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材料，要谢觉哉批复。
谢觉哉反复看了卷宗，提出了一系列可疑之处：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今年抢劫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活动人当土匪的？都是哪些人？他指出：死者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楚，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重重地写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省裁判部看到谢觉哉的批复后，重新查据处理，结果以“无罪释放”结案，一条人命保了下来。
谢觉哉坚决反对那种不合司法规定的“先斩后奏”的作法。他指出：“‘先斩后奏’，这种草菅人命的作法，本是旧社会的病，我们不能再害这种病了。”“死刑必须报司法部批准，才能执行。”
1937年，边区政府的总务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决定判徒刑。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亲自讯问总务科长，要他平静下来，细细逐件回忆有无违法的情形，然后帮他一一计算，果然找出了案中的症结所在。原来，他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肉也吃掉了，可账上没有这笔钱。真相大白，总务科长被无罪释放。
（摘自《北京日报》，作者：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