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洋大学堂是我国近代大学历史的开端，他不仅建立的最早，而且引领新风。其办学章程、学科设置、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教育思想等都“为继起者规式”，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中具有开先河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北洋大学堂；中国；高等教育；缘起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缘起问题，涉及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落笔处。可是目前尚缺乏统一的定论，有起源于福建船政学堂说，起源于京师大学堂说，起源于湖南大学的千年学府说，等等。这就给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分期和断代带来了困惑。本文依据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给出的判定高等学校历史地位的标准：“一所高等学校的历史地位，创办时间排序第一或前列，固然有它的历史意义，标明他得风气之先，起先驱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看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在文化、经济、政治近代化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 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引领作用，应是探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
一、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水准和办学特色
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是甲午战争后为“兴学救国”而建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振聋发聩，它不仅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震惊和醒悟，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2]。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到：“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3]。“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4] 谭嗣同喊出了四亿国人的悲愤。此时的清朝统治者急于寻找“自强”“求治”之道，清光绪皇帝于1895年5月下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上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除文到一月内分折复奏。”[5]是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批判“中学”提倡“西学”。9月，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6]，并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建议引进西学，开办大学。10月2日，光绪帝批准，北洋大学堂建立。在举国上下感受到教育和科技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后，国人认识到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面临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北洋大学堂为“兴学强国”而建立。
北洋大学堂基于洋务运动20年来开办西式教育的基础，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办学起点高，学科设置先进，直接和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接轨。
第一，北洋大学堂初创即是本科层次的大学。
首先，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始就定位为本科层次的大学。盛宣怀在建立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写到：“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至第四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7]
其次，从学制上看，与欧美大学学制相同。头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预科。头等、二等学堂学制皆为四年，历时8年方能培养出高级专门人才。1895年大学堂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经过4年的学习，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由香港招生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的学生王宠惠，获钦字第一号毕业文凭，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再次，从体制上看属于国立官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由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并任命津海关道盛宣怀兼任首任督办（即校长），此后历任督办皆由津海关道担任。办学经费从国家关税中拨发。其建校之时就定名为“大学堂”。早期校名的变化是这样的：1895年9月，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校名拟称为“中西学堂”，奏折报到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处，王文韶在修改后上报光绪皇帝的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又改名为“西学学堂”。光绪皇帝接奏折御批后学堂成立，名称为“北洋大学堂”。目前笔者可以查到的创建之初就称为“大学堂”的考证材料有10余条（可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北洋大学的几点考证》）。最早的见于1895年10月2日报道北洋大学堂开学消息的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即称北洋大学堂为“University”, 而不是College或Senior high school(专科学院或高级中学)。此外，1895年11月8日，《直报》刊登的清政府颁布的“劝令加捐”中写道“为晓谕事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经费”[8]。北洋大学建立仅月余，清政府文书即称为“大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被称为“大学堂”的学校。
第二，北洋大学堂初创是综合性大学。
初创之时，头等学堂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冶和机械4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北洋大学堂的法科，是中国近代法律的开山者，它对于中国教育界、法学界乃至于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培养的学生多为各界翘楚。如法科首届毕业生王宠惠后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近代著名法学家徐谟，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毕业于法科。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北洋大学堂不断地根据国家需要增设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北京师范大学早期创始人之一齐璧亭，就是北洋大学堂师范科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在初创时期，实际已经是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多学科的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第三，北洋大学堂所设学科皆为西方大学的新兴和前沿学科。
盛宣怀在设立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到：“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9]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美国教育家，熟悉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为盛宣怀提供了美国大学的经验作为北洋大学堂的办学蓝本。这一时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土木）、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和前沿学科。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对此也有所佐证。纪要中写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10]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在我国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北洋大学堂资送我国第一批大学留学生。
北洋大学堂创建之初，就将资送毕业生留学作为学堂的主要任务之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规定：该学堂学生毕业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同时，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列出“头等学堂年经费——所节省之经费，除另造二等学堂及每次考试花红外，其余积存生息，以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11]。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原本毕业后即可赴美国留学，可是因为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北洋大学堂被德军强占为兵营，学堂被迫停办，留学一事只能搁浅。
1901年，北洋大学堂创始人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首批大学出国留学生，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当时，学堂设“留美学堂监督”一职，由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兼任。丁家立亲自带领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留学。此批留学生共8名，具体情况是：陈锦涛，字兰生，31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博物学（物理学）；王宠惠，字亮畴，23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又名煜全，字永云，24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字佐臣，25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又名炳芬，字锦榕，26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字振廷，26岁，广东番禺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陆耀廷，字佩萸，31岁，广东高要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吴桂龄，字猛舟，22岁，广东新安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12] 这批留学生分别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王宠佑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汉口炼锑公司总工程师、汉冶萍铁厂厂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专家。张又巡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
北洋大学堂出国留学生全部为公费派遣，除资送学生留美外，还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国。由于北洋大学堂课程安排、讲授内容、所用教科书，均以美国著名的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故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很高，从第一届毕业生起即可免试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深造。
通过对于北洋大学堂初创情况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北洋大学堂建立于“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预示着也促进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来临；第二，北洋大学堂是在洋务教育20年基础上建立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承载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重任；第三，北洋大学堂起步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完全符合大学层次的标准。
二、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开先河、引领新风上，而且贯穿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百年的全过程。
（一）“为继起者规式”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
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写道：“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13]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短缺问题，同时为我国树立高等教育的样板，作为其后建立高校的范式。
从投入经费上看，“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14]。两次提出“规式”，反复强调了北洋大学堂的榜样作用。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问盛氏说:“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5] 1896年春, 盛宣怀曾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16]。并随即着手南洋公学的筹建工作。10月间,他奉命离津海关道职,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又连续向清廷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希望“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17]。因“需才孔亟”,为“收速效”,“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18]。
因为南洋公学的上院（大学部），在清末尚未招生，因此，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我国在1902年以前的大学仅有三所：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山西大学堂建立于1902年。“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19] 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1910年才分别按土木、矿业两学门招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按照北洋大学堂学科设立，分为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学门。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影响了中国近代高校的建立，确实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作用。正如盛宣怀所言：“臣前官津海关道时，当讲求学务，尚未萌芽之先，首创北洋大学堂，以开风气。”[20]
（二）“兴学强国”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时提出的“兴学强国”的主张，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关于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清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21]。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建西学，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22]。甲午战争中我国惨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3]，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24]，仍然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没有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摆在救国图强的位置。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从中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更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他向清政府进言道：“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25] 他还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6]他在提出这一“兴学强国”主张的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盛宣怀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他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学堂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27]”。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作“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28]。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河北省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初步形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格局，但是缺少高等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使得河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教育体系完全的省份（当时天津隶属河北省管辖）；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学制结构。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学制将教育分成三段七层，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三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从“壬寅学制”中不难看出北洋大学堂对于学制的影响。
盛宣怀“兴学强国”的主张和北洋大学堂注重应用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的认识转变。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上升到今天“科教兴国”的历史新高度。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
19世纪末，北洋大学堂开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20世纪初，又成为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表现出了第一所大学深厚的办学功底。
我们知道，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部长兼柏林大学校长洪堡，在德国实行教育改革，以柏林大学为试点，施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由此带动了世界上的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教育学者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曾指出：“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二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它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的大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结果。”[29]
中国大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源自于北洋大学堂。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大学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并成立了董事会，李仪祉任董事长。建所的目的是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黄河水利工程项目的研究，直接为治理黄河服务。天津水工试验所是我国近代建立的最早的三个工程研究所之一。1933年北洋工学院还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两个研究所合并，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以招收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工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这包括了三项核心内容，即：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生产服务。这一宗旨完全吻合现代大学的职能。正如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的：“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力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30]。“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31]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招收研究生的只有两家：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工科研究所。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打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空间，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体系，标志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国际上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接轨，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北洋大学倡导著书立说，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项目研究，产学研相结合，在当时的我国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树立了时代新风。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确立了校训“实事求是”，又制定了“巍巍学府北洋高”的校歌，歌词中“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直白的表述了“兴学强国”的思想。
从北洋大学堂的自身演进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大学和大学的深厚底蕴。北洋大学堂以他开先河的典范作用和百年的办学贡献，承载着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盛誉，实践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使命。
三、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缘起的几点认识
如何认定中国高等教育的缘起，笔者认为应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放在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去认识，将更加准确和客观。
清末,清政府出台了两个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教育层次结构的学制，其中在“中学堂”层次之上的是“高等学堂”，与高等学堂在同一层次的有“大学预科”和“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是大学预科。……这一级的高等学校共有五种类型……高等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包括高等农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商业学堂、高等商船学堂，以培养高等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32]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即是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即现在之正科，以伍廷芳为总办；二等学堂即现在之预科，以蔡绍基为总办。”[33]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二等学堂是为解决头等学堂生源问题。为了与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的规定相一致，1903年北洋大学堂停办二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召集二等学堂旧生和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补习普通学科为预备科，1905年毕业升入正科第三班。为解决北洋大学生源问题，自1903年起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定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预科的学生入学资格须为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1913年教育部决定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由保定迁入天津，作为北洋大学堂的预科。至于预科的性质，“大学的预科和普通高等学堂，他们是分科大学的预备教育阶段”[34]。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的矿业系学生刘树人的在学过程很好的说明了这一情况。刘树人1931年夏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预科，8月20日北平各大报纸刊登了北洋大学1931年度录取新生榜，他随即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名字榜列第9名。考入预科后，课程除每周有一次国文课为中国老师讲授古文外，其余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均使用英文课本上课，教师亦用英语讲授。下午时间都安排物理试验、化学分析、木金工厂实习、制图等。1933年暑假他升入本科一年级。因为他是二年级工科预科生，按学制规定需要取得高三毕业证书才能升入本科，故暑假留校集中受训。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大学预科的课程内容及办学层次。中国大学设立预科来解决生源不足的问题，是学习美国大学的经验，美国在19世纪初为解决大学本科生源问题就开办有预科。[35]“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预科制，还是大学模式，都曾被引入中国。”[36]1902年后随着大学在我国的兴起，开办预科也随之在全国推开，并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
预科与正科的不同还可以从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例子中认识。该学堂是清末北方一所办学水平较高的重要学校，但是他的毕业生离进入北洋大学堂的正科还有差距。“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成立之年，即在督署搭棚招考新生约250名为第一班。第一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完三年，第四年转入北洋二等学堂的四年级。翌年升入头等学堂（此时头等学堂改名为正科）。第二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了五年，因毕业时学部认为合格准予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但北洋大学堂教务提调王劭廉亲往保定甄试，认为程度不够，又续读一年，才升入正科。第三班以后的课程进度经王劭廉予以调整，才与北洋的二等学堂程度一致，毕业生届时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37]此外，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进入北洋大学堂的预备科，也要补习普通学科的科目。由此可见，清末高等学堂的办学水平与“大学堂”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我们再将此问题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去认识。我们知道，大学教育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教育，他的产生是建立在初等、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近代学堂出现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是当时多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小学堂。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西式学堂。1850年为抵制太平天国的影响，咸丰皇帝发出上谕，要求“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38]，可见还在努力维护封建教育。中国的近代教育出现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7点改良建议，其中有关于建立军事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建议。1862年恭亲王奕忻向清政府上《奏设同文馆折》，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随后1863年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建立广州同文馆等等。这些语言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统称为“西文”学堂。而“西艺”学堂的建立则比“西文”学堂晚。郑观应曾指出:“今之学其所学者不过精通文学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外,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其本末,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未也。”[39]在国人认识到“西文”学堂的不足之后，“西艺”学堂开始建立。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开学，1876年福州电报学堂建立，1879年天津电报学堂建立，等等。“西文”、“西艺”学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就高等教育而言，他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丰富了教育层次，为高等教育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培养了具有新文化、新知识的学生，为高等教育准备了生源；第三，各类学堂的探索为高等教育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中国的近代教育发展是一个层次结构逐渐完善的渐变过程，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860年洋务派开始创办西式教育，到189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发展规律。这也符合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国的近代教育和日本的近代教育都起步于19世纪中晚期，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向欧美教育学习加快了近代教育的步伐，开始出现工业、农业和商业学校。1899年日本连续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工业、农业、商业及商船学校规程，“目的在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产业界所需要的中等技术人才和中等管理人才”[40]。《商船学校规程》规定：商船学校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商船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年，加上实习可延长一段时间。学习科目有作文、物理、地理、化学、外语等。科目（学科）分为航海科和机械装置科。航海科有航海术、运行术、机械装置概论、海上气象学概论和造船学概论等。机械装置科有机械装置术、机械制图、力学、应用力学和电器学概论等。两科分别有航海和造船的实习科目。这与我国培养“分驾驶一途，制造一途”人才的福建船政学堂十分相似，同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与日本大学的创建也有相似之处。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是建于1871年的工部省东京工学寮。1872年3月公布的《工学部学校建设概要》规定：工学寮由小学部和大学部两部分组成。小学部学制2年，学习期满后，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大学部的各门专业。大学部学制4年，专业教育2年，实际教育2年。设有土木、机械、电讯、矿山等6个学科。[41]
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初也是由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组成，设有土木、机械和矿冶等学科，其办学结构和性质与东京工学寮相似。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该道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头等学堂“外国所谓大学堂也”[42]。 为保证生源质量，北洋大学堂将小学堂2年制改为4年制。这一改变，使二等学堂达到高中教育水平，加上课程的调整，保证了大学预科的学生水平，从而保证了北洋大学堂本科的生源条件。
综合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我们认为将北洋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可能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A].见：王杰.学府史论[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39.
[2]沙健孙，龚书铎.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
[3]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A].见：吴玉章文集（下册）[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955.
[4]谭嗣同.有感一首[A].见：谭嗣同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540.
[5][2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36，197.
[6][20]盛宣怀.南洋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A]. 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45.
[7][42]王文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呈光绪皇帝奏折[A]. 见：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16.
[8]劝令加捐[N].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第246号.3.
[9]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A].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5.
[10]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会议案[A].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125.
[11][13][14][25][26][27]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A]. 见：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12]教育杂志.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第一期.
[15]刘坤一.函[A].见：王杰.学府史论[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217.
[16][2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76，2.
[17]王 杰.学府史论[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217.
[18]盛宣怀.请设学堂片[A].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1.
[19]李书田.四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教育[J].北洋理工季刊，1935，4（2）:6.
[21][23]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76，218.
[28][37]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31，48.
[29]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A].见：杨东平.大学之道[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105.
[30][31][美]亚伯拉罕· 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8，22.
[32][34]刘志鹏，别敦荣，张笛梅.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教学（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8.
[33]国立北洋大学校略史-1928年[A]. 见：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30.
[35]符娟明.比较高等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52.
[36]许美德（Ruth Hayhoe）.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M].教育科学出版社版，2000.37.
[38]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4.
[39]郑观应.学校[A].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899.
[40][41]朱文富.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8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