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简要介绍《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一书的基本情况下，着重对该书中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记载和认识做了介绍。并认为该书既是民国时期贵州的史料集成，同时对于民国时期贵州民族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民族
一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1），是由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名誉教授马场锹太郎为编辑长、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东亚同文会发行的日本人辑集的贵州资料。其资料来源除了一些文献资料外，多为实地调查资料。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馆辖下的海外学校之一，其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兼杂一些日本军事人员，专门对中国市场及中国的地理、政治、文化进行调查，以服务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原打算出22卷，由于日本投降，原出版计划中断，只出了9卷就没再编下去”（2）。所出版的9卷着重于抗战大后方的云贵川三省。其中，四川省为第一、第二卷，云南省为第三卷，贵州省为第四、第五卷。按“贵州卷第四卷·凡例”所载，194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贵州卷上卷，而此时“第五卷贵州省目下正在印刷中”。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共分为自然环境、人文、都市、产业资源、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及度量衡、交通运输、历史及名胜古迹等9篇，篇下分设章、节、款等目次，通计约近70万字。本以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相结合，记述了民国时期贵州全省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其中有关贵州少数民族主要集中于第二编人文（沿革、省县市区行政制度、民族与文化、经济建设行政）及第三编都市（总说、省会贵阳市、重要都市及集散），成为民国时期全省性的贵州民族研究重要文献资料。
二
该书第二编第二章“省县市区行政制度”第三节中，对民国时期“土司制之废止及特编苗夷民保甲”情况进行了说明。国民政府也于十八年（1929）十二月印制了《土司调查表》，命令各省政府（含贵州省政府）对土司进行调查，并征求其改革意见。十九年（1930）、二十年（1931年）连续命令“改土归流”。据二十四年（1935）贵州省政府对内政部报告，“全省境内土司制度无复存在”，表明当时已无土司存在。二十八年（1939）以来，绝对不核准土司补职，改行与汉族同样的地方组织。而自二十四年（1935）九月起，为提供行政方便，对居住与汉族隔离且风俗、言语各异之种族为特编保或甲，其保甲长从该种族中选任。从而，原来酋长多亲见出马。对与汉族杂居、相互接触的苗族混合编制保甲。特编保甲分为两种：一是特编苗民保甲;一是特编夷民保甲。特编保甲的区别，是以隔离居住、且风俗语言不同为标准。此外还有苗、夷与汉族以及苗夷民混合的特编保甲。并根据1937年年底到《贵州省特编苗夷民保甲户口概况表》的统计数据，得出当时少数民族在全省的分布情况。即苗民在第二行政督察区最多，占区人口总数的15.59%;第一行政督察区、省政府直辖区次之;第五行政督察区最少，仅占区人口总数的0.12%。此倾向与夷民略同，夷民在第二行政督察区最多，占区人口总数的28.28%，与苗民合计达区人口总数的43.87%，约占区人口数的一半。第三行政督察区次之，省政府直辖区又次之。第五区没有夷民居住。总体来看，苗夷民（苗族）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3.75%。
在第二编第三章“民族与文化”第一节“人口”关于“苗夷的分布”中，首先对苗夷作了区别。该书认为“‘（苗）’作为总名称至少从明代就有了。至于广泛地一般地称呼苗，是清代以降的事情了。从进入民国以来，因为一视同仁的主张，在与汉民之间，执行不设立差别的方针，实际上只是种空想主义，迄今旧弊依然未改”。“‘夷民’又俗称为‘仲家’。据省政府民政厅的调查，夷民有土目（官家），黑夷、白夷、干夷之分，与苗民不同之处，只是文字和语言的不同”。根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民政厅的调查统计得知，“全省苗民约610 000人，夷民的830 000人”，“此低级之土著民族已达144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7强”。与此同时，对贵州全省一直辖区及第一至五区的苗夷人口分布，分别“各区苗民分布表”、“各区夷民分布表”以说明。
在第二编第三章“民族与文化”第四节“种族及其习俗”中，关于苗族的称谓，该书认为“今天，苗族的广义解释是以苗族为首，包含瑶、僮、黎、土人、倮罗等各种族”。“在苗族的总称下，有着各种极不寻常的名称。据文献记载，少则32种，多达82种，平均为53种”。在广义苗族的视角下又“将除汉人以外的住民，分为‘熟苗’和‘生苗’两大类”。该书认为“熟苗指的是汉苗，即汉化了的苗族，反之则为生苗即正苗。生苗指的是无论在肉体上抑或在精神上，与汉人全然没有关系，尚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生苗属于藏缅语族”“生苗是未杂有任何其它种族的纯粹的单一族”。熟苗属于蒙克族，“熟苗于概述中分为宋家苗、蔡家苗、冉家苗、杨家苗、谷蔺苗、龙家苗、仲苗等。人们对这些名称可有不同的见解。除此有的还加进姬家苗和李家苗等”。充分肯定了区作霖民国二十一年（1932）《贵州苗族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生、熟苗的归类。并从服装、饮食、居住、部落生活、集会、宗教、文字等方面记述了生苗的生活状况。同时还介绍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中国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张肖梅著《贵州经济》对生、熟苗的又一种分类法，即贵州“单有苗民（生苗）和夷民（熟苗）两大区别。其中，夷民俗称仲家”。而“仲家尚有如下特点：第一、仲家使用铜鼓，铜鼓的使用不限于仲家。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蜡缬法。第三，洞锦和累漆雕漆是相当名贵的工艺”。关于生、熟苗人口数，“从贵州来看，据学界通说，现在省内居住的人数生熟苗合计达153万余口”。
第三编“都市”中，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的《贵州经济》的县行政区划为81个县的基础上，因“从几度的变革中，未见金沙、纳雍、道真此新设3县的改变，根据公报也难确证，故于本编都市中仍记述有作为县治的前3县”。并对一直辖区、五个行政督察区所辖84个县的少数民族种类、人口作了介绍。如，直辖区（不设行政督察）所辖16个县中，除瓮安未有说明，其余各县均有介绍，并多对本县所分布的少数民族户数及人口列表说明。第一行政督察区20个县仅岑巩、玉屏、印江三县未有说明。第二行政督察区14个县，仅有平舟县未作说明。第三行政督察区14个县，兴义、盘县2个县未作说明。第四行政督察区8个县，金沙纳雍未作说明。第五行政督察区13个县，除习水、凤冈、仁怀3个县有说明，其余10个县均未作说明。总计84个县中仅有19个县未作介绍，占总县数的0.22%。
三
至抗战时期，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之一，为了给日本军国主义实现侵华提供全面、可靠的情报服务，《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内容，主要是以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资料组成。然而由于“在贵州省这块为世人深知的偏远土地上，有关的各种资料，从来就比其它的省份稀少。自然，关于贵州省公诸于世的文献也就很缺乏”（见本书凡例）。该书除了尽量搜集到的有关贵州文献外，并对贵州社会现实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被运用其中。因此，《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一书，除了资料广泛、详细之外，其内容主要反映的是民国时期有关整个贵州的社会状况。相对而言，（民国）《贵州通志》虽从民国八年（1919）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历经三十年的修纂成书。但因其修志之时坚持“自黔疆辟截至清宣统末年止，概须详载”的修志原则，于民国年间贵州诸领域均未涉及。客观来讲，《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上下）虽为日本人搜集材料撰写成册。但客观上来说，该书成为民国时期贵州的史料集成，同时对于民国时期贵州民族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注释：
（1）该志原为日文版，国内无译本，近由贵州民族大学杨德芳翻译，贵州省文研究馆列入该馆所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丛书，即将出版。见王润勺《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索引——《贵州民族研究述要（1840—1949年）评介》《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
（2）高启安：《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