理性的解构。”于大武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难以挽回的历史代价，许多古迹成为历史的尘埃不可复现了。今天的北京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文化的精髓没有断，也不应该断。他认为用画笔再现历史，传承文化，延续文脉是自己应尽的一点义务。而《北京的春节》取自老舍先生在1951年发表的散文。“我是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老北京的那些民俗民情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我脑海中闪现。创作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这些画面从记忆的抽屉中取出来。”他说道：“书中的街景都是我熟悉的。我家原来就住在安定门一带，王府井一直往北，我画的这个街就是安定门那一带的老城区。”在《北京的春节》中，于大武把一家几口的人物放进去，从他们的视角看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我从一开始画了一个父亲带着男孩儿、女孩儿，这一家人贯穿始终，表现的是一般北京老百姓中下层的那种家庭生活。”在于大武的书中，一个城门甚至一个城墙垛都非常有讲究，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北京的童年记忆，一方面得益于他常年积累的史料和文献，力求回归最原汁原味儿的北京城。“这里边增加一些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当时的玩具、吃的东西、典型的民族小吃，包括年三十饭桌上的饺子、鱼……这些我都尽量画得稍微具体一些，突出北京春节的气氛。”于大武说。
回顾自身几十年的连环画、图画书创作历程，于大武坦言至今仍没有最满意的作品，每次画完再看仍觉得还可以画得更好！他也提到，近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消费观念、教育观念的转变，连环画、图画书逐渐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看到它对孩子阅读习惯、审美培养以及知识获得的重要性。为此，无论是连环画还是图画书都要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包括画面的变化、幅数大小等等；更要适应当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在画面处理上对速度、声音的借鉴，对题材形式的灵活变化等等；同时，也应有相应扶持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把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原创图书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