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1914.7.10—1966.9.2），原名陶志尧。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山东省巨野县陶楼村人。
陶然出身于大商业地主家庭。祖上在巨野县城经营油坊、粉坊、磨坊、点心铺和饭店，家居楼房，拥有大宗良田。陶然的家庭曾经是巨野县两大地主家庭之一，另一家是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的家庭。
陶然自幼被家长寄予厚望，7岁就被送进村中私塾读书，后来转入金乡县启阳小学，继之升入济宁省立七中。又转北平宏达中学读书。课外，喜欢打网球与跳高运动，读高中时候，参加北平市学生运动会跳高比赛，获得第一名。
宏达中学毕业后，于1935年9月，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文学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学校，日本法律家与政治家的摇篮。该校曾于1904年成立清朝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宋教仁、胡汉民、陈天华、沈钧儒等就毕业于该校。陶然体瘦，身高1.86m，手大脚大，穿45cm的鞋，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站在矮身材颇多的校园里格外引瞩目。留学期间，陶然参加进步团体山东留日同学会，负责编辑《东声》月刊文艺栏，还参加质文社、东流社及中华留日同学会等爱国团体活动;常去拜访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跟郭沫若学写诗。1936年，发表小说《攫尸》和散文《东游散记》等作品，翻译了日本作家小林喜二的长篇小说《不在地主》。1937年，因日本当局禁止《东流》、《质文》两杂志出版，愤然回国。
1937年4月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北平分会，与周子明、解彭年编辑出版《现实》月刊，至七七事变前，只刊行3期，抗战开始后，以北平作家协会会员与《现实》编辑的名义，与各大学文艺团体联合组织成立北平文艺团体联合会，被选为总务部主任。随后，回山东济南，参加组织成立山东留日同学会，复刊《东声》杂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组织山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后援会，被选为常委，担任总务部副部长。济南失守后，退至临沂，在政训分处军政人员训练班任少校教官。
1938年1月，任胡宗南手下的记者站中校站长，每月军饷100块大洋。胡宗南虽有抗日行为，但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多方遏制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国难当头，兄弟内耗，这让陶然十分不解，虽然收入颇丰，但这不是陶然的追求，决定另谋出路。
1938年2月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授。2月底，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临汾，山西民大撤离，其中四五百师生投奔延安。3月，陶然到达延安参加学习。通过学习，陶然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该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周恩来任协会名誉理事，老舍为理事会总务部主任。同年5月起，任陕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陕西《阵中日报》编辑部长、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总站代理总站长、民族革命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其间曾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和评论，均已散失。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填写干部履历表的时候误写为1948年9月。
1940年2月，组织和带领民艺学院一批毕业生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编译员、文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部队艺术干部学校教员、鲁艺文学系主管、鲁艺文学系教员、秘书等职，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
1940年农历4月19日，夫人耿际兰生一男孩，后取名筱延。但1938年——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生活极其困难。鲁艺教职工每人每年才一块银元。筱延出生不足月，体重4斤半，一岁半才能站起来。陶然一家人养不起，无奈之下送了人。后来陶然的母亲知道了，托人送来50块大洋把筱延买了回来。后来夫人又生了两个女孩，把大女儿送了人，至今也未找回。二女儿本来也送人了，但人家一看是个女孩就不要了，又抱回来养。二女儿名筱安，与儿子的名合在一起便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之后，生活条件才有好转。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非军事人员要离开延安。1946年秋，鲁艺迁往东北。陶然带着儿子随众迁移。路上几次历险，在山西过闫锡山军封锁线时，为保证安全，把小孩全用绳子捆在马车板上，马夫冒枪林弹雨打马狂奔。有的孩子死在途中的，有的下车呕吐。到村庄后为躲地方武装来搜捕，大人上山躲，小孩就放到财主家的棺材中。陶筱延在里边睡了好几小时。第？二天出发，半路上国民党飞机来扫射，陶然和儿子爬在垄沟里。好在飞机是横扫，若是顺垄沟扫，陶然和儿子恐怕就没命了。飞机飞的特低，有人要用三八大盖枪打，陶然说：“不能打，打下来后，没收割完的庄稼全烧了，百姓吃什么？”飞机走后开始上山，太行山山路崎岖不平，非常险。陶筱延同其他孩子都坐在骡子筐里，大人跟着步行。周扬的小儿子索索就因骡失前蹄坠崖摔死了，陶筱延哭了半天。
在张家口停了半年多，参加了华北文联，任华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家口市立图书馆馆长等职。接着大家分两路走。鲁艺演出队东去赤峰，经白城到哈尔滨。另一路教学队，于1947年经烟台乘苏联货船去东北。因营口为国民党守防。只能去韩国汉城（当时属北朝鲜）。在海上险遇国民党军舰巡逻，首长以为跑不掉，就让所有人抱上孩子到船弦边，不行就跳海殉国。幸亏苏联船长技术好，才躲过这一劫。到汉城住在大仓库里。后又坐火车从北朝鲜过图门江经牡丹江到哈尔滨市。
1947年后，任哈尔滨市政府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文化处处长、哈尔滨市文联副主任。1951年至1953年，在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务处主任、教授。任职之初，组织上给陶然配备了警卫员，但陶然了解到不满20岁的警卫员连小学还没毕业，就劝说与安排警卫员上学去了。组织配发的短枪也上交了。其间，毛泽东来哈，陶然组织并陪同毛泽东观看文艺节目。在任哈尔滨文化处长期间，哈尔滨群众“五一”“十一”游行，是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组织的，陶然则任游行队伍的总指挥。陶然的酒量很大，一次喝2斤白酒却安然无恙。外宾来访哈市，市长常请陶然去陪酒。
1954年，陶然正在大连养病，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第一副校长刘靖三顾陶然病房，恳请陶然出任该大学第二副校长，被陶然谢绝了。1955年后，调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副教授。其实陶然早已是教授，但1954年国家教育部对各大学的院系调整时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当系主任、正教授。陶然为人和气，与教师职员工人，关系极好。因说一口浓浓的巨野方言，学生听不懂，只好不上课了。后来受吉林省宣传部长之托，邀请关山月、傅抱石、吴作人、蒋兆和等10多位全国著名画家来吉林省作画讲学，还邀请全国著名艺术团来吉林演出，这些艺术团有北京京剧院、评剧院、昆剧院、民乐团、上海民乐团、河南豫剧团等。这些文化活动对促进吉林的书画与文艺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58年吉大助教王熙荣用张丛逸的新观点上课，张丛逸写《屈原与楚辞》一书，说屈原不是儒家是法家，此为国内第一家观点;陶然说：王敢用独家观点，应重点培养。同年原吉大校长刘忠恕留校后，就一边跟陶然学习文学理论，一边上课。1962年，又把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名右派”公木、张伯驹等学者挽留在吉林大学任教。
因为陶然干得太出色，又启用“右倾”人才，招来麻烦。1962年3月，被吉大总支部书记李照询排挤出中文系，李照询是极左的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把几个年轻老师、尖子学生打成“右派”，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受到表扬。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了解陶然，知道陶然德才兼备，就提意并和省文教书记富振声和宣传部长宋振廷协商，调陶然任省文联常务副主席兼吉林作协主席、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当时，陶然的才能与学识闻名于文化界，不少单位来“挖”人才。1959年国家外交部欲调陶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并可带一未婚子女;云南大学校长、诗人李广田聘请陶然去任中文系主任;两次都因陶然身体不好未成。教育部长老朋友蒋南翔让陶然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陶然说：“浙江乃鲁迅家乡，才子云集，去不得呀！”
在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了百余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在吉林大学期间，除写《略谈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论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等学术论文外，还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导工作，主持编写了《文艺理论》（1959年，吉林大学出版部）《中国现代文学史》（1962年，吉林大学出版社）等专著，编辑了《文艺方针政策学习资料》（196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对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贡献。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陶然学识高深，精通业务，倾心事业。他是爱党爱国的典型代表，个人品格十分高尚。儿子小时候过马路被汽车压断腿，公安局作出以下处理：肇事司机仇视共产党干部，可判刑十年，先予以拘留，并赔偿受害人医疗费及生活费。陶然却请求说：“小儿自找的，算了！”因此司机被免于追求责任，非常感动，天天去陶然家里去看望筱延。陶然对司机说：“若带礼品来，就让你再进拘留所。”司机更受感动了。
1960年陶然家中煤气管道坏了，一位工人钻入地道中维修。陶然认为工人太辛苦了，修完后炒了一个菜，加半斤白酒，给了这位工人。师傅感动地说：“我给吉大许多领导、教授修煤气管道，就你们家给吃喝，您真是好人啊。”
为官期间，从未收过别人送的一分钱、一份礼。过年的时候，都是把家在外地而又没回家的教师请到家中吃年夜饭，陶然烧一手好菜，年年在这时候做几个。陶然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绝不摧眉折腰讨好权贵。陶然少年时候就熟悉张春桥，但他1964年曾对家人说：“我不会巴结他的。”
在“极左”思潮下，很多干事创业的正直人，被打成“右派”。陶然却同情与帮助他们。例如：吉大中文系的几位搞学问的老师被扣上“右派”帽子，陶然为他们力争不下乡改造，而留在学校印刷厂工作，并要求他们好好治学，摘帽后再上课。当时的校长匡亚明说：“你也应当当右派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公木摘帽后，陶然让其任中文系主任，省领导不同意，在陶然再三坚持下，公木才任正教授，后来升为副校长。著名作家肖军与丁玲，都曾遭受错误的批判，陶然作为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遭遇予以同情;丁玲“右派”摘帽后曾来陶然家做客，还想留在吉大任教。歌剧演员张权，是公认的“东方茶花女”，连周总理都称赞，1962年随哈尔滨歌舞团来长春，因为刚摘掉“右派”帽子，不得独唱。陶然却说：吉林省给你开“花腔女高音张权独唱音乐会”。省委书记省长等都来省工人文化宫观看演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提出的文艺创作要“写中间人物”的正确思想，却被人简单地概括为“中间人物论”，1964年遭到批判姚文元等人的批判，陶然却为邵荃麟的这种思想叫好。京剧表演大师马连良来长影拍片，但因要演当年为满州国皇帝溥仪演登基戏，怕长春人打他，而不敢在长公开演出，在陶然多次劝导下，才在工人文化宫出演《失空斩》。
陶然的诸多做法，都说明陶然具有远见卓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单纯，按客观规律办事，求真务实，为人真诚，不会见风使舵。这本来是优秀的思想性格，却招来劫难。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后，在几次不正确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文革”前，因反“右”不积极被内定“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得提拔。1966年“文革”之初，长春运动急风暴雨。陶然身体不好，每年住院4个月。但还是被吉大学生、省文联多次批斗。同时株连夫人遭受摧残。陶然恐身再受其侮，才学屈原、老舍，于这一年的9月2日自杀身亡。而“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的人，不许保留骨灰。武死战，文死谏，乃中国人抗争法之一。
但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2日，由中共吉林省委给予平反昭雪。陶然生平简历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吉林省志》《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外文学评论家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东北人物大辞典》《关东文化大辞典》《抗战文艺研究》《中外文艺家及名作辞典》《陶姓史话》等多部书中。
夫人耿际兰（1920—2014），曾任吉林艺术学院副院长。201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央电视台专题片《大鲁艺》中有耿际兰的镜头。儿子陶筱延（1940—）曾任吉林艺术学院副研究员，从事音乐史、戏曲史、图书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精于业务，性格耿直，爱提建议，不求虚名。
陶然，一介书生，为民族抗日大业，抛弃异国平安生活，抛弃累世万贯家业，抛弃胡宗南丰厚大洋，投奔全家每年军饷一块大洋的共产党，生活难以自给，不惜将骨肉送人……何致如此？只为信仰;对党忠贞无二，却蒙冤屈，身陷牢狱，惨遭迫害，却仍然崇敬共产党，矢志不渝……何致如此？只因信仰。以所学之长，为抗日大业、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灭的忠魂，巨野人为之悼念;耿直伟丈夫，巨野人为之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