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技术最多,自然科学之基础科学次之,社会科学最少。西书的选择、译书的顺序,主要由制造局总办及其上司两江总督等决定。
与江南制造局属于同一类型的机构,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也出版过少量与军事有关的西书。天津机器局创办于1867年,为了配合生产,局中翻译过一些军事兵工书籍,包括《陆操新义》、《水雷图说》等。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创办于天津,为配合教学,翻译、编写了《克虏伯电光瞄准器具图说》、《哈气开司枪图说》、《克虏卜量药涨力器具图说》、《克虏卜新式陆路炮图说》与《阿墨士庄子药图说》等书。
晚清官办编译局有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与江楚编译局,时间起于1864年,迄于1909年。这些编译局业务主要受地方督抚管辖,译员由地方督抚聘任,所出西书数量不算很多,其内容多属西学普通知识。其中,金陵官书局印行西学书籍有《几何原本》、《重学》、《圆曲线说》、《则古昔斋算学》等,浙江官书局印行西书有《日本学校章程》、《武备新书》、《日本武学兵队各校纪略》、《蚕桑萃编》、《理财节略》等。江楚编译局印行西书在各省官书局中最多,涉及面也较广,历史学方面有《万国史略》、《日本历史》、《日本史纲》、《埃及近事考》、《外国列女传》,政法方面有《政治学》、《英国警察》、《交涉要览》,经济方面有《经济学粹》、《经济教科书》,还有各种各样的西学教科书,涵盖格致、算学、地理、地文、地质、矿物、植物、化学、生理、修身、伦理等方面。
学部编译图书局成立于1906年,王国维等为编辑,主要工作是编译各种教科书,至1908年,编译成书55种,印书66种。遵循原则是初等小学最先,高等小学次之,中学与初级师范又次之。凡编一种教科书,兼编教授用书。译书选择的原本以英、日二国为先。编译图书局专设研究所,随时研究磨砺,以增长编译图书的能力,提高编译质量。
1904年至1909年,清政府为适应法律改革需要,由修定法律馆主持审定,翻译了三十多种刑法、民法方面的书籍,包括《德意志刑法》、《德意志裁判法》、《德意志民法》、《俄罗斯刑法》、《法兰西律书》、《比利时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美国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日本)现行法规大全》等。
输入西学的机构与工作其间具体从事西学输入工作的个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输入西学的取向,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个人的西学兴趣也会影响机构输入西学的内容。傅兰雅在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过程中,觉得英国人田大里(1820-1893)撰的《声学》很有价值,建议翻译,但是,管理翻译馆的官员不赞成,让他们继续翻译兵工制造之类的书籍。傅兰雅、徐寿等心有不甘,于是,利用晚上时间来翻译《声学》,并决定自费出版。书稿译成以后,傅、徐等将其呈给“更高当局”时,没想到“他们却对该书非常感兴趣和喜欢,立即同意以政府经费出版,并赔本销售” (注: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声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这“更高当局”应当是两江总督,其时过问翻译馆事务的除了上海道以外,两江总督是最重要的领导。翻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目录,除了兵学、工艺、兵制、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船政等实用书籍,还有一些离实用较远、属于基础学科的内容,例如《地学浅释》、《通物电光》、《佐治刍言》等,这些书的译出,很可能主要出于译者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官员的实用选择。
一般说来,清廷官办的这些介绍西学的机构,经费由官府出,译员由官府聘,译书由官府定,因此,所介绍西学多为官府所认为亟需引进的内容,与清廷仿造坚船利炮、了解世界大势、学习西方政法知识、变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途径相一致,介绍什么内容,先介绍什么,后介绍什么,是由这些机构性质决定的。
从清政府角度看,介绍西学本属被动之举,同文馆之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设立,都是在外交屡次受挫、军事方面屡吃败仗的情况下才起步的,既无通盘之设计、长远之考虑,亦无人才之储备,仓促上马,政府投入的经费也相当有限,因而在介绍西学过程中,为用而学、急用先学、无用不译的功利主义倾向相当明显。
众所周知,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乃至各门学科之间,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科、单门引进很难成功。比如,要引进坚船利炮制造技术,不光要了解采矿、冶炼、镀金、焊接等技术,还要懂得弹道、曲线、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知识,还要懂得与蒸汽机、铁路、轮船、兵制、训练相关的各种知识,既要有这方面的知识,更要有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才,极而言之,是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引进,割裂的、片断的、单科的介绍是难窥西学全豹、难得其精粹的。晚清官办机构对西学的介绍与引进,以今天的学科分类来看,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更轻人文学科。这样,在晚清中国的西学版图上,必然留下许多缺门与空档,而这些缺门与空档,是了解西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可能正是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地方。结果,这些缺门与空档,就由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民间机构来充实与弥补。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所传入的西学版图上,两个机构输入西学最多,一是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二是以传教士为主的西人所办的广学会,将这两家机构所介绍的西学书籍相比,差异很大。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应用技术、自然科学为主,广学会以宗教书籍、社会科学为主。广学会共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性书籍138种,占总数29.93%;非宗教性书籍238种,占总数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85种,占总数18.44%(注: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册,1973年5月出版。)。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论生利分利之别》等书,多关于西方近代国家变法史、兴亡鉴、教育学、经济学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学问,这些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版西书所缺少的,两者呈现互补态势。
三
晚清官办机构所介绍西书中,唯一显得特别的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税务司署是全国海关税务机构。这一机构虽属清政府,但长期由英国人负责。赫德自1863年起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海关本来不是专门传播西学的机构,但是,由于赫德本人对传播西学的兴趣,总税务司署在介绍西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80年,赫德让其中文翻译艾约瑟翻译、编写《西学略述》等西学启蒙课本十六种,由总税务司署出资印行,1886年出版。
这十六种西书,均属于西学基础知识。其中,《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译自伦敦麻密纶大书院(MacMillan & Co.)出版之《文史启蒙》丛书,是了解欧洲历史文化的简明书籍,其余《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等十二种是麻密纶大书院出版之《科学启蒙》丛书,原书都是英国使用广泛的教科书。《格致总学启蒙》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总体介绍,《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地志启蒙》是关于地质学、地理学的基础读物,《身理启蒙》是生理学读物,《格致质学启蒙》、《化学启蒙》、《天文启蒙》、《动物学启蒙》、《植物学启蒙》是关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与植物学的基础读物,《辨学启蒙》是逻辑学读物,《富国养民策》是政治经济学读物。这些书籍所包含的西学内容,除了少量的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学在此前的传教士出版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物中有所介绍以外,多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被介绍进中国,特别是《辨学启蒙》与《富国养民策》,在西方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为了弥补分门别类介绍西学知识可能留下的缺憾,艾约瑟还特地自编了一本《西学略述》,相当于西学概述。此书是博采众书编撰而成的,包括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哲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凡十卷。其中,《训蒙》卷包括字母、拆习字母、启蒙读本、书法、音乐等12部分。其中,《文学》卷包括西诗考原、希腊学传至罗马、词曲、口辩学、德国诗学等18部分;《理学》卷包括理学分类、希腊七贤、希腊理学三要、苏格兰理学等17部分;《史学》卷包括史学考原、释古文以识古史、国富无常、巴比伦古迹、欧人航海通商立埠等23部分;《格致》卷包括天文、质学(属于物理学)、地学(地质学)、动物学、金石学(属化学)、电学、化学、天气学(气象学)、光学、重学、流质重学(流体力学)、气质重学(气体力学)、身体学、较动物体学(比较解剖学)、身理学(属生理学)、植物学、医学、几何原本学、算学、代数学、历学(历法)、稽古学(考古学)、风俗学(地理探险)等23种学科的研究对象或历史概况,为了解西方科学门类及其演变史之纲要(注:汪晓勤:《艾约瑟:致力于中西科技交流的传教士和学者》,《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经济》卷包括富国、租赋、富民、国债、火车铁路、户口等15部分。
西学启蒙丛书是较傅兰雅编译的那套发蒙读物更高一层的读物,译编完成以后,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肯定。李鸿章为其作序,称“其理浅而显,其意曲而畅,穷源溯委,各明其所由来,无不阐之理,亦无不达之意,真启蒙善本”。曾纪泽称赞此书“探骊得珠,剖璞呈玉,遴择之当,实获我心,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能耳,实未始出此书所纪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檝、烛暗之镫炬欤”(注:曾纪泽:《西学略述序》,载《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光绪十二年版。)!这些书出版以后,在此后二三十年里,一直在持续产生影响,很多内容被选编进各类西学丛书中。
资料来源:
傅兰雅:《益智书会书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etc.published or adopted by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merly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1894。
在输入西学的具体过程中,由于输入者个人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兴趣爱好的不同,所输入西学内容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
作为美国传教士的裨治文,为了向中国人展现美国并非蛮夷之邦,把美国描写成人间乐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美国社会的黑暗面,这种淡化特别表现在对黑人的漠视和对印第安人的片面描述。裨治文把印第安人译为“苗人”或“土人”,描述他们的体貌、性格、生活习俗等。众所周知,随着欧洲白人移民的增加,白人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政策是无情地屠杀、剿灭,强占他们的土地,侥幸生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则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时,原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大部分已被消灭。但是,在裨治文的笔下,则被描写为:印第安人初见英国人,相与交好,欣然而击节,在欧洲移民的帮助下,印第安人逐渐开化,“有合省国人至,于是立国法,定章程,导之以士农工商之事,然后风俗渐开焉。至道光十六七年,有数排土人与合省国相斗,合省劝土人相和,尤劝之讲习礼仪而不可堕入恶俗焉”(注:[美]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六,原居苗人。)。对于这点,与裨治文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描述,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慕维廉在《地理全志》中,斥责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的暴行:东洲之民已得新洲之土,残暴地屠杀当地人民,“新邑几不啻地狱也”(注:这点为张施娟所发现并论述。见张施娟《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载龚缨晏等著《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四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输入西学机构,始于甲午战争以后,盛于庚子事变以后,数量过百,兴旺一时,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金粟斋译书处、南洋公学译书院、会文学社、作新社等。这些机构,或因爱国志士满怀忧国济世之情,或因牟利商贾见西书风行一时,或两者兼而有之,其创办时意图就很清楚,所以,各家出版书籍都有一定的目标。以开通民智为主旨的文明书局,所出版书籍以教科书著称于世;志在维新的广智书局,所出书籍多属变法变政之类;志在振兴教育的教育世界社,所出多属教育方面;湖北法政编辑社所出皆为法学书籍。书局既多,分工也自然形成。译书者的政治立场规定了译书的政治取向,力主反清革命的输入卢梭学说,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美国独立战史;鼓吹立宪保皇的,多译维新自治学说。至于那些专以石印西书牟利的书局,则喜欢从各家学说中,摘取片断,分类编排,形成各种以“大全”、“大成”命名的百科全书,诸如文盛书局的《中外时务策府统宗》,砚耕山庄的《中外策问大观》,袖海山房的《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萃新书馆的《西学三通》,著易堂的《天学大成》,鸿文书局的《中西新学大全》、《万国政治丛考》,鸿宝斋的《西法策学汇源》,慎记书庄的《西政丛书》,深柳读书堂的《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这些输入西学机构,数量既多,类别亦繁,出书数以千计,极大地丰富了西学内容,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利益的代表都有,这样,先前以出版科学基础知识、人文社会科学为重要内容的广学会之类的机构,就黯然失色了。广学会在1900年以后,在西学输入史上就乏善可陈,地位大为下降,让位于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这是中国社会比较全面输入西学(从日本引进的时称新学,其主要成份仍为西学)的结果。
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主持的机构、清廷官办机构、中国民间资本(包括留学生)设立的机构,这三类机构活动的时间,虽有交叉,但从总体上说,同治以前主要是传教士机构的天下,同治年间到庚子事变以前,是清廷官办机构与传教士机构并行时期,庚子事变以后,是民间资本设立的机构盛行时期。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重应用、轻基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的缺陷,被传教士机构作了弥补,传教士因此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政局中,以其通晓西学而影响中国政治走向。庚子事变以后,政府官办机构、传教士机构在输入西学方面,与民间资本相比,均退居次要位置。
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之输入西学,从局部看,是自觉的,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先引进什么、后引进什么,都有自己的考虑,但是从中国官办机构输入西学的全局来看,却是自发的。其时,主其事之政府官员,没有人对西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而也就无法制订出比较全面的、有长远眼光的输入西学的方案。对于西学有比较确切理解的传教士,倒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所缺的到底是哪一类西学,因而其所译编之西书,自教科书至《文学兴国策》、《泰西新史揽要》一类的政论书、变法书,很合中国有识之士的胃口。这是广学会的书比翻译馆的书在士大夫中更有影响的原因。
到了清末最后十年,西学如潮水般涌来,日本出一新书,中国即有一译本甚至多个译本,虽然从总体上说仍然缺少整体、长远的规划,混乱无序,但是,来源既多,输入自夥,对于中国来说,西学输入的问题,已经由广泛翻译转为精选细嚼了。
(责任编辑:陈炜祺)
点评意见:
文章对晚清输入西学中传教士和清政府官办机构这两类主体叙述具体翔实,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对第三类主体即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所述稍显简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其实社会影响最大最广。
第三类主体,一是致力于中国全面变革社会与政治的仁人志士,包括主张和平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等,主张革命变革的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朱执信、张继、冯自由等等,他们输入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等等各类学说;二是大批留学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他们为推动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建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输入了西方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各学科的理论性著作,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外国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输入中国。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从中汲取养料,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惜限于篇幅,文章未能在这一方面展开。希望作者就此另撰一文,加以论述。
点评专家: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