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县华盖寺石窟唐僧取经壁画初探

总结东千佛洞与榆林窟中的几幅取经壁画都不是独立画面，而是大幅变相中的插曲，其共同特点包括：出场人物只有玄奘、猴行者和白马；玄奘为青年高僧，着汉式大袖襦、长裙、田相袈裟，完全为汉僧风貌；他们均作行进途中巡礼朝拜情结，多数表现西游，白马空鞍自随，少数描写东归，白马驮经，猴行者负经[6]。敦煌石窟取经图与华盖寺取经图二者比较，相同之处有：1.皆绘有白马驮经、白马空鞍两种行进场面。2.西夏“玄奘取经图”中唐僧多呈双手合十朝拜状，华盖寺两幅取经壁画中唐僧的动作也皆为双手合十。二者的区别也十分明显：1.华盖寺取经壁画不再附着于大幅经变图像的边角，而是独立成幅，绘满释迦洞两壁。2.随着西游故事的流传与演变，壁画中出现了八戒、沙僧，由师徒二人一马变为四人一马。

取经故事里唐僧的原型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孙行者的形象起源说法不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中出现的“白衣秀士”（猴行者）即小说孙悟空的原型之一[4]39。《取经诗话》中还出现了沙僧的雏形“深沙神”，是沙漠的精怪。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形容沙僧“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色脸；长不长，短不短，赤脚筋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钵。撩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7]《朴通事谚解》和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都已出现猪八戒形象，后者记述其为“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生得嚎长项阔，蹄硬鬣刚，得天地之精华，秉山川之秀丽，在此积年矣。自号黑风大王。”{1}[4]101百回本小说中猪八戒的形象是：“黑脸短毛，长喙大耳，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系一条花布手巾。”[7]215

沙和尚与猪八戒的人物形象均不见于瓜州东千佛洞和榆林窟取经壁画中，却在华盖寺石窟中绘得栩栩如生。而四人一马的唐僧取经人物组合可能在元代已有，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描绘唐僧师徒西行场面的元代瓷枕{2}（图3）。《瓷枕与〈西游记〉》介绍：“枕成长方形，白地黑花，色泽鲜明，长四十厘米半，宽十七厘米半，前高十一厘米半，后高十五厘米{3}。上面绘唐僧取经故事，四角配菊花图案，前面画墨竹，后面画猛虎，两端绘饰牡丹图案{4}，枕底有阳文楷书‘古相张家造’印记。”瓷枕上绘的唐僧取经故事中，走在最前的是猴行者，手握长棒，双腿迈开，大步向前。猪八戒肩扛钉耙紧随其后，后面是策马扬鞭的唐僧，沙僧在队伍最后，手中无兵器，正在为唐僧撑举华盖{5}。华盖在唐僧取经图像中出现不多，杨讷《西游记杂剧》插图中也可以找到一幅[8]，此后相继问世的《西游记》小说的插图中却较少再出现华盖图像{6}。瓷枕上的人物形象生动，特征明显，但“画面上的孙悟空尚未束虎皮裙，猪八戒也不是大腹便便，沙和尚手中没有兵器，只是为唐僧打伞……”[9]这些同明代小说《西游记》多有出入，却也可窥见取经故事里人物角色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完善的痕迹。

在瓷枕上绘制取经图说明唐僧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基本定型并被人们熟识和喜爱，对比华盖寺取经壁画，二者有相当明显的区别：1.壁画中没有出现华盖。瓷枕中沙僧手举华盖，《取经归来图》中沙僧肩挑经书、手握兵器，《取经图》中沙僧肩扛兵器。2.人物排列顺序。瓷枕中师徒四人的顺序为：猴行者、猪八戒、唐僧骑白马、沙和尚（或从人）。而《取经归来图》的顺序是孙悟空、沙和尚、白马驮经、唐僧、猪八戒。《取经图》的顺序是孙悟空、唐僧、沙和尚、白马、猪八戒。而人物排序不同可能与收徒顺序有关，详见下文叙述。

山西省稷山县马村的青龙寺大雄宝殿内拱眼壁处有一幅唐僧取经图（图4），表现驮经东归场面。拱眼壁画位于青龙寺大雄宝殿内6幅拱眼壁画中的第3幅，虽面积不大，但独立成幅，人物、马匹、经书、风景皆有，三个取经人物为唐僧、僧侣和猴面行者，无猪八戒形象，推测绘制时间较早{1}。该壁画同榆林窟第3窟西壁南侧《普贤变》中玄奘取经图比较，相似之处有：1.猴行者小腿处均缚有绑腿。2.行者未持兵器，而是负责牵马。3.白马背上皆绘有莲花鞍鞯，上载经书，经书上方均绘有闪耀的光芒。4.两幅壁画均是唐僧走在最前，猴行者跟在后面，表明取经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唐僧而非猴行者。青龙寺取经壁画同华盖寺的《取经归来图》的主要差别也正与以上几点相关：第一，华盖寺《取经归来图》中人物形象刻画与青龙寺壁画有明显区别，如悟空手持金箍棒，足蹬战靴。第二，白马背上没有绘莲型鞍鞯，而是将经书直接放于马鞍之上，经书上方也没有表示光芒的线条。第三，孙行者在画中处于队伍之首，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第四，华盖寺《取经归来图》画面中人物为四人一马，青龙寺取经壁画为三人一马，且其中一人身份不明。第五，青龙寺取经壁画中有山石、树木等景物描绘，《取经归来图》中则没有。

四 华盖寺唐僧取经壁画的绘制时间

甘谷华盖寺的相关研究不多，对释迦洞唐僧取经壁画时间的讨论仅《甘谷华盖寺石窟》一篇。文章认为“图中唐僧头戴瓜皮帽，而这种帽子是清朝才出现的，具有典型的清代风格，是清朝人的一种便帽。根据这个特点，可以确定释迦洞的取经图应是清代所绘。”[3]156但瓜皮帽相传为明太祖所制{2}，作为一种“便帽”虽流行于清代，但并非清代才有。故仅凭瓜皮帽恐难作为壁画断代的依据，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壁画时间进行分析。

1. 壁画人物形象

华盖寺释迦洞《取经图》和《取经归来图》上各绘一组取经人物，从相貌特征和手持器物上能轻松地辨识各自身份。唐僧取经故事源自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真人真事，几百年来不断为后人创作而演变为百回本小说。自唐以来记述唐玄奘西行取经的古籍、戏曲包括：《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平话》、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尚无猪八戒[10]，《西游记》杂剧中已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3}。《朴通事谚解》中对“孙行者”的注释里写道：“……唐太宗敕玄奘法师往西天取经，路经此山，见此猴精压在石缝，去其佛押出之，以为徒弟，赐法名吾空，改号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11]蔡铁鹰先生提及明万历二年（1574）抄写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有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节目单记，“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净、白马，行至师陀国……”[12]加之元代取经瓷枕，包含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与白马的西天取经故事可能在元末便已出现并流行，明初已多见于戏剧、平话等作品中，因此，华盖寺取经壁画的绘制时间也应不早于元代。

2. 洞窟的重修记录

华盖寺三眼洞的洞窟不见题记，但旁边的无量洞却有若干。其中之一为门上方的序文：“特叙华盖洞约辟于元朝……”且“遭兵变，居民群避洞中，因村愚之不洁，致回禄之荡尽。”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始重修被损毁壁画[3]154-156。无量洞南、北两壁有功德主名单，周围用回形纹样装饰，名单盖住两壁部分壁画，南壁名单题有“乾隆二十七年伏地施金绅士庶善姓人等敬立”，北壁题有“乾隆二十七年各属施金客商绅士庶善姓人等全刊”。无量洞两壁壁画内容今天看起来依旧清晰，仅有小面积不规则坑状破损。

相比于无量洞，笔者认为释迦洞并没有在乾隆二十七年得到重修，壁画也未见得在此期间被重绘。首先，释迦洞内不论是窟顶、墙壁上均不见有类似无量洞内的题记。第二，相比于无量洞内重修后的壁画，释迦洞内壁画明显破损严重，同在三眼洞内的老君洞和千手千眼观音洞两壁原本也绘有壁画，今已无存，仅剩一点残片。第三，三眼洞墙壁和窟顶处多呈黑色或深褐色，壁画、墙体局部破损严重，也许因兵变时百姓在此躲避和生活所致{1}。第四，无量洞重绘前的壁画内容不得而知，现绘祖师出家、问道、成道的“连环画故事”{2}。若释迦洞曾在乾隆年间被重绘，或许也会参照无量洞壁画绘制更为形象生动的《西游记》连环画故事于壁上，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西天取经连环画取代相对简单的《取经图》、《取经归来图》。因此，笔者认为释迦洞和老君洞以及千手千眼观音洞应该未在乾隆年间得到重修，释迦洞两壁的取经壁画恐怕也并非绘于清乾隆年间。

3. 取经人物的站位顺序

取经图像中人物的排列顺序并非随意为之，因“中国古代人读书学艺，同门平辈称师兄、师弟；先进师门为师兄，后进师门为师弟。佛门自然也不例外。”[13]其徒弟间的顺序位次不可混乱。西夏的取经壁画中，取经故事的主人公只有唐僧与孙悟空二人。唐僧多于前礼拜，孙悟空同白马在后{3}，表示唐僧为取经过程中的主角，而孙悟空则扮演随从保护的角色。类似的排列方式还见于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取经壁画中，那时猴行者也未担任开路先锋的重要角色。元代唐僧取经瓷枕中，孙悟空挥舞着棍棒走在了队伍最前，身后依次排列了猪八戒、唐僧、沙僧三人，其排位顺序已同小说中唐僧收徒的顺序，这也正是杨光熙先生论证《西游记》杂剧早于取经瓷枕的论据之一[13]85-86。因为《西游记》杂剧中唐僧收徒的顺序为孙悟空第一、沙和尚第二、猪八戒第三，而华盖寺释迦洞西北壁《取经归来图》中人物顺序也为孙悟空在先、沙僧排列第二、猪八戒列队伍最尾，与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收徒顺序相符。虽然在东南壁《取经图》中唐僧与沙和尚的位置有所交换，但并未改变悟空、沙僧、八戒这一排列顺序。

山东章丘市张乙郎村大圣寺大殿南壁拱眼处绘有《西游记》故事连环画，包括战红孩儿、牛魔王等情节。其中西侧最后一幅绘师徒四人负经东归场面（图5），人物排列顺序为孙、猪、唐僧（骑白马）、沙，与小说《西游记》收徒顺序一致。据大殿梁上题记“大清光绪十一年（1885）岁次乙酉季春榖旦领袖乡钦大宾附贡生李星躔侄太学生毓兰等重修住持德行长老广传”知壁画绘于清末。此例或可从侧面说明华盖寺取经壁画的人物排列特点。

据以上讨论推测华盖寺两幅取经壁画绘制时师徒四人形象、特征已基本定型，但《西游记》小说可能还未成书。壁画人物排列顺序与《西游记》小说收徒次序有出入，很可能绘于小说写定之前。此外，小说中的猪八戒远比“默默无闻”的沙僧抢眼，壁画若绘于百回本小说成书之后，料想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角色安排在壁画的末端。

4. 唐僧取经题材壁画的分类及内容

如果将现存唐僧（玄奘）取经题材壁画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为边角取经壁画，如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取经图像，此类取经壁画多处于大型经变画的边角位置，不是画面主题内容，人物仅有猴行者、玄奘和白马（红马{1}），多作朝拜状。第二类为独幅取经队列图像，如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拱眼取经壁画。此类取经壁画独立成幅，人物呈队列式前行，以示西行取经或取经归来，队列式独立成幅的取经壁画可谓唐僧取经壁画的过渡时期。第三类为取经故事连环画式壁画，包括甘肃省张掖市大佛寺大佛殿取经故事画，兰州市天祝县东大寺大经堂两壁取经故事画等。该类壁画不仅为独幅，面积较大，而且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具体的故事情节，不满足于仅仅交待“西天取经”这件事情，而是把《西游记》故事内容“搬”到墙壁上，生动形象，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地让人回想起小说精彩片断，可看作是唐僧取经壁画发展的高潮阶段。同时，三类壁画也对应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间段：现存边角陪衬类均绘于西夏时期，取经故事连环画式壁画出现在清代，取经队列类壁画时间在二者之间，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形式不固定。华盖寺两幅取经壁画内容可归为第二类——独幅取经队列类。根据上述分析，华盖寺取经壁画应绘于明代中期前后。

小 结

甘肃省甘谷县华盖寺释迦洞内的两幅取经壁画，是甘肃省东部现存极为重要的两处取经壁画之一，它同平凉县红崖寺第4窟两壁的12幅取经故事画共同将河西地区所保存的诸多寺窟取经图像串联在一起{2}，形成了一条跟随玄奘法师西行足迹的取经图像流传线路。同时，华盖寺取经壁画的内容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取经图》与《取经归来图》既不同于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早期取经壁画的简单，又不同于张掖大佛寺、天祝县东大寺等取经故事连环画的丰富，比起稷山县青龙寺取经壁画的人物却又更加完善，同人们所熟知的小说人物形象相符合。这些都给予了华盖寺取经壁画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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