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到中年方走上专业新闻岗位。35年来，我经人介绍，熟识了很多长者、名人、教授。他们都比我年长好多，“两人年辈不相当而为友”，成了“忘年交”。今追忆八位忘年“文化耆宿”的德学才识与深情厚谊，特与读者分享幸福感受。
一、陈从周命题作文
陈从周先生是经王正国兄引见，在同济社区相识、相交、相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几乎每隔两三个月要去探望他。每每见到，他总是手捻佛珠，喃喃地说：“今晨鸟鸣，猜想你又来了。”茗茶之后，他总是先问及我在青年报、劳动报忙得如何，然后直奔主题，在文言文，给我命题作文。
陈教授当过市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他从政为民，不辱使命，常在口头念叨彭德怀的诗句：“敢为人民鼓与呼”，欣赏“七品芝麻官”的口头禅：“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为此，陈老先后给我讲述：同济大学门前丁字路没装红绿灯，师生过马路很不安全。多次提案作文件旅行，他不想用交通事故血的教训来唤醒有关部门，为此陈老直书市领导，“名气效应”使区政府和交通部门引起重视，路口装起了红绿灯。师生称赞：“陈教授为人正直，办事热心，这个人民代表没选错。”后来，他连任三届人民代表，一直坚持“老夫自有三分力，定当直言为人民”。后来，他对当时马路上建造立交桥提出异议：“过马路爬高架立交，小青年不成问题，老头老太腿脚不灵，可就吃不消了！有外地来沪客人，携老带小，背驮行李，更是难于上立交喽。”我听后，遵命写了《高架立交桥不宜多造》，刊登在交通杂志上。过了没几年，不少立交桥先后拆除，个别立交桥再行改造，证实了陈教授有先见之明。
1983年夏天，探望陈教授，他主动与我谈起当时的考文凭热，坦言不敢苟同。那么，如何看待现在出现的“考证热”，“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怎样看待文凭与水平、职称与称职”这三个问题呢？他沉吟了一会，说了一副对联：“文凭与水平同步前进，职称与称职名副其实。”他要我以此为题，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文。我领命而去，8月12日，以这副对子为题的陈从周教授访谈文章，就在《青年报》刊发了，颇获青年朋友好评。
1992年元旦，我向陈教授恭贺新年。一落座，他就让我翻阅昆明楠园的风景照片，并讲起了年前他在昆明市郊安宁县这个公园小住，游罢滇池不禁牢骚满腹。他眼见八百里滇池一片凄凉，水面越来越小，沿岸乱造房屋。他苦闷地吟诗一首：“昆明难得又重逢，万顷滇池目不收。惆怅风光存一角，大观楼下独徘徊。”陈教授的批评惊动了当地政府，登门专聘他改造楠园。于是，陈教授应命建造，力挽狂澜于既倒，匠心独运，创建楠园美景。我据此立马撰写《陈从周憋气造楠园》，1月27日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上。“先生一憋气，后人有楠园”，盛赞“这也可为中国园林史上一佳话！”当然，这篇文章并非陈先生授意，而是自我命题。
二、郑逸梅“补白”艺术
与郑逸梅先生相识，是在1984年春的一个周日早晨，闸北区长寿路一间弄堂过街楼他的寓所。郑老时届九旬，虽头发稀白，身材瘦小，却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记性良好。因我心仪“补白大王”，且在编办报纸，故开门见山，向郑老讨教副刊“补白”艺术。
郑老名不虚传，说起“补白”，他侃侃而谈。郑老说，“补白”本是杂志编辑的特有手段，刊物正文发排，往往下方留有空白，空而不用，则浪费纸张，空白不补，会有缺稿之虞，读者也有意见，于是想方设法，或插以漫画、篆刻，或找文字材料，用名人名言、圣贤轶事填补。于是“补白”作为一种文体，便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闻学问、编辑艺术。
为深入讨教“补白”艺术，我多次利用周日休假，到郑老的亭子间探访，聆听教诲，交往日深，友情倍增，感悟所获也愈多。我体会到“补白”艺术的要素有三：
一是重视“补白”。郑老在长期的文墨生涯中，不写新闻报道，不作长篇鸿制，专攻千字以内的“补白”短文。尽管补白一般与正文无关，但是“闲文”不闲，要求饶有风趣，具有掌故性，抉微钩沉，有一定剪贴收藏保存价值。“补白大王”还有一个雅号：“旧闻记者”。因此，已故篆刻家邓散木为他专治一对礼赞印章：“自号旧闻记者”，“人称补白大王”。
其次是“补白”有术有方。时下报刊，多辟“补白”栏目，且与各自读者定位相吻合，自有“补白”高招。比如《读书》一类刊物，“补白”多与名家书摘有关；各地青年刊物，常“补白”名人的成才轶事与人生箴言，以励志促进；科普读物，则“补白”著名科学精英发明创造轶趣。“补白”文字犹如“什锦拼盆”，烹饪高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惟有这样，才能使报刊“补白”达到这五性——史料性、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线索性。
第三搞好“补白”，除了博览群书，还要手勤笔快。忘年交几年，他身居6平方米斗室，斋名“纸帐铜瓶”，每天晨抄晚写，习以为常，日积月累，才集腋成裘。郑老赠我的《书报旧话》《艺坛百影》和《艺林散叶》等书籍，汇集的都是他对故人故事的回顾，对同代友好交往的实录，也是对所读书籍中所含知识、信息的储存。这几本“补白”名著，均散见于报章“补白”栏目，为名人留影，替伟人树碑，给后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提供线索与史料，读者可以从中求知、消遣、娱乐。
郑逸老故去已有多年。每每翻检郑老这几本“补白”大著，我总会对“补白大王”肃然起敬。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多年主持几张报纸的总编工作时，重视副刊，热爱“补白”，学会“补白”，且多有心得、体会和收获。
三、周谷城出口成章
1983年7月初，《青年报》老总出题，要我去采访一个名人，请他谈谈青年求知热中不忘学习理论的看法。经人介绍，我到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家造访。
在泰安路寓所，我开门见山说明访意。周谷老一脸笑容，用一口浓重的湖南话说：“好好。跟青年朋友谈谈心，我乐意。你先不忙记，让我想想再说。”
我与友人坐在茶几旁，品尝着乌龙茶，没喝完半杯，周谷老吟哦了一会，就开了腔。
“读书与求学，是两回事。读书，不一定是求学，求学也不一定完全靠读书。但是，读书，特别是读理论书毕竟是求学的一个最要紧的门径。”周谷老随手翻着茶几上的一本本理论著作说，“我年轻时，好读各种各样的书。我觉得读理论书更能直接从中获得人生的真谛，提升自己的气质，确立为人立身之本，使自己终生受益。”
由于我听不大懂湖南乡音，几次请周谷老复述一遍，以便记录。周谷老连连说：“听不清楚就问，不碍事，不碍事。”接着，他又针对现在有些青年对学习政治理论的兴趣不像为文凭读书求知那么热烈，指出：“这中间固然有理论著作比较枯燥和当前工作忙、时间紧、学文化任务重等实际困难，但主要还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的对学习理论的冷淡。”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然后，他站起身来，像在讲坛上讲课那样，扳着手指，点出恢复这种学习理论热情的几要素：“第一，要有攻坚精神；第二，提倡思索；第三，要有恒心。”进而条分缕析，循循善导：“这样长期坚持，锲而不舍，才能尝到学习理论的甜头，培养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知识素养与思想修养，在提升自己气质的过程中确立和巩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
就这样，周谷老口述，我在旁记录，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采访。为了确保记录的正确无误，我又向周谷老复读一遍。他连说：“对，对，好，好。”就这样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其实，这不是采访，而是记录。
周谷老是我崇敬的学者、大家，他与毛泽东的特殊交往，更令人神往。为此，我又抓机遇补问了一个问题：“周谷老，你出口成章有何秘诀？”他哈哈笑道：“三思而作，熟能生巧。”
7月8日，《青年报》几乎原文发表了周谷老的口述：《在求知热中要提高学习理论的兴趣》。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勉励青年的教言，给读者以有力的引导。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周谷城与我结成了忘年交。一次交谈后，他兴致甚高，我趁机求他墨宝，周谷城稍思一下，给了我“多思”二字。这幅题词，我装裱成镜框，悬挂在书房内，从此我的书房成了“多思斋”。这“多思”二字，既传授我以写作先须“多思”的文章作法，又教诲我为人、办事、处世务必“多思”之道。这幅题词，令我毕生受益。
四、王遽常陋室授业
记得1983年春，《青年报》出春节专版，套红通版标题急需大家手笔以壮声威。又是正国兄提议请复旦大学教授王遽常题书。我与他旋即驱车驰往宛平南路一条老式弄堂内。叩门登楼，只见2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置一大床和八仙桌，写字台上古籍、报刊、宣纸堆得高到画镜线。屋顶气窗口墙面泛黄，似有漏水痕迹。王师母坐在床沿做针线活，王老端坐在转椅上翻阅古籍，桌上的线装书中夹满了纸条。
我说明来意，登门求宝，王遽老欣然应诺：“为青年报写标题，可让更多青年熟悉章草艺术。”见他握笔欲书，我忙为之磨墨。不料王老轻说道：“砚墨要同向运转，不可顺逆无度。”一番话，说得我耳热。那时王老年愈八旬，但仍精神矍铄，腰板硬朗。他捋袖悬肘，振笔疾书“政通人和，其乐融融”，八个大字一挥而就。
数日后，我去王老家送《青年报》样报，见他与儿孙辈相聚一堂。闲聊中不禁谈及王老住房，我觉得堂堂一级教授，只住20平米，太委屈了。老伴患病，经常卧床；后面虽有小间，却归属女儿家用。王老还要带几个外国留学生讲历史、读古籍、教书法，只好围坐在八仙桌前上课。遇到老伴更衣，王老不得不示意外国留学生起身回避，彼此都觉尴尬。王师母常叹“屋漏又遭连夜雨”，心疼雨水淋坏满屋的线装书。我说能否为王老的住房困难作点呼吁，王老连连摆手：“室雅何须大，房小人气暖。我等老夫病妻，与子女窝在一起，能享天伦之乐。”
回家当晚我作一书，向党报反映王老住房困难问题，时任《解放日报》总编陈念云当即批发内参，第五天我即收到复旦大学后勤处处长来电，说王老的住房问题早已想解决，马上就要解决了。
1985年春，我调到《劳动报》工作，翌年春节，套红头版新闻集纳改革开放时代新人新事新风尚，又要搞通栏书法标题，自然又想到王遽老的大手笔。登门相求，他仍一口允诺，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了两幅中楷任我挑选，不厌其烦，毫无大书法家的架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获悉王老已乔迁到吴兴路衡山路口那幢高层新楼中去了，三房一厅，十分宽敞。他还让正国捎口信，要我有空去他新居，给我写副章草对联。闻后我又惊又喜又惶恐，不敢贸然造访，上门索宝，似有居功受禄之嫌。以致后来我曾几次去那幢新楼看望别的领导，路过他家，迟疑再三，不敢叩门。担心我一上门，王老就会特地为我费神吟联句，劳力书条幅。
直到后来，王老仙逝，我才悔悟到：为避私人求书藏宝之嫌，反留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话柄。而今，我受王老的鼓励和点拨，练写文人字，不时感悟到和王老做忘年交数年，其人其学其字，都如章草那样质朴、厚实、敦厚，常于朴拙之中洋溢刚遒之气。尽管手头没有一幅王老的章草临摹引为憾事，但我不求字也得宝，王老的懿言范行，深深铭刻在我心，有力鞭策于我行。
五、赵宏本“抱灯”不舍
赵宏本，可谓中国连环画的开拓者之一，擅长画猴，号称画坛“猴王”。我与赵老相识，归功于杨浦区老区长钱铮的介绍与陪同。钱区长古道热肠，视赵老画艺精湛，为人谦和，自甘寂寞，无心也无力、无钱举办个人画展，就热心代为策划，使“赵宏本画展”得以于1990年金秋在市美术馆隆重开幕。以后，我登门造访多次，并结忘年之交。
1997年秋，探望赵老，问及画斋何以命名“抱灯楼”，他抚掌笑道：“书画家起书斋名，不外自况与自律。我幼时穷困学艺熬心血数十载，灯下铁砚几磨穿，弄得年不老，须眉白。解放后，白天抓组创工作，体验生活，审发画稿，夜里才能画插图，搞创作，《桃花扇》《白蛇传》《血溅鸳鸯楼》等连环画，都是画于灯下。壮年时，我曾精心构思绘制一幅七米长卷《水浒一百零八将》，未及勾线，‘文革’动乱，惨遭抄家，收藏的上千种连环画及画稿被洗劫一空。‘四人帮’粉碎后，我在整理书斋，搬动大橱时，意外发现长卷手稿，时隔十年，失而复得，喜出望外之情，鞭策我继续挑灯夜战。这次有限印刷的白描图画长卷《一百零八将》和彩色连环画《三打白骨精》，都是我的抱灯之作。”
那天，我对他说：“赵老您的‘抱灯’，并非为了‘拥被’的闲适，而是夜籁秉烛，寒冬呵手，不是‘竹影当窗夜读书’，便是‘陋室照明好作画’。”赵老笑言：“言之有理。斋名‘抱灯’，纯属自律与自励。”我看赵老，离休20多年，仍然蛰居小屋，“抱灯”不舍，创作不止，从“连环鼻祖”再向国画大家攀登，潜心构画毕生力作，水泊八百秘不示人，铁指技法古拙淳朴，终于使艺术珍品一鸣惊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从艺66周年的赵老题词：“功在不舍”。那天在锦江北楼雅集，始得纵览赵老这幅大作全貌及其艺术风采：长卷高0.38公尺，长约14.5公尺，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列组合十分得体；姿态各异，个性突出，构思精心，雄风各显，铁笔白描技法超群。局部细看，这幅人物画长卷用笔的节奏感和线条形成的黑、白、灰的韵律感，都重在写其形而传其神，达到了形神兼备、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难怪刘海粟、朱屺瞻、谢稚柳、唐云等国画大师生前先睹长卷爱不释手，都欣然题款，赞赵老的梁山好汉“生气勃勃，各有性格”，“水泊雄风”，“曲尽其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赵老有此高深的艺术造诣绝非一日之功。我经常出入赵老沪东陋室，抬头仰望“抱灯”斋名，感慨不已。有道是“功夫在诗外”。赵老的功夫，室灯、台灯足可见证。抱灯作画，挑灯夜战，长期抱灯，始得画作精髓。赵老的艺术成就，与他一贯重艺重德、严于自律、自励、自力息息相关。有趣的是，有年春节，他知我属猴，主动送我一画：《金猴贺新春》。我喜不自禁。我知道赵老要我学猴子之勤奋与灵巧，多写好文章。这几十年来，我坚持不懈在我的“多思斋”里，“抱灯”夜战，常作时评，乐此不疲，直至二次退休，还未搁笔。
六、申石伽告示“谢客”
著名国画大师申石伽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对于韩愈的《师说》推崇备至，并身体力行。因我也当过12年中学语文教师，“师说”常成为茶余谈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初次登门，差点吃闭门羹。他门外小窗口上贴有一告示，上书“本人年老体弱，来访者恕不超过20分钟”。初来乍到，寒暄之后，未到正题，就得准时起身。后来探访多了，话题甚多，茶逢知几十杯少，我对他多年坚持“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东南西北风”，不参加社交应酬，闭门绘画的“怪人怪事怪脾气”才有所了解。
申石老画十万大山起家，多年画竹出名，有“竹王”美誉。他看不惯画界有些人多于应酬，懒于钻研画艺，粗制滥造，追逐市场的作派风气，索性足不出户，多年闭门习画，钻研青绿山水，故而有贴条谢客之举。但与我作忘年交之后，我才从多次超时访谈中获得了申石老的新“师说”、艺术观和“不白冤”。
那天在老屋“六步楼"，申老笑谈与老夫人寓“六步楼”二十七度春秋的难忘经历。1984年迁居幸福邨，他诗兴大发，寄我一首七律抒怀：“海隅浮家春复秋，南鸟三匝此栖留。诗情激荡半窗月，画笔纵横六步楼。病妇倚床常戚戚，佳客促膝思悠悠。今朝忽报云开日，觉有思情我白头”。难怪他的得意门生蔡天雄、许韵高要说：“到六步楼学画，耳畔就会响起陋室铭。拜申老为师，就说先学申老为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申老闭门谢客，全身心投入书画，传道、授业、解惑，懿言范行，足堪效法。”为了奖掖后生认真作画，他不仅乐于与学生同开画展，还把他40余件佳作的全部画酬捐作上海工艺美校的奖学金，每年奖给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颁奖仪式上，申老语重心长：“吾辈老矣，早已隐退。殷望诸位高足，快快成才，吾愿足也。”
或许正是爱生心切，个别学生拿着他的画作到海外抛售，惹出商业官司，市工商税务部门上门追税，一时弄得申老百口难辩。后来校方出面交涉，并以他主动无私捐助奖学金作证，后来不知怎的惊动了市政府，时任市长的朱镕基批示才了结此冤案。画坛、新闻界闻讯，无不敬佩申石老的人品高，画风纯。
正是有感于此，我曾多次在报上撰文：《申石伽的新“师说”》《申老甘寂寞，红“竹”也出情》。尤其是他针对画界出现的沽名钓誉、追逐钱财的画商作风，规劝画坛同仁“淡泊于名利，苦练基本功，倡导好画风，争当真画家”的诤言在《报刊文摘》转载后，不胫自走，颇获同行赞同。我亦从此悟出申石老“躲进小楼”，多年足不出户的良苦用心与感人情怀。
七、邓云乡红楼情结
与红学家邓云乡先生相识，是在杨浦区上海电力学院。他在该校教书，似并不出名。后来听陈从周教授介绍，方知邓老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诗、文作得好，书法也写得美，尤其对红楼梦研究颇有独到见解，有上海红学四杰之一的美称。有好几次，我到杨浦区一工房登门拜访，见他身居陋室，每晚要爬小梯上阁楼睡觉。但他以此为乐，用刘禹锡的《陋室铭》自励，说陋室有陋室的好处，能鼓励人抓紧时机读书、写字、作文、考证。为此，他送我好几本著作，有《红楼风俗谈》，还有《鲁迅与北京风土》。这些著作仔细读了，方知上海电院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也有大师名家。
1984年复天，报上陆续刊登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披露角色、招聘演员消息，不少青年来信问及：选择《红楼梦》青年演员为什么这样难？为什么不从已成名的青年演员中挑选？当时我请缨访专家释疑，赶到沪东，拜访红学家邓老，他时任电视连续剧艺术顾问之一。
他欣然受访，谈起不久前去向《红楼梦》剧组演员学习班的候选青年讲“红学”，说礼仪、谈服饰、讲古董、言官制，道园林、说工艺，讲得头头是道，小演员听得津津入味。他乐于向《青年报》读者透露没有报道的《红》剧主创关于演员选择的一些考虑。
“这些都是初选到北京来的各地青年演员，”邓老从影集中拣出一批照片，说，“他们都年轻，最大不过24岁，最小的年方16。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工人、营业员、大中学生都有，有的是已上过舞台，但并不出名。”邓老强调，编导们之所以不动用老班底，不从超龄的出名演员和适龄的新秀中物色《红楼梦》众多裙钗，而是大胆起用新人，正是出于这样考虑：新人亮相就能使电视观众认不出剧中人是生活中已出名的某某演员，而笃信她们真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这样“假作真”时，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邓老还举例说，王文娟是越剧中的林黛玉，其他同行再演“黛玉焚稿”，就很难超过她，其中就有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的缘故。《红》剧编导也想循此艺术规律，创造一批《红楼梦》人物的第一形象，让一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为我国的艺术魂宝《红楼梦》通过荧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实现人生梦想，绽放青春光华。
这篇邓老专访在《青年报》刊登后，曾激励不少上海姑娘勇敢报名，赴京应聘。翌年，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公映，青年演员的青春、靓丽、清纯，为人称道，邓婕等一批红楼新角就此走上剧坛、影界，证明了邓老的《红楼梦》情结之深情，起用新人初衷的正确。
遗憾的是，1999年冬，邓老偶感风寒，救治不及而驾鹤西去，令人扼腕痛惜。据正国说，邓老确因当《红》剧顾问，南来北往过频，对红楼小演员授课讲戏过多而致过劳。剧组导演在悼念邓顾问时都说邓老为《红》剧顾问，不但“问”了“顾”，而且不“问”也顾，顾得细致入微，为《红》剧倾注了心智和热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持续了好多天，每每见到片头顾问邓云乡的大名时，都会想到与之作忘年交时他为人的和蔼、治学的严谨、吟诗的激情、书法的飘逸。邓老“甘作春泥乐护花”的红楼情结感人至深。
八、胡铁生竹刻明志
胡铁老的招牌字，我在申城多有所见。也听说他是南下干部、军人书法家，解放后在沪上当过局长。有人引见，在他府上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1990年8月，收到“衡山石庐”来函，获悉胡老八旬书画展筹措就绪，不日开展，我欣然造访。交谈中，我发现胡老80岁再开画展，构思独特。他说：“在书画艺术中，‘无闯不特’。我的书画要体现自己的‘独闯’与‘特色’。”此次，他不是简单展览自己的书画作品，而是精选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力作，以显示其艺术追求的轨迹与个性。突出军事题材，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在艺术样式上，力求多侧面地体现诗、文、字、画、刻、印诸方面的功底与风格。我看胡老准备的书法作品，也不只是胡老的“铁”字。他的楷书、行书、隶书、篆书、钟鼎文，都写得规范、大气、秀丽，尽展风采。还有他拿手的漆刻、木刻、石刻、铜刻、刺刻的及景泰蓝、蜡染等工艺作品，也与众不同。尤其是他客厅里的一个艺术摆件引人眼球：一株一米多高、碗口粗的人面竹，斜插在红木底座上，俨然笑靥迎人。仔细端详，只见前后刻有两行胡体魏碑字：“生命的价值要用贡献来计算。”这是胡老的竹刻艺术珍品，也是胡老的座右铭、励志词、自画像，凸显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的军旅生涯，他的执政为民，他的处世为人，他的书艺画作，均可从这警句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晚辈后生，我感悟至深。在《新闻报》刊发的专访中，我衷心预祝胡老八旬书展圆满成功之外，还愿以胡老“生命的价值要用贡献来计算”来鞭策自己，好自为业、为生、为人。
与胡老相交数年，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值得追忆。那年，胡老患病住院治疗。我闻讯稍晚，立马赶去华东医院探望时，只见他坐在临窗的那张病床上，正在摆弄一只花盆，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细长小布条。仔细一看，数十个布条上，书写的都是至爱亲朋的来访者的名字。胡老一本正经地责备我：“阿忻，你来迟了。”我脸红地解释原委后，他笑口开了：“来了好，来了就好。”说完，他握笔蘸墨，写上了我的名字，把它系挂在那盆花的枝干上。他简述自己病情后，却关心起我的新闻工作来。还打开一卷宣纸，都是他新写的铁笔银钩书法作品，规定我只准选一幅，留下还要送来访者。这一情景，充分显现了胡老的为人，对人情、友谊的珍视，为人的平等，待人的友善，做事的诚信。他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熠熠生辉，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