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曾任《文汇报》总编的曾敏之先生在《风范难忘》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话：
在广州，五十年代曾经流传过一段佳话，就是陶铸同志有一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周总理笑着问陶铸同志：“广州有一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能聘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谁吗？”
因缺乏调查研究就无从回答，陶铸同志难为情地望着笑容可掬的周总理。
“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
陶铸同志因周总理的启发受到教益，他后来与陈序经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
文化学、社会学家陈序经教授
陈序经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科获学士学位。1925年赴美伊利诺大学（Ubana校区）留学。该校成立于1868年，在美公立大学中曾排名第十位，是美国著名大学之一。陈序经在该校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德国的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做研究，回国后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因此他对中国和欧美的教育体系和教授治校的精神都很了解，具有国际开放视野，而不是坐井观天。陈序经留学美、欧多年，除英语外还懂德文、法文和拉丁文。他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都是德文和法文的原版，减少了翻译过程中的偏差。
教授治校
1948年8月陈序经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校长，聘一流教授，办一流学校，培养一流人才就是他不懈的事业追求。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周泽华教授说，陈序经办“岭大”有西南联大的作风，即学风好，兼容并蓄，只要有学问者都能容受。然而陈序经办学突出之处，乃是行教授治校之道。1984年5月笔者访问了“岭大”资深老校董林逸民先生，他指出陈序经在“岭大”办学的特点就是教授治校和注重学术研究。正因为他的治学理念和人格魅力，当时在“岭大”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知识精英。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推行教授治校并非易事，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宗教的影响。但私立岭南大学却给陈序经提供了机会。虽然“岭大”最初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博士于1888年创办，但不属任何教会管理，于1927年改为华人自办，仍采用美国大学教育制式，即岭南大学的教育体系基本是和国外大学教育接轨的。
“岭大”董事会选定校长后，要求校长对董事会负责任时，也赋予了校长很大的权力，最关键是校长拥有人事权和财权。这样陈序经才能真正实行教授治校，任命重要的教学与行政人员，聘请想要的名教授和学者，以实现把“岭大”办成学术水平一流的大学。为此他聘请既有学问又有行政才干的教授担任重要职务，共同治校。例如，聘请物理学、电子学专家冯秉铨任教务长；社会学家伍锐麟任总务长等。当年“岭大”有一批外国教授，多时有几十位，少时有十几位，还有交换生。冯秉铨和伍锐麟都留学国外多年，具备坚实的学术功底，精通英语，具备多国语言能力，有利于这所和国际大学教育接轨的学校运转。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要何应钦想到“岭大”住些时间，被陈序经拒绝，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陈序经校长在“岭大”有多大的权限，学校有多大的自主权，也可以看到陈序经校长不攀龙附凤的作风。
陈序经任“岭大”校长时，没有众多的副校长、副教务长、副总务长……教学行政机构很精简，工作效率很高。作为私立大学，其财政资源要靠自己解决，所以也绝不可能像后来的大学那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浪费人力物力，没有行政化、机关化、官僚化和产业化这些弊病。尽管陈序经手握大权，但他不独断专行，更注重集中知识精英的智慧，民主办校。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或“五人决策小组”。五位人选是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文学院院长王力、总务长伍锐麟、理学院院长高伦（H.S.Frank）。这五位都是具有博士学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前三位日后均被国家评为一级教授。他们虽然担任行政职务，但仍然进行教学或学术研究，充分体现教授治校精神。就是校长陈序经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也从未中断学术研究，而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例如他撰写了两百万字的《文化学论丛》、百万字的《东南亚古史》和近百万字的《匈奴史稿》等开创性论著，身体力行地推动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做到识才、器才、容才，知人善任，因此才能请到一流的、大师级的教授学者，受到教授们的敬重，同心同德为建设学校尽力。
教授治校是陈序经治校的重要理念之一。他说：“我这个校长是为教授服务的。”并说：“校长应由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所以他说他的衔头是教授兼校长。这是教授治校的精神，也是民主办校的思想。试想一个大学的校长也是为教授服务的，那么教授在大学的地位是最高了。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岭大”医学院谢志光教授需一台X光机，陈序经为他去银行借二十万港币购该机；陈寅恪教授的夫人因家事出走香港，陈序经亲自去香港请她回来；潘孝瑞教授高龄怀孕，陈序经请妇科专家林剑鹏教授为她接生。很多事例无法在此一一赘述，校长尚且如此，行政后勤更是应为教师服务。
他还说，他当教务长或校长，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他们教学。在他决定下聘书时，已经相信每位教授的教学水平，如不相信，就不会聘他。所以教授们讲什么内容，用什么参考书、课本，怎样讲，他都不去干预。教授们在教学上、学术上完全有自己的自主权，有学术自由。这是教授治学、治校之道，而不是官僚机关管理方式，也不会产生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端。
陈序经行教授治校另一重要方式是任用既有学问又有行政能力的教授担任各重要学科和关键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这里介绍“岭大”当年兼行政职务的几位有代表性的教授。
物理学、电子学专家冯秉铨
在“岭大”参与决策之一的冯秉铨教授，陈序经请他出任教务长，学者们认为他得选之至。冯秉铨教授于1930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到“岭大”教书。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回“岭大”任教。1940年他赴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42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直到1946年回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授。哈佛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成立于1636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大学，比美国建国还早一百多年，经常位于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之首。冯秉铨在国内、国外上的都是一流大学，又在哈佛任教多年，他渊博的学问和高深的学术造诣，从他日后被评为一级教授和在教育界的知名度可知。他不仅精通英语，还懂法语和德语，表达能力很强。
冯秉铨教授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对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改善学风至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很注重学术研究，在这方面他和陈序经有着完全相同的办学理念，有助于把岭南大学办成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在1957年他曾呼吁：“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见何时来？”
教务长的工作很繁忙，冯秉铨要花费很多时间从事教务工作，显然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他是位热心做学问的人，还要讲课培养研究生。尽管他白天为各种校务工作所缠，但他仍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做学问，在他的专业领域中不断探索。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
“岭大”重要决策人中，有声誉显赫的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陈序经聘请他当文学院院长和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幼年因家境贫困，读完高小后失学十年。但他很有志气，十年中自学成才，打好了国学的根基。1924年他入读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后转入国民大学就读。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全国招研究生，他考入国学研究院做研究生。一年后毕业，去法国著名的巴黎大学留学。巴黎大学成立于1261年，前身是索邦神学院，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1932年王力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撰写了《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创建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他的著作很多，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翻译家、诗人。他的法语和英语都很好。五人咨询小组中的富伦是美国人，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都用英语。
陈序经和王力自1938年到1946年都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所以彼此很了解。王力于1946年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已显示了他办学的才干和行政能力。在他的主持下，“中大”文学院成立了当时国内大学里第一个中国语言学系。1948年陈序经任岭南大学校长，得知王力欲离“中大”回清华大学任教，即聘请王力到“岭大”任文学院院长。王力先生到“岭大”后，史学大师陈寅恪、经济史学家梁方仲也应聘到“岭大”，加上文化学家陈序经，使“岭大”文学院师资力量大为增强。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王力、陈序经都被评为一级教授。2004年6月香港岭南大学还曾举行一次学术会议纪念四位前广州岭南大学著名学者，他们就是陈寅恪、王力、陈序经和容庚。其实像梁方仲、容庚这些学者，其学术水平决非一级或二级教授所能界定的。王力到“岭大”后不仅主持文学院工作，且参与校务工作，常参加校内外的一些会议和活动。
广州解放后不久，王力先生的学生朱光就到他家访问。朱光后来做广州市长。此后王力先后当了广州市的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这样他介入了广州市政务。
化学家富伦教授
陈序经任“岭大”校长后，聘请在“岭大”任教多年的富伦（H.S.Frank）教授为理学院院长及五人决策小组成员。富伦1902年生于美国宾州的匹茨堡。他聪明好学，十九岁即获匹茨堡大学化学硕士学位。该校也是美国名校之一。1922年他就到岭南大学任教。1925年他回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学位。1928年获博士学位后，仍回“岭大”任教，先后任化学系教授、化学系主任。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他随“岭大”迁港。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他被日军拘押，1942年释放回美国。从1942年到1945年，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聘请他在该校任教，并打算聘他为该校的终身教授。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在美国最佳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位。其化学系中好几个领域也是全美最好的。但是富伦放弃了在加州大学的优越条件，应岭南基金会的请求，于1946年仍回“岭大”任教，并任理学院院长。
富伦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化学领域广受重视。匹茨堡大学的J.Coetzee教授在一个纪念富伦教授的会上说道，如果富伦不是长期在海外（中国）的话，他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富伦教授在陈序经校长任期内，是“岭大”校内美国基金会的负责人。该基金会总部在纽约，其基金来自美国民间私人捐助，不从美国政府或教会取得资助。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到“岭大”任教的外籍教师的薪酬。到1951年2月为止，除了包令留（H.C.Brownell）教授是自1908年就到“岭大”任教外，富伦是在“岭大”任教最久的了。所以他对“岭大”的情况很了解。陈序经聘他为理学院院长，除了欣赏他的学术水平，也是因他对“岭大”的了解。
1951年2月，他和全体外籍教授离开中国回国。回美后，他被匹茨堡大学请去任教，并任化学系主任。此外，他曾任梅隆学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客座教授，该校也是美国著名的一流大学。可见富伦的真才实学和学术造诣，得到同行高度认同和敬重。1980年中国政府有关单位还请他重访广州，并协助恢复中美之间教育的联系。
社会学家伍锐麟教授
在“岭大”的决策人中，最不显眼者就是伍锐麟了。他是加拿大华侨，十岁随父到加拿大居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读小学和中学。他1922年赴美读书，考入伊利诺大学主修社会学，以优秀成绩获金钥匙奖。他读大学时家庭并未资助，全靠工读维持生活和付学费。在伊利诺大学他和陈序经相识。获硕士学位后他去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1930年毕业，取得牧师资格，也具有博士学位。同年他应聘到岭南大学教书，先后在历史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教书和做研究。担任过社会学系主任。1932年还和陈序经共同创办了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他自1930年到1952年在“岭大”任教。其中有几年（1943—1948年）曾主持广东国际红十字救济会（KIRC）。
伍锐麟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都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学校读书，所以他的英语非常好，在咨询小组的几位中国人中，数他英语最佳了。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美、加做牧师或教书。但他爱国，于1930年到“岭大”任教。其实像陈序经、冯秉铨和王力等学者，以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精通多国语言，在欧美都可担任教授，但他们和伍锐麟一样终身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献身。伍锐麟在社会学系无论任教或是做社会调查研究都很出色。有学者评论他当年做蜑民研究水平最高，所采用的实证方法具有开创之功。
伍锐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喜欢读书，不爱出头露面，正直廉洁，对工作很负责任。由于他在社会学系工作出色，所以KIRC找他去主持工作。在DIRC也表现出非凡的行政能力。KIRC在很多县都设有服务站，他经常不辞艰险带着财物到各基层站。一些地方交通不便，治安不好，他还得带着手枪自卫。这是其他教授没有的经历。解放后，他向人民政府移交KIRC的财物，账目一清二楚。外籍历史政治系主任包令留（H.C.Brownell）说他是一头勤勤恳恳为岭南大学拉车的老黄牛。1951年他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兼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水平也是勿庸置疑的。陈序经自1925年在伊利诺大学认识伍锐麟，1930年又在“岭大”共过事，两家又是连襟，对伍锐麟很了解。所以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后，即聘请了既有学问又有很强行政能力的伍锐麟为社会学系教授兼总务长和五人咨询小组成员。伍锐麟当总务长也是得选之至。伍锐麟在1948至1949年任“岭大”社会学系教授、总务长及KIRC工作，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难得的是，他在KIRC工作时，只拿KIRC给与的薪水，并未拿“岭大”的薪水。
有关学校一些重大问题，陈序经也常和伍锐麟商量研究。一些学校巨款也和他联名存入银行，他分担着至为重要的财物管理。例如，当年“岭大”有两笔分存在美国纽约万国宝通银行的两个户头，以岭南大学名义开户，属“岭大”校董会所有，两个户头均由陈序经与伍锐麟联署，几十年后这些存款被解冻，资助国内大学。可见陈序经和伍锐麟都是公私分明、非常廉洁的饱学之士。
除了上述几位参与决策小组的教授外，“岭大”还有不少既有学问又有行政才能的教授，杰出者如谢志光教授。陈序经聘请他任“岭大”医学院院长，和他同到“岭大”医学院的还有一批协和医学院的名教授，使“岭大”医学院成为当年全国声誉极佳、极具实力的学院。五十年代，“岭大”医学院有七位教授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如生物系主任容启东后来曾任香港崇基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后来也是一级教授。“岭大”共有十三位教授后来被评为一级教授。加上还有许多高学术水平的教授学者，使“岭大”成为学术上一流的大学。
教授治校的条件
从以上介绍可见，一个大学要能实行教授治校、治学，首先要从制度上提供保证。比如，校长要有人事权和财权，校长要从教授中产生，学校在行政、教学机构、学科设置、教授教师升聘、学校的管理上都要有自主权。学校可以取消折腾教师的机关化的十三级分级，所谓的博导也可取消，也无需有关机构搞得劳民伤财的学校评估，由社会民间对学校作出评价认可。校长要能像陈序经那样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可以拒绝高官政要的访问借住等，让大学按它的教育目的、性质、教育规律办学。
要实行教授治校，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有一批既有学问又有行政管理才能的教授。要知道，教授治校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培养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学生，和国外的大学接轨也是为此目的。像冯秉铨教授获博士学位的哈佛大学就有二十九位诺贝尔奖得主（截止2008年）。陈序经行教授治校的目的就是要把“岭大”办成一流水平的大学。前面介绍几位担任行政要职的教授，也是要说明这些都是一流的、学术水平很高、有开创性成就的教授，而且都学贯中西，在国内外一流大学受教育、教书或做研究，知道高学术水平的大学是怎样办的，而不是坐井观天，也不是凭空想象，也只有这样的教授治学才有意义。这样的教授不需用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讲的更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或最新的学术进展。
也只有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才能杜绝高校里的学术和物质腐败的丑恶现象。如现今有的学校，具备较高的行政职务者，就可以不教书、不做研究也当教授、博导，或垄断教学研究资源。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几位兼行政要职的教授，都具有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牺牲精神。在岭南大学，一位教师教授的待遇地位，完全是看该教师的学术水平、学术成就而定的，绝不是凭你占据什么官位。教授们都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为荣。参与行政工作，必然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为教育、学术献身的精神也难行教授治校。
还要看到，没有真正有学问的一流教授，也难以识才、器才、容才和知人善任。当年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多年并未拿一个高学位，可是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教务长张彭春和研究生院吴宓等人就能商定聘他为该校国学研究院的专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也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还派副教授休斯任他的助手。王力也是自学成才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如容庚也没有本科学历，自学成才，但考古学家罗振玉看了他的文章，推荐他去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王力在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老师赵元任建议下，毕业后去法国巴黎留学。他和容庚等人能日后成大师学者，都因有学问的教授鉴别、推荐和培养。平庸无能的官僚性大学机构，是不能识才、器才和容才的。上述事例，包括对“岭大”几名兼行政要职的教授的介绍，可以多少看到大学问家、大师级学者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是在怎样的教育体制下产生的。
当年“岭大”有很多以美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及交换生，“岭大”采用美国大学教育制式，各院系的领导都要能用英语会话。一位于1950年入读“岭大”医学院的学生说，当年基础的数、理、化、生物等都是用英文教学，只有中文课的冼玉清教授用中文讲课。专业课，如解剖学是中国教授许天禄讲，也是用英语讲课，参考书也是英文的。所以说岭南大学是和国外大学教育接轨的。当年岭南大学用不着找什么国外大学合办什么专业，也用不着拿国外大学发的什么文凭来提高本校声誉。
国内大学如打算采用教授治校的模式办学，希望前辈知识精英的办学经验，能给他们有所启示和帮助，办出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服务于我国的教育科技事业。祖国的强盛始终是知识精英们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