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少年往事，我其实是最早下海摆摊儿的，远远早于那些“富一代”。当然是盲目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冒险行为。
小时候，我特爱连环画，连环画俗谓“小人书” ，记得是一毛左右一本，几分钱一本的也有，最贵的也不过两毛。成套的有《东周列国》《岳飞全传》《三国演义》等，其后又有了《红楼梦》。我至今仍然爱好文学历史，也能嫉恶如仇、富有使命感和同情心，大概也是与此有关吧。至于《红松岭》《青松岭》《小雄鹰》等，现在还能记起名字，但内容早已忘却了。电影版本《特殊身份的警官》，那时是很受欢迎的。我还记得几位画作者，贺友直、施大畏、赵宏本。施大畏先生还经常在早期的《故事会》里做插图，今天不知道还有几人能记得起来。
还没上学以及上学初期，我以看图画为主。其后，学会了查字典，对照着“小人书”里面的文字查字音、查解释，逐步地认识了不少字，懂得了很多道理。那时，爸爸妈妈负担并不重，家庭开支不多，爸爸能挣不少的“副业”钱。每每新华书店来了新“小人书”，我就跟爸爸要钱买。那时妈妈很溺爱我，如果爸爸不给我钱，妈妈往往会站在我这边，帮我把钱要过来。
由于喜爱“小人书”，新华书店成了我的最爱，除了周一盘点不开门，每天都要去那里一趟，有时好几趟，几乎每次都是待到店员要下班关门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一闭眼睛，至今似乎还能闻到店里书的香味。
书店的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甚至在书柜底下发现一只硕大的老鼠，它快要死去，还在挣扎。当我告知店员时，她们尖叫着慌作一团。我骄傲地拿起扫把，把它勾出来，推到门口，一用力，把它扫到了大街上。然后，我故作镇静地指着橱窗里一本新到的“小人书”，问：“这一本多少钱？”店员说：“哪一本，《李陵牌》？”其实是《李陵碑》，说的是杨家将中杨业兵败后，在李陵墓碑前感怀，以头触碑身死的故事。可怜我当时只认识“李”字和“陵”字，店员念“碑”为“牌”，误导了我很久，直到学会了查字典才纠正过来。当时人们的文化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太痴迷“小人书”了，我吃饭时看，走路时看，睡觉前也要看。时间长了，居然对它有了一种严重的“饥渴感”。爸爸妈妈不可能每次都拿钱给我去买，可是书店又到了几本无比好看的“小人书”，怎么办？我得想办法了。那时的书店是封闭式的，不可能窃到，再说了，读书人是不耻于干这个的，我从小就懂。后来机会来了，是我的大弟弟启发了我。那时他非常贪吃，并非吃不饱，而是馋。如何弄钱解馋，“馋人”自有办法。爸爸几乎每晚都会洗澡，他把衣服挂在浴室门口的椅子上。一天，我看见大弟把手伸进爸爸的衣兜里，掏出了钱包。我远远地看着，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只见他打开钱包，挑了一张钱，从容地把钱包放回爸爸衣兜里。我的大脑充血，嗡嗡地响。怪不得他能经常弄来好吃的在我面前显摆。原来如此！我要告发他！但转念一想——于是，我也能经常有钱买“小人书”了。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我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弟弟解馋和我买“小人书”的经费来源彻底被切断了。
一天晚上，趁着爸爸洗澡，弟弟拿完了钱，该轮到我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紧张得要命，摸了一张钱就跑。等心情平静下来，一看，我惊讶得差点晕了过去。十元！我拿的竟然是十元！诸位，我以前只敢拿一毛的，碰上价格一毛以上的“小人书”，我只能分两次拿啊。十元，绝对是一笔巨款！要知道那时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是三四十元啊！我蒙了，然后决定放回去。结果，我正在放回去的时候，爸爸洗好了澡，来穿衣服了，我被抓了个现行……
后来，我很少有机会得到钱来购买“小人书”了，于是把自己的和别人的交换着看。我还记得，大家在扉页上都喜欢写上这么几句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再借很难。” 我用这种交流方式也看了不少的“小人书”。
某一天，大概是1979年的某个星期六。我盘算已久的摆摊儿即将开始。上午的课结束了，我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清空，装入连环画。一只书包装不下，我找来当时妈妈们普遍使用的“猪肚”包儿，这种包儿很大，大到我把装满了连环画的书包也放了进去。不过，我那时始终以为自己是用了两个包儿。太沉了，我的目的地是汽车站，好在它离家不是很远，大概是400米吧。这“两个”包儿，一路上，我时而扛着，时而拖着。终于来到了汽车站，我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摆摊儿。
那时的汽车站很小。车站的大门小得可怜，就一扇木门。今天我家底楼有三间门脸，回想起来，车站的大门还没有我家的一个门脸大。车不多，人却不少。候车厅里放了4列14张长木椅，两列背靠背摆放在大厅中央，另外两列靠墙摆放。我的地摊就在这里。星期六中午以后，往往旅客比较少，我的摊子可以在放在椅子上。一本挨着一本的连环画铺开了，真是“蔚为壮观”。星期天不上课，我早早就去，人多，只能摆放在地上，椅子是有人坐的。那时没有城管，但咱们得自觉维护市容吧。有旅客过来了，问：“小朋友，你的连环画可以看看吗？”“可以，看一本一分钱。”我的连环画出租生意就这样开张了。这生意总的来说还不错，记忆中，一天赚一元的情况不少。当然，大部分日子是只能赚一两毛钱，甚至只有几分钱的。因为我后来把摆摊儿的时间扩大到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后了，这时候车站里的人极少，售票员阿姨有时候探头探脑地看看我，眼神哀怜。最后一班车不发出，我是坚决不走的，因为我有为人民服务的执着的精神。我能耗得起，尽管我得回家做晚饭，但这里离家近。
很不幸，我在车站摆摊儿没能长期坚持下去。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遗失了不少连环画；二是有几个新人加盟汽车站摆摊儿，恶性竞争；三是我改行了，不再出租连环画，倒腾别的东西了。
对于遗失连环画，我是很敏感的，须知我一度爱书如命啊。因为我太小，有些旅客不遵守“君子协定”，给了一分钱租金后，卷走了我的连环画，我是血本无归。后来，我把弟弟也叫来看摊子，他一开始毫无积极性，后来在我“好好干，每次一颗糖”的允诺下，他有了一些兴趣，但条件往往是要先吃到糖。然而，当糖果化成糖汁流进他的肚子里后，他又“开小差”了。后来，我想出了彻底解决连环画遗失问题的办法：旅客来租的时候，我要他们付押金。遗失的问题解决了，但租看连环画的旅客也很少了。那时候的人经济贫困，岂是一个“穷”字了得？一毛两毛，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至于车站新加盟的几个人，我现在想想都痛恨无比，因为她们不遵守“市场秩序”，简直可以判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她们，我说的是几个老太，或胖或瘦，或高或矮。她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拥有干瘪的嘴唇，满脸的皱纹，由于长期不刷牙，满口的“黄屎牙”，口臭无比。心胸狭隘，谁先到就占据“黄金口岸”，后到的往往不服气，就开骂，直至动手掐脖子。对她们的恶劣行径，车站工作人员的态度，始而无奈，其后劝说，最后赶走，禁止摆摊。
几个老太被赶后，我也遭受“池鱼之灾”，不能再去摆摊儿了。其实，早在第一个老太参与进来的时候，我就萌生去意。因为我抢了她的生意，时时被她欺负，我打不过她。她很高、很胖，指甲长而且尖利。最要命的是她口臭，说话时还唾沫星子横飞，能弄你一头一脸。我害怕，是真的。
我终于不再去车站摆摊儿了，因为我有了新的“生意”。