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他对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谢步升案
这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终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瑞金九区叶坪乡人，共产党员，原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后，维持原判。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左祥云案
这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犯。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捉回，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疑。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瑞金贪污腐败窝案
这一窝案的查处，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推动了在苏区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1933年夏，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同志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及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黄克功案
1937年10月，老红军担任旅长（红军时期的团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
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霎时痛哭流涕。
肖玉壁案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广大战士普遍生活很苦。秋初的一天，毛主席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当他看见老战士肖玉壁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便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壁，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这样一来，肖玉壁很快恢复了健康。
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他认为，当个小小的主任是大材小用，便找毛主席解开衣扣对毛主席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毛主席一听就火了，厉声对他说：“我不识数！”肖玉壁不得已上任后，仍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部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