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建设地位逐渐凸显，内容上中共围绕着抗日、民主、科学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形式上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
关键词：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民主；科学；中国共产党；农民；抗战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5；G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09-04
为了早日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在内容上须与全国抗战文化保持一致，适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主题，内容主要围绕抗日和民主两个主题，内容随着敌伪顽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形式上采取农民容易接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拘泥于中外文化宣传形式的偏见，宣传抗战文化，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保证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日战争。按照自己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与国民党统治下不一样的文化上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一、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围绕抗日、民主和科学等进行农村文化建设。
1. 党以及具有抗日性质的各种群众文化组织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在农民群众中培养抗日意识和爱国意识。日本占领广大中国的领土以后，对根据地的农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建立伪政权，奴化农民，企图用教育奴役农民。这些使深受奴役的农民对抗战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同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地区，农村文化教育相对匮乏，用地主阶级的思想奴役农民，推行悲观消极的抗战文化。为推动抗战，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战文化，向老百姓宣传抗日保家卫国的思想，反对投降倒退妥协的落后文化，意在启蒙农民树立抗日意识，摆脱落后、愚昧的思想，最终目的是使农民看清楚当时抗战的局势，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的局部失败，对抗战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
2. 各根据地的农村为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成果，必须要宣传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思想，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反对落后、愚昧的封建等级思想与封建等级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各项抗日活动的开展。中共意识到要想团结广大农民抗日，就必须建设农村的民主制度，使农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证。各根据地明确制定文件，规定农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规定农民拥有各种民主权利。同时，各根据地的农村对传统的乡村政权进行改造，使农村的机构具有抗日和民主的性质，为调动农民的政治参与赋予农民选举权，自己选举村政权的干部；为保证选举的干部办实事，候选人一般都会向广大村民做竞职演说，演说内容包括农民普遍关注、与农民生产密切相关的救济春荒、生产建设、灭蝗、减租等[1]；根据农民文化比较低，各村采取简单可行的选举方式，如著名的投黄豆[2]的选举方式。据资料统计，在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乡、区、县普选中，有7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在1941年2月的选举中，参选率则增到80%。[3]晋察冀边区1940年大选时，参选的乡民比例在70%以上，中心地区的平山、灵寿等县达90%以上。[4]各村政权完成以后，党领导建立各项民主会议制度，组织农民进行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宣传民主思想，破除封建等级观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男尊女卑等封建旧礼教，废除跪拜等陈规陋俗，传播民主的礼仪方式。通过一系列举措，农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农村移风易俗并开始走向近代文明的道路。
3.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发扬科学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根据地的大多数农民存在着落后的卫生观念，封建迷信代医观念严重，农民缺乏基本的身体健康卫生常识，农村的卫生条件脏乱差，缺医少药，传染病盛行，导致人口死亡率极高。据延安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当时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婴儿的死亡率达60%；全区巫神多达2 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5]其中，陕甘宁的平阳沟村在一次的肺鼠疫传播中死亡300余人，只有2名幼童幸免。[6]由此可见，提高农村的卫生水平迫在眉睫。山东、陕甘宁、苏中等各根据地结合农村的现实卫生条件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保留优秀的传统中医，破除落后的封建迷信代医陋习，引进西方文明的卫生技术。如浙东根据地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推行卫生行政，建立医疗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到减轻人民疾病痛苦之目的[7]。陕甘宁根据地在1939年11月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应该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医药卫生工作，发展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加各地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8]制定好文件以后，党在农村开展破除迷信的活动，宣传科学的日常卫生知识，揭露愚昧无知的巫婆迷信，使农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同时，明令禁止鸦片等毒品的吸食，严厉打击赌博，自觉地预防疾病，“组织群众改建厕所，打扫卫生，发动群众打井，修厕所、猪圈，人畜分离，勤洗衣被，消蝇灭虱，注意疾病的防疫”[9]。各根据地在农村的卫生举措，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环境，使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了讲卫生的重要性，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促进了村庄的人丁兴旺，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中愚昧、落后、倒退的部分积极进行清除，弘扬传统文化中符合抗日与民主的部分。各根据地在成立之初，农村地区的封建迷信活动和落后的陈规陋习随处可见。妇女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和封建代医等影响，产后死亡率极高，封建迷信风气盛行，文盲率极高，封建婚姻的形式普遍存在，部分地区赌博盛行，抽食鸦片危害社会和人民健康。
抗战初期，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对广大农村妇女的毒害最为严重，阻碍着广大农村妇女参与抗日活动。中国妇女受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时间之漫长，程度之惨烈，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10]由于战争的影响，青壮年劳力大多参与战争，农村大多数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要想巩固农村根据地和团结农村妇女，势必要推翻束缚农村妇女的封建礼教，废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争取妇女的解放。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农村制定一系列的文件，实施一系列的涉及农村妇女的改革。1941年7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以后又相继颁布了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指示。妇女婚姻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还实行妇女陪审制度，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鼓舞了妇女的抗日积极性。[11]中共赣东北制定文件明确反对溺婴，反对重男轻女观念，反对童养媳制度。[12]晋察冀、山东、苏中等根据地，明确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具体包括废除农村的童养媳、一夫多妻、农村妇女缠足等，如再有缠足等就是违法。同时成立各地妇女解放委员会的解放运动，让她们参加社会工作，使农村妇女有组织有意识地争取解放。各种类型的宣传教育活动，教育了广大农村妇女，让她们学习先进的文化，获得对抗战文化的认同。家庭婚姻等方面改革的举措与政策保障了农村妇女与男子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使根据地的农村妇女真正当家作主，激发她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广大农村妇女在获得自由和解放以后，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纺线织布，缝衣服做鞋，慰问抗日军队，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对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传统文化，包含着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素有爱国传统和民族意识。农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岳飞、薛仁贵、武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成为普通农民心目中的英雄，激发着农民抵御外辱、不畏强权的意识。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素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等在广大农村具有群众基础，都激励着农民坚持抗日、不畏强暴。从孔孟的道理来看，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有正名定分、严夷夏之防义的民族精神，这两种精神，惟有在今天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才充分地热烈地发挥出来。[13]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抗战的巨大意义，十分重视优秀传统的传播。农民在传统积极的文化影响下更加易于参与抗日的实际行动，有效团结在抗战文化的旗帜下。
二、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形式
各根据地的党员及具有抗战性质的群众文化组织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战文化，围绕抗日和民主的主题关注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用农民喜欢的易懂的形式宣传抗战时期的农村文化，主要形式有社会教育形式、戏曲形式、音乐形式、书画形式、报刊形式、展览形式等，形式多样且十分灵活，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识字、读报、唱歌、游戏、读黑板报、横幅等就可以学习抗战文化，从而激发抗日热情。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创建根据地以后，成立专门的工作队或者文艺队（各地的名称不一），到一村宣传一村，见一人宣传一人，成立農抗会（有的地方也叫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宣传方式主要有街头演讲、家庭访问、演剧、唱歌和办识字班等”“多采取街头演出的形式”[14]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反对敌伪顽政权文化。人民军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切实以身作则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向根据地的农民群众及时解释中央制定的文化政策，通过树立模范代表人物发动农民学习，从小事做起，甚至付出生命，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人民军队切实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本身就是对抗战文化最好的宣传。
1. 社会教育形式。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决定了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必须坚持抗日民主的立场”[15]。针对农村文盲率极高、文化水平普遍落后的现状，农村普遍开展提高识字率的扫盲运动。各地农村根据农民的意愿，使社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适应战争的形势，大力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利用农民的农闲时间采取读报会、俱乐部、识字班、夜校、冬学、半日学等形式，进行群众化的教育，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和生产知识教育，普及抗战文化。其中效果最显著的是各村开展的冬学运动，既充分利用了农民的农闲时间，丰富其生活，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普及了教育，巩固了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既有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算数、写信和适应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更有突出传递信念与理想的抗战文化的社会教育，在民众中培养自觉的抗日文化，配合根据地开展抗战动员。教育在各根据地的普及，使农民及其子女都有机会接受新文化，使社会教育成为宣传抗日和民主的有利武器。
2. 戏曲形式。注重发挥民间艺人的作用，侧重于把农民群众普遍喜欢的传统戏曲形式与抗战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既发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浙东根据地改造农民群众比较喜欢的传统戏曲形式“的笃戏”，创作了《英烈缘》等抗战戏曲；沂蒙山地区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小调《沂蒙山小调》；陕甘宁边区利用西北地区流行的信天游、秦腔等民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抗战戏曲，如新编秦腔《血泪仇》《穷人恨》等优秀剧目和新编评剧《逼上梁山》[16]等；山东根据地京剧团编排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花木兰》《反徐州》等京剧剧目；在冀东南等地，文艺工作者常将重大的抗战工作和重大事件编成民间传唱，如《破路歌》等[17]；其他根据地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传统戏曲，对内容加以改造，去掉落后腐朽的内容，增加反映时代特色的民主精神和抗日精神。
3. 歌曲形式。抗战歌曲以其曲调老少皆宜的特点在广大农村迅速传播起来，增强了革命斗志。各地根据实际的农村文化生活，根据现实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大多带有抗日和民主的思想，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在村里成立歌咏队，丰富了战时条件下人民的生活，传播了抗日和民主的思想。在陕甘宁根据地在改造二流子的任务中，创作了秧歌戏《改造二流子》、评剧《回头是岸》、信天游《笑话二流子》以及童谣、民间小调、顺口溜等，宣传改造二流子的意义，还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抗战歌曲[18]；山东根据地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中国进行曲》《毛泽东颂歌》《英雄万岁》等抗战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晋察冀边区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19]等抗战歌曲至今传唱不衰；苏北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反投降小调》《反扫荡》等抗战歌曲[20]；太行山地区的《在太行山上》《八路军进行曲》《二月里来好风光》《朱德将军》等抗战歌曲家喻户晓[21]；苏中根据实际的战斗创作了《黄桥烧饼歌》等[22]。
4. 书画形式。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往往被农民更加易于接受和喜爱。冀东的尖兵剧社在农村宣传的画展上创造了一系列宣传抗战文化的漫画，如《牛拉汽车》讽刺伪政权的漫画[23]；浙东为宣传血战大鱼岛的英雄事迹创作了《血战大鱼岛》的连环画册[24]；沂蒙山区创作了《翻身》《人间地狱》《变工》等讽刺黑暗社会的连环画册；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所在地陈家院墙上有巨大宣传壁画《看，鬼子就杀人了！》[25]，晋察冀边区还有徐灵的优秀木刻《选举》等[26]，沃渣创作的版画《夺走我们的牛羊》《铁骑兵》等[27]；各根据地把抗战文化与各种绘画形式（连环画、壁画、钢笔画、年画、木刻、雕塑、漫画、水彩画、宣传画、黑板画、布画、张贴画等）紧密结合起来，赋予了艺术作品抗战文化的气息。
5. 话剧形式。各根据地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话剧剧团或文工团等群众性文化组织。他们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长期深入农民，反映农民斗争的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文化和农民生活的话剧。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敌后抗日文化的中心，各种类型的群众抗战文化团体数量多，创作了秧歌戏《兄妹开荒》和《夫妻识字》[28]、新歌剧《白毛女》等大量抗战歌剧；冀东的尖兵剧社在广大农村开展演出，自己创作了《参加八路军》《反抢粮》《放下你的鞭子》《村选》《夜深人静时》[29]等；晋冀鲁豫根据地根据农民的喜好，创作了《埋地雷》《送情报》《送子参军》《灭老鼠》《减租减息》等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各根据地的话剧社团了解农民的精神夙愿和精神需求，创造出一系列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时代宝贵的文化财富。
6. 报刊形式。在残酷的战争形势下，报纸成为传播时事较为便利的媒介。各根据地在农村十分注重报纸的建设与发展，报纸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干部及农村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民中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太行山地区创立关于农民的报纸就有《太行农民》《太岳农民》《太岳妇女》等[30]；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创刊，清河区出版了《群众报》《青年人》《清河妇女》《战地妇女》等报刊[31]；冀东出版了《救国报》和《老百姓》，宣传抗日英雄事迹以及歌曲、漫画、连环画等[32]；各根据地利用报纸传播抗战思想与农业生产知识，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7. 展览形式。各根据地为了及时展出抗战胜利的成果，振奋军民的信心和斗志，经常性举办各种类型的不同主题的展览会。据不完全统计，各个解放区共举办了193个展览会。[33]展览会的场地不固定，多为临时搭建，展品大多从老百姓那里直接收集来，或者是从战场收集来的，反映了人民战争胜利的成果。如在妇女生活的展览会上，图文并茂地教育广大农村妇女，既有卫生常识，又有妇女解放的思想，受到根据地农村妇女的欢迎。其中大多数展览会是反映抗战的军事斗争的实物，增强了农民抗战勝利的信心。
8. 电影形式。由于战区辽阔，农民分布比较分散，抗战时期电影的播放方式主要是流动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放映队。成立以后，它走遍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延安放映队采用的常规方式是把电影放映同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任务的宣传结合起来，把放映工作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注意映前整理资料，利用当地群众自身的实力展开教育、传播。[34]
9. 其他形式。除了上述常见的类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宣传形式。如浙东发行的抗币（抗日民主政权金融部门发行的货币），印有“抗币”的字样。延安开展的街头诗运动，诗文简短但是寓意深刻，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传统的艺术形式，如说书、快板、相声等，在宣传抗日文化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也会利用传统的节日如庙会开展抗日文化的宣传。还有利用现代技术产生的摄影作品进行宣传。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优秀的摄影作品，成为国家难得的历史材料。
纵观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建设，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离不开抗战文化，都离不开抗日和民主的主题。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文化发展的政治色彩而忽略农村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虽然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各地的农村文化建设发展良莠不齐，有些农村受封建残余思想和日本奴化思想严重。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文化建设经验不足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只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才能保证中国农村文化健康正常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总体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是积极、成果显著的。各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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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金霞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Every Base 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Xie Xiaom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unc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atu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content reflected the them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emocratic and science in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form adapted popular， flexible ways of publicity for farmer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bas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democracy， scie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asant， anti-Japanese war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